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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秋雨：

　　我们在说到云冈石窟时，已经绕不过其中的内容——佛教。其他一系列重要石窟，也都与佛教有关。佛教在中国的山河间以这么宏大的规模处处呈现，是一个让人吃惊的文化事件。这是因为，佛教对中国来说完全是一种外来文明，而中国自己的文化浓度已经很高。

　　请大家想一想，如果佛教所在的印度文明是一种片段存在，那么，它的局部外移也就不奇怪了；反过来，如果佛教要传入的中华文明是一种松软存在，那么，它被另一种文明成片成团地渗入也就不奇怪了。但是，无论是印度文明还是中华文明都早已高度成熟，各有自己严整的体系，照理很难再产生结构性的大吐大纳。但是，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居然产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

　　所以，今天我要问大家的问题很艰深：中华文化接纳佛教，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

　　王牧笛：

　　我觉得是必然的。首先，在中国文化中，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没有真正的宗教性和信仰力，这就是大缺口。儒家讲圣人，道家讲真人，但都只是在生命范围内兜圈，唯有佛教讲到成佛，跳脱轮回，才具有对生死的超越性。

　　丛治辰：

　　牧笛讲得这么高深，我倒觉得佛教的门槛很低，即使不识字的老太太也可以说我信佛。但儒家、道家不同，它要求人们有一定的知识素养、文学修养，这是它们难以飞入寻常百姓家，为大众所接受的原因，也是它们给佛教留下的缺口。

　　裘小玉：

　　我觉得魏晋时社会比较动乱，而法家、儒家关注的主要是官方等级思想，比如当时流行的玄学，就只关注上层社会的士大夫阶层，而佛教比较关心百姓疾苦，他们让人追求来生，追求涅槃，让普通人产生美好的愿望。

　　余秋雨：

　　说得不错。佛教比中国的儒家、道家、法家都更关注寻常百姓。我们前面说过，墨家按理也是关注寻常百姓的，但那只是从上面、外面对百姓的保护性关心，而不能让百姓自己获得身心安顿。然而，怎么才能让百姓获得身心安顿呢？这还是要从佛教的内容上找原因。而且，我必须提醒大家的是，佛教并不仅仅是一种平民宗教，很多王公贵胄、博学之士也都笃信。可见，它确实具有中国文化原先缺乏的思想成分。

　　王湘宁：

　　秋雨老师，我来自新加坡，我们那里除了佛教徒之外，还有许多人信奉基督教和***教。和他们相比，佛教队伍显得比较宽容，没有什么“异教徒”的概念，对“苍生”一团和气。而且，佛教艺术很有魅力，佛经里面的许多非常有意思的小故事也很能打动百姓的心。

　　王安安：

　　中国原始文化里也不乏打动人心的故事啊。但我记得秋雨老师曾经在哪里说过，佛教的特点在于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对人生本身的关注。“什么是人生，什么是快乐？”这些终极问题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意义，能回答这些问题的只有宗教。我不得不说，这正是中国本土文化从未真正面对过的问题。

　　余秋雨：

　　你们各位观察的角度不同，但都说到了点子上。我综合一下，那就得出了大家都能接受的结论：佛教既填补了中国本土文化在传播上的重大缺漏，又填补了中国本土文化在内容上的重大缺漏。它的进入，是必然的。

　　但是，这毕竟是人类两大独立文明之间的磨合，有一段时间，“磨”得相当费劲，“合”得颇为艰难。这个过程，我们如果放开讨论起来，话题又多又复杂，会耗费太长的时间，那就让我匆匆概括几句吧。

