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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文已经说明，伟大作品的深刻追求，未必让多数读者和观众看“懂”。但对此我必须立即说明，艺术的伟大不同于哲学的伟大，在于即使不“懂”，也要尽可能地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很多伟大艺术的覆盖面，远远大于能够真正欣赏它们的群落，就因为它们都具有一种正面的“泛化误读功能”。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不少民众喜爱欧洲古典主义音乐，只觉得好听，而完全没有领会其中的宗教精神。同样，他们也会把凡·高的油画当作一种色彩亮丽的装饰画，而完全没有领会其中的生命挣扎。这种现象常常受到某些具有“伪贵族”气息的文化人嘲笑，而我却觉得很正常。这就像，即便文化层次很低的人也会觉得晚霞很美，尽管他们完全不知道光学原理和气象构成。在美的领域，“泛化感受”的天地很大，其中也包括“泛化误解”。而且，越是伟大，越容易泛化。

　　泛化，是由不同层次组成的。我经过长期研究发现，很多伟大的艺术作品在有意无意之间，构建了不同的泛化层次，让不同的接受者自由安顿。甚至，有时也会故意提供“泛化误读”的层次，让接受者即使误读也没有脱离美的控制。

　　很多艺术评论家和艺术学教授为什么那么令人厌烦？因为他们总是试图取消“泛化误读”的空间，使审美变得单一、刻板、枯窘。其实，他们以“正确”的面目导致了更大的误读。顺着我前面有关晚霞的比喻，那天傍晚，很多孩子面对晚霞设想着童话世界，很多老农面对着晚霞讲述着迷信传说，没想到那些艺术评论家和艺术学教授突然出现了，宣布孩子和老农的错误，开始讲授“正确的晚霞知识”。结果会怎么样？孩子走了，老农走了，晚霞也消退了，眼前是一片黑暗。

　　我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在美的领域，确实有太多制造黑暗的评论家和教授。而且他们脾气很大，声音很响，因为身处黑暗，不能不这样。

　　只有鼓励泛化感受、包容泛化误读，才能问鼎伟大。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我还请大家恭敬地联想一下宗教。那些著名的宗教，信徒成千上万，其中多少人能够准确地读解《圣经》、佛经和其他神圣的经典呢？但是，即使不能准确读解，也不失为忠诚的信徒，也受到宗教的接纳和关爱。我童年时在乡间，很多佛教徒并不识字，当然读不懂佛经，他们的信仰中又包含着大量的迷信误读，但这恰恰是佛教的伟大所在。在这一点上，艺术的伟大和宗教的伟大，有点近似。

　　那就回到艺术创作的问题上来吧。一部伟大的作品，如何故意设置内外层次来安顿泛化感受和泛化误读呢？我想举莎士比亚的作品《李尔王》来作说明。

　　《李尔王》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是从年迈的国王李尔分国土给三个女儿开始的。他在分国土之前，希望女儿们能在宫殿上当众讲几句他爱听的话。大女儿、二女儿用非常夸张的语言宣称，自己对父亲的爱超过自己的生命，世界上一切快乐都比不过自己爱父亲时的感受。小女儿考狄利娅则只是平静地表示，她会尽女儿的本分去爱父王，不多也不少。所谓“不多也不少”，是指她还要留下一部分爱给未来的夫婿。

　　李尔王平日很喜欢小女儿，但今天却对她的话非常震怒，要她收回。小女儿觉得自己并没有错，于是，李尔王当即做出了蛮横的决定，国土一分为二，只分给大女儿、二女儿，小女儿则分不到一寸土地。

　　以下的情节是，失去了权力的李尔王受到了大女儿、二女儿的轮番驱赶和欺侮，而渐渐精神失常；嫁到了法国的小女儿闻讯前来拯救父亲，却遭到了残害。疯狂的李尔王抱着小女儿的尸体说：“哀号吧，我要用我的哭声震撼穹苍，她是一去不回的了。”很快，他也死了。

