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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里有个樟树村，坐落在全镇交通最发达的南边，全镇的人若要到县城、出广州什么的，一概要经过这个村。

　　说起这个村名，还有一番来历呢：村里也是住着客家人。什么是客家人呢？就是早年住在中原一带的中国人，为了躲避战乱和灭族的危险，举家、举族南迁的人们。他们一路走来，为了不与本地原住民争地闹矛盾，就寻找原住民不要的地方安居乐业，繁衍子孙。相对于原住民而言，这些后来者是客，故称之为客家人。这是南中国乃至台湾、**、澳门客家人的共性。来这个村开疆辟土的客家人的祖先姓张，张姓在这块地方开荒造田、立稳脚跟后，人们就把这个村叫张田村，当然，村里后来发展到姓沈、吴、韩、黄、谢的人都有。也怪六十年代的*****期间刮起了“破四旧、立四新”运动，造反派说：“张田村这个名字是封、资、修的产物，一定要改。”改什么名好呢？

　　这时，人们想起了早在建国之初，为了解放台湾而修建的战备公路正从村里破村而过，也就是后来在国家地图上标明的206国道的其中一段。而路上种的樟树经历近二十年风雨，已经可供人们纳凉避雨了。张姓老者议论了一番后说：“就叫它樟树村吧，一来，‘张’与‘樟’同音，就跟‘谢’姓与‘解’姓一样，不忘祖先踏荒之苦；二来取意于祖国统一的路树，谁还敢说什么不是！”

　　就这样，被叫了上千年的张田村在六十年代被改名为樟树村。

　　现在的人们有一句口头语，叫做：“若要富，先修路”。这张田村已经在五十年前就由国家把路修好，生活上比别的地方富裕一点也是很自然的事。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主持村里工作的是张书记。这人不像一般的村官那样，土里土气，倒有几分知识分子气味，说话慢慢吞吞的，生怕因为讲话太快而把舌头搅坏了；而劳动也不像别村的书记那样以力气让人肃然起敬，他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人。每当别村的书记卷着裤腿走在田间的时候，他常常穿着一双布鞋跟村民聊天。就是这样一个人，几乎让全村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当了村书记五年后，村办公室就从张姓祠堂搬出来了，而张姓祠堂作为历史文物被保留下来，就连1958年刷在祠堂两边斑斑剥剥墙上的标语还忽隐忽现的能看个大概：

　　左边墙上写的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右边墙上写的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苦干加巧干，实现亩产三千斤！”

　　人们从张书记的小事中不难体会到他的为人。因此，他虽然不是理想的农村干部，但公社党委还是颇能体察民意，不敢轻意换他。

　　1970年，张书记的老母亲韩三妹伯母在七十五岁高龄的时候，无病无灾地离开了人世和她日夜呵护着的子孙。这不但使张书记一家十分悲痛，也使得全村父老乡亲都十分意外。不到一日，全村的悲痛氛围就蔓延开来。

　　那个年代，人们都在学习和背诵“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努力按照主席的讲话去做。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中说道：“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的人民团结起来。”因而，在当时，每个村有人死了，只要他的身份是贫、下中农，就一定要开追悼会，全村人聚在一块，敲锣打鼓送他最后一程。现在，张书记的母亲去世了，更是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讲话做的。村里的干部迅速赶到张书记的家里，与张书记的心里一样悲痛，张罗着处理他母亲的后事。

　　追悼会依期于第三天下午3点举行。会前，送葬的人们把韩三妹大娘灵柩抬到大堂门口，按规矩做了盖棺仪式，就等待开完追悼会把她送到对面山上下葬了。

　　追悼会由大队的治保主任主持，由满脸麻子的沈村长致悼词。

　　会议开始时，只见主持人以十分悲痛的语调说道：“贫、下中农同志们：韩三妹伯母的追悼会现在开始。向韩三妹伯母默哀三分钟。”

　　人们静静地低头注视棺材三分钟，然后，主持人说：“默哀毕。由沈村长致悼词。”

　　这时，双眼通红的沈村长从右下衣口袋里拿出了一张纸，深沉地念道：“贫、下中农同志们：韩三妹伯母离开了我们，离开了她热爱的土地，离开了她日夜牵挂的子孙。”

　　村长说到这里，跪在棺材两旁的子孙就由莺吟啼唱转为嚎啕大哭。

　　为了让大家能听到讲话，村长不得不提高了声调继续说道：“韩三妹伯母死得好！”

　　说完后他用两眼的余光扫视了一下现场，只见哭者全都立即停下声来。而张书记用他那哭得像鱼泡似的双眼斜眸了主持人一下，又看了村长一眼。脸上有点不快：两条从鼻根下延伸至嘴角的法令纹更是像刀刻的一样，显得悲痛和愤怒的表情交织在一起。他想，也不知这个沈**子要说些什么。

　　这时，村长已经知道人们突然沉默的原因，只见他不慌不忙地说道：“主席教导我们说，人固有一死，有的人死得轻于鸿毛，有的人重于泰山。而韩三妹伯母就是死得重于泰山的人。她生前勤劳朴素，相夫教子，培养出了张书记这样的栋梁之材，才使得我们村的日子越过越好。所以说，韩三妹伯母死得好！死得其所！死得有意义！死得重于泰山！”

　　这时，会场上又响起了哭声。

　　村长又说：“先人已逝，山河依旧。千百年来，无论少了谁，地球照样转。”

　　他顿了顿又接着说道：“同志们：现在的关键是，我们要按老人的遗言，继承她的遗志，把我们的山村建设得更好。”

　　最后，他右臂一挥，提高了声调说道：“韩三妹伯母千古！”就算讲完了。

　　村长讲完话后，接着鸣放鞭炮、敲锣打鼓，十分庄重地送老人归了西，到天堂享福去了。

　　完事后，张书记备了几壶水酒答谢众乡亲。同为村干部的民兵营长与村长坐在同桌，营长顾左右而言它地说：“想不到你的文采是如此的好。韩三妹伯母去世前留下什么遗言了吗？”

　　村长答非所问地说道：“要说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我们这些村官比县长、省长强多了。俗话说：不会做官会推理，这句话应该成为我们吃饭的基本功。”

　　民兵营长低头喝着水酒，没有再说什么。

　　五年以后，也就是1975年春天，我和这位营长在黄花陂那座为了发扬延安精神而用竹片、木条、沥青搭建而成的县党校参加武装干部集训时与六、七个同事住在同一房间，晚上因为蚊子太多无法入睡，摇着葵扇纳凉。

　　为了消磨时间，县武装部委任的房长要求每人讲一个故事才可以睡觉，樟树村的营长就讲了这个故事交了房长的差。我在动笔的时候想了想，觉得告诉后人也不见得是一个十分大的错误，于是就写了下来。 荡漾在我脑海中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