　　我想大家都听说过中国自北魏太武帝开始曾出现过几次“灭佛”事件。由于事情由朝廷发起，对佛教造成的伤害很大。有些历史学家过于强调了道教在这些事件中的作用，那对道教是不公平的。道教是一个纯粹的中国宗教，它的创立和佛教在中国的立足几乎同时。道教既有深厚的文化渊源，又有广阔的民间背景，一开始就有不小的社会号召力。在统治者眼中，道教很容易与黄巾起义这样的农民运动连在一起，因此也曾经受到统治者的禁锢。到两晋时期道教重新有机会兴盛时，佛教已经非常壮大。这就产生了两种宗教之间的对立情绪，那个太武帝由信奉佛教转而信奉道教，又怀疑佛教与农民起义有联系，就下了禁佛令。其实，后来统治者的灭佛、禁佛，又常常与打击道教同时进行，最实际的理由是僧、道人员太多，作为一个庞大的非生产人口而成了社会负担。

　　佛教在文化上遇到的真正对手，是儒家。佛教的“出家”观念与儒家所维护的家族亲情伦理严重对立，更没有“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按照佛教的本义，这种抱负是应该“看空”、“放下”的。由此可见，儒家不是在具体问题上，而是在“纲常”上，无法与佛教妥协。而且，从孔子开始，儒家对于尧、舜、禹、夏、商、周时代的“王道”多有寄托，而那时候佛教还没有传入。任何一个皇帝的灭佛命令，到太子接位就能废除，但儒家的纲常却很难动摇。你们都读过韩愈的《谏迎佛骨表》，那就是代表着儒家文化的基本立场，在对抗已经很强大的佛教。

　　这场对抗的结果如何呢？大家都知道，既没有发生宗教战争，也没有出现重大湮灭。反而，实现了精神文化的良**会。佛教进一步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而儒学也由朱熹等人从佛教中吸取了体系化的理论架构之后完成了新的提升。

　　现在，事情又回到了我们谈话的起点，佛教究竟凭什么在中国形成这么大的气候，最后还融入了中国文化？

　　对于这个问题，我已经写过一篇文章，几家权威的佛学刊物都转载了，你们也许已经看到。我找了四个答案——

　　第一，别的学说虽然也会涉及人生，却不会集中地关注人生。只有佛教，全部聚焦于人的生、老、病、死，研讨如何摆脱人生苦难。表面上看起来，世间大事是朝廷社稷、征战胜败、门庭荣辱。但佛教坚定地认为，那些都不重要。结果，反把最高贵的人和最低微的人拉到了一起。

　　第二，佛教经典很多，教义很深，但基本立论却干净利落，鞭辟入里，不像其他学说那样绕来绕去说不透彻。例如，佛教断言人生是苦，苦因是欲，灭苦之途是建立“无我”、“无常”的觉悟……这种痛快劲头，让大家觉得醍醐灌顶。

　　第三，佛教因戒律明确，为人们显示了参与规则。乍一看，戒律是一种阻挡，其实就像栏杆、篱笆、围墙，反而证明它切实存在，可以进入。相比之下，要成为儒家的“君子”却只能意会，好像没有障碍，但难于步履清晰地拾级而上。

　　第四，佛教有一个严整而可以辨识的弘法团队，他们有序、集中、大体统一、代不绝人，成了佛教教义的人格示范。

　　以上这四点未必准确，却来自我自己的切身体验。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出生在浙东农村，那时一片兵荒马乱，盗匪横行，走再远的路也找不到一个识字的人。因此，也丝毫不存在现在不少文化人幻想的那种人人都懂得《论语》和《三字经》的景象。唯一的文化缆索，就是小庙、袈裟和天天念经的妇女。她们读不懂佛经，但从僧侣们的行为中知道了一些基本佛理和戒律，由此觉得有了依靠和指望。而她们作为当家人，又强有力地影响着一个个村庄。我的这个记忆，被很多来自不同地域的长辈和同龄人所印证。例如前几年我在台湾佛光山与星云大师举办公开对话会，我的童年印象与他的童年印象惊人相似，而我们的家乡并不在同一个省份。这些不谋而合的记忆，大体可以说明佛教在辽阔土地上的超常生命力。

　　供你们参考。 中华文化四十八堂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