　　这个悲剧，一般地看，是一个糊涂的父亲看错了自己的两个坏女儿、一个好女儿。这是任何人都能感受的故事，观众看到受宠得利的两个坏女儿如何一步步地把放弃了王位的父亲活活气疯，看到受屈而远去的小女儿终于赶回到可怜父亲的身前问一句：“父亲，您还认识我吗？”再铁石心肠的人都会动情。即便是中国的乡间老妪，也会为之拭泪。

　　广大观众在领受大善和大恶的强烈对比之余，同时也会看到一个家长不辨忠奸所造成的祸害。这是《李尔王》几百年来给予社会的基本印象。

　　但是，问题来了。

　　第一，李尔王看错的，并不是朝廷高官、国外使臣，而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大女儿、二女儿的虚伪，不可能在短期内形成；小女儿的忠贞，也不可能难于识别。如果李尔王一直不与她们住在一起，那还情有可原，但实际情况又不是这样，李尔王天天看着她们一步步由小孩变为大人的。在这种情况下，父亲把三个女儿看错，很不合理。

　　第二，如果李尔王已经昏聩，那还能勉强成立。但是，在他分国土的那天，显然头脑清醒。他懂得及时退位，并自动放弃权力；他在没有儿子的情况下愿意把国土分给女儿——这一切，都说得上英明。一个英明的君王阅人无数，居然看错了朝夕相处的女儿，这怎么可能？

　　第三，如果朝廷上无人劝说和阻止，那还可以解释成在恼怒之下的一时冲动，但劝说和阻止者及时出现了，特别是大臣肯特，不仅身份显赫，而且用语强烈。除肯特外，还有宫廷丑角即“弄臣”的慧语黠言。但李尔王不仅没听，反而对肯特问罪。

　　以上这三个问题叠加在一起，莎士比亚几乎成了一个为了追求戏剧效果而不顾正常逻辑的剧作者。这样的错误如果由一个初写剧本的青年作者来犯，那还说得通，但这是莎士比亚，而且是充分成熟的莎士比亚。退一万步，这样的错误如果出现在莎士比亚随手一写的粗疏剧作中，那也能让我们痛苦接受，但这明明是他的“四大悲剧”之一，是他走向伟大的里程碑。因此，就无论如何也无法做出圆满回答了。

　　那么，这儿必有隐情，这儿必有潜藏。只有潜藏在后边的内涵，才合乎莎士比亚的真实水平，才合乎世界名剧的真正高度。

　　我读到一位欧洲导演对《李尔王》的阐述，才明白发掘这种潜藏的内涵是高层艺术家的一种默契。

　　简单说来，在分国土的那一天，李尔王心里很清楚，大女儿、二女儿讲的是假话，小女儿讲的是真话。但是，他还是明确地褒奖了虚假，严惩了真诚。

　　在中国古代朝廷上，皇帝在怂恿奸臣、虐杀忠臣的时候，心里也很清楚，奸臣说的是假话，忠臣说的是真话。

　　莎士比亚不小心把全世界的朝廷悖论全都囊括在里边了。

　　皇帝为什么要杀忠臣？理由是，处于君临万方的极位之上，真实和真诚对他无用。他需要的，是排场，是仪式，是典礼，是脸面，是一种言不由衷的欢呼，是一种歌功颂德的安慰。那天在朝廷之上，大女儿、二女儿符合了他的这种需要，而小女儿则破坏了这种需要。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才能让他感受到真实和真诚的需要呢？答案是，在他被剥夺极位，成为普通人之后。莎士比亚果真这么做了，李尔王被剥夺了一切，剥夺得非常彻底，甚至成了“人类在草昧时代一个寒碜的**的两脚动物”。只有在这个相反的极端上，他才感受到了普通人性的重要。这个差异实在太大，因此他疯了。他已经做不了正常人，却以生命的突变验证了正常人的价值。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莎士比亚作为一个伟大人文主义者的应有等级。

