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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秋雨：

　　盛唐不再。这看上去好像是个悲剧，其实对文化来说倒是未必。光耀的时代虽然过去，唐朝还要延续近一百五十年时间。在一片苍凉之中，一种新的诗意出现了。

　　在一场大灾难之后，别的可以恢复，而文化却不可以用“恢复”一词，因为它必须以一种不同的精神状态向前延伸。大灾难之前的标准，可以用来衡量其他部门，却不可以拿来衡量灾难后的文化。

　　安史之乱后的唐代文化，首先是被一种悲剧气氛所裹卷，把这种悲剧气氛表达得最好的是杜甫。杜甫用他那支充满人性关怀的笔，把离乱之情、丧乱之景，写得无人能够超越。但是，再深沉的痛，也会被时间所疏离。在杜甫之后，一个在安史之乱发生时才十七岁的小伙子将首先对这场灾难进行更宏观的美学挖掘，那就是写《长恨歌》的白居易。

　　白居易是一位创作了近三千首诗的大诗人。他写诗，负有“兼济天下”的使命，又通俗易懂，大受民众欢迎。在传世的唐诗名句中，他的作品占了不小的比例。我本人并不太喜欢白居易的诗，在他的两篇著名叙事诗中，比较喜欢的是《琵琶行》。但是，不能不承认，白居易用《长恨歌》，把唐代历史和中国历史的大裂口，引向了故事化、情节化的情感审美之途。这是历史终于用文学方式告别灾难的一个信号。

　　相比之下，格调更高的是与白居易同年出生的刘禹锡。他的怀古诗写得最好，可谓空前绝后。中国文化中有一个庞大的主题是其他文化所缺少的，那就是沧桑之慨、兴亡之叹。这个主题，刘禹锡完成得特别成功。请读《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还有《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中国文人那么喜欢抒发沧桑之慨、兴亡之叹，与中国历史的连贯性有关。看来一切都变了，但是，能说“变”，是因为有一个不变的坐标。如果社会发生了彻底的巨变，传统语文不复存在，社稷家国无从参照，那么，连感叹的可能也没有了。因此，咏史而叹，其实是一种奢侈。

　　终于，我们要跳过很多诗人，直接到达晚唐，去面对李商隐了。我对晚唐诗歌有一种偏好，乍一看离开了国计民生的大课题，离开了风云变化的大空间，只是凉凉地、幽幽地、涩涩地吐露着个人的内心，却非常契合文学深层的那个角落。我相信，当代年轻人也会有这种感应。因此，我希望听听你们对晚唐的看法。当然，也可以倒溯到那位李贺。

　　王牧笛：

　　宗白华先生评价晋人之美时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我觉得后半句特别符合这种晚唐余风。那种情感匪夷所思，很隐晦，像是一种独语。你在看它的时候，觉得能体会那种情感，但又说不出来，语言变得苍白无力了。

　　刘璇：

　　对，比如李商隐的多首《无题》，就让我们在半懂不懂中玩味不尽。我背诵两首吧：“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这些诗对感情的摹写，只有用心地体会，心有灵犀，才能契悟。

　　王安安：

　　我也跟着背一首吧。那首著名的《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诗中写的“此情”是什么？能说清楚吗？只有留待追忆罢了。

　　吕帆：

　　我想起了比李商隐长二十多岁的李贺。他的诗，在丰富想象中有一股阴森森的鬼魅之气，都不让人畏惧，只觉美丽。例如他写过一首诗叫《苏小小墓》：“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珮。油壁车，夕相待。冷翠烛，劳光彩。西陵下，风吹雨。”李贺还写过不少神鬼世界的诗，都很美。但他的诗好像不应列入晚唐，要更早一些。

　　余秋雨：

　　我没想到你们会流畅地背诵这么多诗，是昨天晚上临时准备的吧？不过我刚才看到了，不管准备没准备，在发言中能够背诵一些好诗的年轻人是很耐看的。无论男女，都是这样。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在背诵的时候，一种最高等级的古典美丽，被兴高采烈地召唤到了自己的眉眼之间。当然，要背诵的必须是好诗，好得让人觉得应该背诵，那就自然了。如果磕磕巴巴地背诵几句并不精彩的古诗，那就有低质卖弄之嫌。

　　对这些诗，我想谈一种感觉。李白、杜甫的诗能裹卷我们，但是李商隐、杜牧的诗却没有这种裹卷力。读他们的诗，我们似乎在偷窥远窗的身影，影影绰绰、扑朔迷离又风姿无限。有的诗句也能让我们产生自身联想，但那只是联想，而不是整体共鸣。

　　晚唐的诗，不要求共鸣。这一点显然冲破了文艺学里的好几个教条。晚唐的诗，只让我们用惊奇的目光虚虚地看、片断地看、碎碎地看，并由此获得另类审美。这有点像欧洲二十世纪美学中那种阻断型、陌生化的审美方式，别具魅力。

　　产生这种创作风尚的原因，与时代有关。豪迈或哀愁的诗情已被那么多大诗人释放完了，如果再释放，显得重复，也不真切。为什么会不真切？因为整个社会已失去盛唐气象。因此，尽管很多二流诗人还会模仿前辈，而一流诗人则必然转向自我，转向独特，转向那个与社会共同话语脱离的深秘领域。这里，文学建立了一种新的自信：即使不涉及社会共同话语，也可能创造一种独立的美。现在我们知道了，这种独立的美，反倒纯。

