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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课 没有人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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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秋雨:

  安史之乱发生那一年,李白五十四岁,王维五十五岁,杜甫四十几岁,而孟浩然已经死了十多年。由于他们,我们对于这个事件前前后后的人文生态有了感性的了解。我想知道,在你们的印象中,安史之乱前后,历史气氛究竟有些什么变化?

  王牧笛:

  安史之乱以后,中国历史的气魄小了,忧患多了;坦荡少了,心机多了;君子少了,小人多了。

  余秋雨:

  残暴和无赖一旦得势,就会使历史的品质走向低劣。我对于历史,一直不太在意别人很重视的话题,而特别注意历史的品质。

  例如对历史上的各种动荡事件,本有各自理由,但是为什么大家都对安史之乱那么讨厌呢?因为它的品质实在太低劣了。你看安禄山和史思明叛乱的时候,对普通老百姓非常残暴,见人就杀,见城就烧,见房子就毁,一看就知道是邪恶的一群。邪恶不仅对外,也对内。安禄山自己,才过了短短几年,就被儿子安庆绪杀了,安庆绪又被史思明杀了,史思明又被儿子史朝义杀了,史朝义最后自杀。在这个过程当中,史思明曾想投降唐朝,但投降之后不久又背叛了——这些事实足可证明,这些人真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自己内部的基本伦理,都没有建立起来。整体品质低劣,比他们的政治主张更加致命。

  在邪恶的追逐下,高贵的皇室也失去了高贵。安史之乱发生不久,长安城就沦陷了,唐玄宗只能出逃。在出逃的半路上他牺牲了杨贵妃。当时唐玄宗已经年迈,已经没有恢复高贵的丝毫力气。在这种情况下,唐玄宗作出两个决定:一方面让自己在扬州的儿子李磷守住江南;另一方面,同意西北的另一个儿子李亨继位,自己成为太上皇。这样才使唐朝得以维持,但已经没有雄健之气。

  文化要关注的就是这种“气”,这与历史学家的眼光很不一样。在历史学家看来,“气”太空泛,而对文化人来说,最值得捕捉的只有“气”。“气”的直接表现,就是文化气氛。

  王安安:

  我觉得盛唐的那种愉快气氛再也没有了,甚至对中国文化史来讲,这种愉快气氛再也没有了。

  余秋雨:

  对,历史失去了愉快。这很要命。

  费晟:

  另外,文化创造的制度环境也丧失掉了,中央出现宦官专权,地方出现藩镇割据,大量财富和文明成果被耗损,甚至毁灭。作为当时的文化人,不仅居无定所,而且失去了最起码的物质和精神的支柱。

  余秋雨:

  你说得很深刻,失去了“文化创造的制度环境”。这是文化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

  “文化创造的制度环境”建立很难,破坏却很容易。其中最主要的标准,是看几个代表性的文化创造者的处境如何。如果他们的处境无一例外地都不好了,那就证明制度环境已经破坏。

  我曾经在《唐诗几男子》的长文中详细地论述了李白、杜甫、王维这三个最重要的诗人在安史之乱中的狼狈处境,大家不妨找来一读。他们三人遇到的麻烦完全不同,但都很大,甚至到了致命的边缘。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当时已经形成一个难以逃遁的劣质环境。

  在三位大诗人的遭遇中,有一点让我非常震惊,那就是,当他们陷入泥淖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来救他们。李白的诗,在当时已经名满天下,大家都知道他只不过是接受王子李磷的邀请参与平叛,而没有什么不良行为。但是,当王子之间产生矛盾,他的读者们却全然抛弃了他。杜甫曾经描述当时李白的处境是“世人皆欲杀”,即普天下的人都要杀李白,认为他该死,这是多么可怕的情景!他那么多深入人心的诗句,那么多已成为读者自身文化的咏吟,居然没有引发人们一点点的怜惜之情,这就是文化创造者和文化接受者之间的千古隔阂。当然,也是“文化创造的制度环境”失落的证据。后来,他虽然侥幸获释,但,他的晚境,他的死亡,他的后事,包括他儿子伯禽的两个女儿的不知所终,都让人长叹。

  其实,杜甫、王维后来的处境也并不好。他们把那么多的美丽馈赠给历史,而他们的实际人生却基本无助。中国社会的这个毛病,一直未能有根本的改变。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创造的制度环境”,曾经偶尔出现过一抹晴意,而大多数年代都乌云密布。

  除了广大民众对文化创造者的漠然外,文化领域自身的嫉妒更是铺设了一张销蚀杰出、筛选平庸的大网,使优秀的文化创造者一直难于生存。只有当他们死去很多年,再也不会给人们带来嫉妒的理由时,才会被一一封圣称贤。因此,我一直认为,在中国,比文化创造更重要的,是文化卫护。

  大家都看到了,当历史伤害了什么等级的诗人,那么,这个等级的诗人便再也不会出现在历史上了。从此,不仅李白、杜甫不见了,李白、杜甫的等级也不见了。 北大授课——中华文化四十七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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