　　认识他真难，但我们终于认识他了。英国人文主义运动的第一号人物，当然有他特别的深刻性，但他又有一副最通俗的外表。

　　莎士比亚藏在作品内层的等级不是猜测出来的，而是留下了太多的证据。例如，在分国土的当口上，李尔王面对小女儿的忠实勃然大怒，说：“那么，就让你的忠实做你的嫁妆吧！”可见他当时完全不需要忠实。因此，当小女儿在最后见到他时喊一声“您还认识我吗”，就包含着对忠实和真实的重新“认识”。

　　但是，至高的权位与忠实、真实之间果真能够互融并存吗？莎士比亚的回答是沮丧和迷惘的，因此他也进入了两难结构和未知结构。在两难和未知中，包含着一种高贵的人生长叹。

　　《李尔王》在让人们终于进入深度潜藏层面之后，会不会就此蜕弃外在的通俗层面？不会。通俗层面依然为它创造着巨大的吸引力。这是不是意味着，一部伟大作品可以接受多层解读，让深者取其深，浅者取其浅，各取所需？是这样，但问题要比这种分割深刻得多。

　　诚如前文所述，伟大的作者总是在通俗层面和潜藏层面之间挖出一系列通道，树起一块块路碑，作出一次次暗示。从通俗层面看来，这也是一条条门缝，一道道豁口，一孔孔光洞，让一些有灵性的观众产生疑惑，急于窥探。当然，对多数通俗观众来说，这是一些情节之外的角落，难于理解的部件，也就不去注意了。这类艺术，照顾的是多数通俗观众，关注的是少数灵性观众。这些灵性观众，是伟大作者的精神知音，也是人类艺术的真正觉者。

　　这两个层面，前后并立，但前面一层又隐隐约约、影影绰绰地透露着后面一层的信息。我把这种艺术方式称为“半透明的双层结构”。

　　对于这种结构，我有以下几点说明——

　　1．伟大作品可以单纯，但不可以单层。

　　2．世间艺术，浅显的外层里边可以没有深层，那就是所谓通俗作品，应该大量存在，不必拔苗助长，徒求深刻。但是，一旦有了深刻的内涵，就必须寻找可让更多人感应的外层。

　　3．外层很可能是对内涵的“泛化误读”，不必嘲笑。但是，这种“泛化误读”在人文方向上应该与内涵基本一致，而不应该南辕北辙。

　　4．外层的设置不仅仅是一种策略性的存在，而应该力求审美自足。也就是说，在故事的精彩、色彩的完满、旋律的美丽上，能让多数进入不了深层的观众和读者获得满足，让他们在心理上“全收而归”。

　　5．在看似完满的外层中，应该仿佛不经意地留几条门缝，让少数有灵性的观众和读者看到门后之云，猜测云中之山，然后破门而出，进入深层，直面伟大。有些作品没有留下门缝，只让观众和读者自己去“感悟”门后“可能有的风景”，那也不错，但已经不属于我所讲的“半透明双层结构”了。这种不留门缝的外层完满，要引起人们自己“感悟”，那只是作者的愿望，实际上很难做到，做到了也可能导致“异向流散”，结果已不在作品的效能范围之内。

　　6．除了“半透明的双层结构”之外，外层和内层当然也可以交错存在，或同时拼接，或互相对话，这是现代艺术对古典艺术进行解构时常用的新奇实验。但是，无数事实已经证明，这样的实验必然造成两相破碎而使人们产生审美劳累，虽然妙笔处处，却难以进入伟大行列。

　　7．伟大作品的“半透明双层结构”，最后完成处不在内层，而在外层。依然是外层的故事、色彩、旋律，却因为内层的提振而出现了另一番神采。神采之外，不再有另外的深刻哲言。再深的艺术内涵，也不能脱离感性状态。这种对外层的返回，正应得着中国古代艺术哲学所说的，初次见山是山，再次见山已不是山，而最后见山还是山。但是，如果没有“见山已不是山”的阶段，最后的山与初次的山就没有区别了。因为，半透明的内层至关重要，不可省略。