　　从初唐、盛唐到晚唐的诗歌发展模式，我把它看成是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出现的轮回规程。从气象初开到宏伟史诗，再到悲剧体验，再到个人自问——这个模式，反复地出现在世界各地成熟文学的每一个发展段落中。

　　我们这样来讨论唐代文学，当然遗漏了很多重要人物和重要作品。例如，散文领域的韩愈和柳宗元。尤其是韩愈，在中国文化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但是，散文不如诗歌经得起隔代传递，而韩愈的文学主张我又不喜欢。在很多情况下，不少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学现象渐渐暗淡，我们没有必要抗拒时间而把暗淡了的一切重新照亮。后代的文化史目光，应该尊重时间的选择。

　　对于下一个跳跃，我想以一个问题开始。我们现在要选一个唐朝灭亡之后出生的人，来作为唐代文学最抢眼的余光，你们能猜出这是谁吗？

　　王安安：

　　当然，李煜。

　　余秋雨：

　　当然，李煜。他的帝王权位和他的文学成就，如此矛盾地并存于一身，在世界文化史上都是奇迹。

　　李煜在文学上的最大贡献，在于为中国诗歌的一种重要体裁——词，树立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李煜把词从民间演唱上升到了士大夫的艺术等级，甚至进入到最雅致的美学高地。事实证明，在他之后，这种文学体裁可以无愧地与楚辞、汉赋、唐诗比肩了。甚至有人认为，连后来宋代的辛弃疾、李清照，也都只是李煜的余风。

　　作为一个无能的帝王，他在生活中是那样的多愁善感，那样的风花雪月，那样的无奈窝囊，但是他的词却堂堂正正地属于豪放派。即使在悲哀的时候也是一片故国山河，而且语言干净利落，晓畅明白，直达人心。

　　皇帝或者政治家中也有喜欢写诗的，有些也写得不错，如刘邦、赵匡胤，因为他们的生命力很强健，直接体现在文化形象上也豪迈可喜。如果要在帝王的诗作中作一个优劣排列，我说过，即使是曹操的儿子曹丕也只能是第二名，第一是李煜。

　　本来，皇帝作为“孤家寡人”，内心情感无法与民众沟通，一个逊帝的悲哀更难被常人感应，但他的手笔实在高明，让孤独之声变成了人世共鸣。

　　正因为李煜如此重要，我想对他在文学生态和政治生态上的矛盾多说几句。因为这是文化人类学中的一个极端性的重大例证，很值得研究。

　　李煜做皇帝的糟糕程度，几乎是让人生气的。他做的有些事情是不可容忍的，例如害死了很多直言的人。在军事上更是乱成一团，完全不知道怎样去面对赵匡胤已经建立的宋朝。赵匡胤劝李煜投降，答应在汴京给他建造宫殿，李煜完全不能审时度势，不知道该怎么办。赵匡胤觉得他实在不听话，就只能打了。渡江的时候，宋军把船连在一起将整个长江贯通了，部队浩浩荡荡地过了江。但李煜身边的几个“知识分子”告诉他，看遍中国的历史书，没有把船排起来过长江的例子，李煜就放心了，直到他很快被宋军包围。

　　投降的场面很屈辱。上身要全部裸露，跪下来接受宋军对首都的占领。然后坐着船，在雨天北行，到现在的河南商丘一带再转道汴梁，即现在的开封。在那里，赵匡胤举行了隆重的受降仪式。所有李煜带来的大臣、官员全部穿上白衣服，慢慢地朝着受降台走去，齐齐下跪。赵匡胤以非常高的姿态说，我们现在终于走到了一起，宋朝在文艺上有点弱，李先生的词写得不错，需要你这样的人才来带动文化的发展。按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让李煜当了个挂名的“文联顾问”。

　　赵匡胤还封李煜为“违命侯”，因为李煜违反过他的命令。说起来，赵匡胤也算是中国历代统治者中特别尊重文化人的一位皇帝，他也知道李煜的文化价值，但他实在太不喜欢政治上的李煜了。李煜在赵匡胤眼中不是一个对抗者，而是一个游移、无信、阴涩的政治人物，因此要用政治手段加以鄙视和污辱。在这一点上，李煜的两重性引发了赵匡胤的两重性。

　　但是，直到这个时候，在政治上已经彻底失败的李煜，仍然是雄视千年的文学家。他的有些句子，几乎所有的中国读书人都能随口吐出，成了极为珍罕的中文“语典”。例如“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等。这些句子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感染力？因为他善于捕捉最典型的图像，又善于运用最贴切的比喻，来表达一种苍凉的无奈，结果一气呵成，一字难改。

　　从李煜的词，我又联想到，他在还没有败亡前，曾派画家顾闳中去刺探韩熙载的生活情况，结果产生了《韩熙载夜宴图》。从政治上着眼，这是一个愚蠢可笑的举动，但从文化上着眼，却在不经意间酿造出了艺术杰作。这与李煜本身杰作的产生，出于同一规律。

　　李煜的经历告诉我们，杰出的艺术常常是人格分裂的结果，甚至是政治荒地上的野花。一切都志得意满的人，很难在艺术上成功。

　　李煜的经历还告诉我们，艺术家只是艺术家，让他们从政很可能导致彻底混乱。我们不能把艺术上的好感和恶感，推衍到其他领域。诗人很浪漫、很自信，以为自己什么都能做，其实他们真正能做的事业，也就是写诗。

　　这不是贬低他们。诗人一旦拿起诗笔，就有可能成为世间的精神星座。即便是再成功的政治家，也会虔诚地吟诵他们的诗句。 北大授课——中华文化四十七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