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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上有一家姓蔡的人家，据说是早年逃荒从潮汕地区迁来的，他家有个儿子名叫蔡耀东，是中心小学六年级的学生。这孩子在同龄人中长得不算高，但显得十分机灵，读起书来老是漫不经心，但总是能达到中上水平，因此，虽然得不到老师的特别喜欢，但也不至于令老师讨厌。

　　1967年的时候，学校的教学已经有点要应付时事了。这年冬天，天气比较冷。一天，他和往常一样拿了一个火丛（用木炭起着火用于取暖的手提竹笼），又抓了两把生胡豆就上学了。

　　到了学校他就忙开了：将胡豆放在火丛上烤，直听到一阵“毕毕、剥剥”响声后就拿来和同学们一起吃。同学们也乐得其成，因此他跟大家关系都很好。

　　中心小学有12个老师，其中六个是由国家发工资的公办老师，另六个是国家每月补贴五元钱，另外由生产大队记半个劳动力工分的民办教师。这种民办教师，在外人眼中是老师，但在自己心里是半工半教，一有空闲时间就要回到家里干农活，一到上课时间就匆匆捧上书本授课，至于备课呀，批改作业什么的，是很少的。因此，教学质量就很难说好了。蔡耀东的数学老师是公办老师，语文老师则是民办老师。虽然在那个时期学校对老师的教学成绩考核得少，但老师的水平在学生和家长的印象中如何，仍然是该老师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志。

　　这两个老师对蔡耀东都是有教训的。

　　数学老师的教训是：有一天，老师有点卖弄才华地超前讲述：“几何三角共八角，三角三角，几何几何？”的故事，临近尾声，数学老师问道：“哪位同学知道X＋Y等于多少吗？”

　　这时，蔡耀东同学立即举起了右手，老师很高兴地叫他起来回答。只见他嘴里一边吃着胡豆，一边说：“老师，你能否告诉我：一个人加一条狗等于多少个人吗？”

　　这时，课堂上哄然大笑，老师怔怔地站在课堂上说不出话来，不多时，脸蛋红得跟关公似的，久久下不来讲台。

　　你别看蔡耀东调皮，学习漫不经心，就以为他无心向学。不是的，实际上他每天晚上在做完了作业以后，都会预习课文，碰到他不懂的都会当作重点问题在书上做上记号，在老师讲课的时候特别留意。有一天，担任语文老师的民办教师刚从地里劳动回到学校，匆匆赶到课堂，拿起书本就照本宣科地读着语文课本中《祖国山河多美丽》一文，课文中有“极目远眺”一词，这“眺”是生字。老师不经意地读成“极目远兆”，坐在老师讲台下面第二排的蔡耀东，也不举手，说道：“老师，这个字好像不是读‘兆’，应该读‘跳’的发音。”

　　这个老师板起脸孔说：“谁说的？就是‘兆’！”

　　蔡耀东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红着脸，急忙从书包里拿出《新华字典》申辩说：“你看《新华字典》上都是‘跳’的同音。”

　　这时，老师慌了手脚，忙前来看字典。刚看完，那老脸就开始红起来，但嘴上仍说：“有两个版本的字典，我的那本读‘兆’，你这本读‘跳’。两种读法，都可以。”

　　就这样，这堂语文课继续在上着。

　　在运动的时候，整个中国都沉浸在个人崇拜的狂热之中，语文课也中断了常规的书本教学，很多时间改为学习《诗词》，这对运动中的学生影响不大，但却增加了老师的教学难度和政治风险。因为要恰当解释《诗词》不是谁都能胜任的。

　　一天，语文老师按照上级的部署正在给同学们讲解《蝶恋花》，只见老师用抑、扬、顿、挫的语调，充满感情地朗读道：“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正读到这里，也是这个蔡耀东同学表现出极大的求知欲望，站起身问道：“老师，为什么吴刚捧出的是桂花酒而不是米酒？”

　　老师被他的突然提问打乱了思路，一时竟不知怎样回答才算中的。

　　也算他久经沙场、积累了救场的一定功底，只见他故作镇静地点点头，沉吟片刻，答道：“你们不知道啊！米酒不仅要用钱而且要加粮票才能买卖，而桂花酒只用钱不用粮票就能买到。”

　　同学们顿时恍然大悟，说：“领袖是农民的儿子，多能过日子，能省就省。他真的自觉做到他自己说的‘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节省每一个铜板’，你看，在诗词中都能表现出来，真是伟大！”

　　不多久，这堂课发生的事情传到了县教育局，民办的语文老师便莫名其妙地到了只有受到批判的国家干部才能进去的县“五·七干校”一边改造一边学习。

　　这老师也算因祸得福，1972年他凭着一纸调令来到县第一酒厂当上了供销科开票员。凑巧的是，为了贯彻“以粮为纲”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这个酒厂既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喝酒的愿望，又要节约主要粮食——稻谷，只能专门以杂粮作原料生产各类杂粮酒，如将木薯制成的酒名叫“二粮酒”，将野生的五瓜皮根配在酒里浸泡变为“五瓜皮酒”。

　　这些杂粮酒，正如他讲课时说的那样，通通不用粮票就能买到。 荡漾在我脑海中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