　　说完以上七点，我还想急切地论述一个观点：“半透明的双层结构”是造就杰出观众的秘径。每个时代都有一些这样的观众，在年轻时发现了伟大作品表层的“门缝”，引起巨大好奇，在朦胧混沌中留下一个不断延伸的梦，结果提升了人格等级。

　　最好的例子莫过于19世纪英国的散文作家德·昆西。他童年时观看莎士比亚的名剧《麦克白》，在一个小地方产生了奇怪的心理效应，引起他后来长达几十年的追索。

　　这个戏表现英格兰将军麦克白听了三个女巫的暗示，在自家城堡中杀害了到访的国王邓肯，篡权夺位而终于败亡的故事。在那个夜晚，麦克白夫妇终于完成血腥谋杀之后，黎明来临了，城堡外传来一阵阵敲门声。这敲门声其实很普通，却使麦克白夫妇非常紧张。德·昆西回忆道，他童年时看戏看到这里，也觉得这个敲门声惊心动魄。这使他很奇怪，因为即使敲门声会带来谋杀阴谋的败露，观众也会觉得很自然，怎么会惊心动魄呢？

　　德·昆西花了几十年时间研究这个问题，终于发现，其中埋藏着一个深刻的文化心理奥秘，而这个奥秘又连通着莎士比亚的宏观视野。那个黑夜，对麦克白夫妇来说是一个噩梦，对观众来说也是这样。突然，敲门声告知，黎明来临了，噩梦该醒了，正常的早晨开始了。因此，这是一次摆脱噩梦的自我寻找，不能不惊心动魄。

　　噩梦是由三个女巫输入的，与麦克白心底的噩梦一拍即合，立即走火入魔，而敲门声则意味着人间的正常生活。这就构成了一组强烈对比：魔性与人性，黑夜和黎明，沦陷和惊醒。这种对比已经超越麦克白本人的命运悲剧和性格悲剧，进入了人世间重大而普通的课题。

　　德·昆西终于明白了自己童年观剧时的特殊心理反应，并写了《论〈麦克白〉中的敲门声》一文。由此可见，那敲门声正是莎士比亚安排的“门缝”，德·昆西从这里走通了一条美学道路和人生道路。

　　至此，作品的“半透明的双层结构”也就与人格成长的复合结构合而为一了。

　　“半透明的双层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象征结构。一切象征结构都有双层，由外层之浅，指向内层之深。但是，在实践中，一般的象征很难做成“半透明的双层结构”。原因是，象征往往有结论，以内层为归结，而且常常端着象征的架势。这一切，与我主张的“半透明的双层结构”大异其趣。

　　不过，象征中的实体象征一类，就基本上是一种“半透明的双层结构”了。之所以一些作品表面上看上去并无超凡脱俗之处，却能成为经典，其原因便在于其实体象征手法使其具有“半透明的双层结构”，在表面故事背后有了更深一层的意蕴。关于此，在第九章中，我以《老人与海》、《阿Q正传》、《鲁滨孙漂流记》等作品为例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两大隐秘结构暂时介绍到这里。在艺术创作中，再好的方法，也都需要获得一系列其他因素的支撑，因此，我要用整整一门“艺术创造论”课程来提供背景。两难和未知的事情那么多，究竟哪一种才应该被选择？选择后又如何把握“度”？半透明的双层在不同的题材中如何裁判？它在面对不同观众时又如何保持审美等级？……这一切，确实牵涉到了艺术学的整体结构。我在下面所讲述的艺术学，与通行的同类学说大不一样，完全是从创作实践中最关键难题出发的。只要是真正的艺术实践者，一看就能明白我的着力所在。 艺术创造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