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外部世界的封锁和战争威胁，60年代的中国人毫不畏惧。人们心甘情愿，为国家的安危无私奉献，并相信任何付出都是神圣而有意义的，因为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紧密相连，一切都毋庸置疑。

　　风中的芦苇

　　从纸上谈兵开始的潜望镜研制技术准备，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1965年元月一个寒风凛冽的周日，“一办”成员都到厂加班，迎接潜望镜样机的到来，一台样机价值62万元人民币，在当时真是天价。在帝国主义封锁下，花钱都难买到。但一机部领导关照，要放手让技术人员练兵，拆坏了也不要紧。

　　进口样机身高近10米，要让这大家伙直立起来展开测试和调整检校，场地高度须有十六七米，上光厂最高的车间只有5.7米。在“一办”职工倡议下，厂房三层楼平台上设立起支承架，在三、四层一侧墙上安装卡箍装置，让样机固定下来。再用南竹骨架圈起芦苇墙挡风避雨，兼作隐蔽措施。技术工人等不及施工队伍到来，自己拿起钢钎铁锤，在钢筋柱梁上开凿洞眼。

　　潜望镜样机从江南造船厂码头运入工厂，在试验平台上安顿下来，科技人员开始拆卸零部件，逐个分析研究。他们土法上马，在工棚里创造了上下温差60度的测试环境，来获取正负30度内的校验和操作数据。

　　潜望镜校验场上发生过一次险情，被记载于共和国军工史上。

　　一天，正当工作进入样机校正阶段，突然刮起了大风，遮护现场高达15米的芦苇席棚先是吱吱咔咔直响，后是发生严重偏摆倾斜，眼看棚架承受不了强大的风压，即将倒塌，在现场的领导感到问题严重，来不及向厂部请示，当机立断，挑选几名体质好、胆大心细的小伙子，爬上棚架，把芦席拆下来。顾汉生、董康福、钱忠林等手持一把钢丝钳，跃上棚架，沿着大幅度摆动的棚架，勇猛地爬到10多米高的棚顶，从上到下一块块地拆下芦席，随着芦席一张张掀下，大风对棚架的压力也逐渐变小，避免了一场毁坏样机的事故。(1)

　　一台潜艇潜望镜加工零件达2000多种，90%以上由上光厂生产，许多材料是国内空白，当时也无处进口。加工关键零件所需的工艺装备就多达399套，涉及几十个品种，需要80余吨钢材。跑货备料队成员牟万富终年东奔西跑，不知走过了多少地方。

　　牟万富（时为物资供应员）：

　　潜望镜产品所采用的金属材料，绝大多数是高铬不锈钢、不锈钢管、铅黄铜管、异型薄壁铜管、不锈钢丝绳等。为防原子辐射，光学材料也要采用耐辐射的光学玻璃。这些材料在上光厂民用光学仪器中，从未采用过，因此潜望镜研制和生产中的原材料供应都从零开始。有不少要在国家安排下，组织新材料试制，还要通过全国性的订货和调剂……

　　比如潜望镜管用的大口径不锈钢无缝钢管，是在冶金部所属的重庆、东北、成都等地的钢厂等多家企业来来回回的大协作下完成的。再比如样试阶段，急需安排13种耐辐射牌号玻璃的试制，时间需要1到2年，经过反复讨论，决定研制的第一台指挥潜望镜，用普通的不耐辐射的光学玻璃加工。但是第二台以后的潜望镜，要以耐辐射材料制造，7项技术指标也必须全部达到要求。我们组织了光学设计、驻厂海军代表、采购员，先后10余人次到成都会战式的研讨，经过近两年试制，终于备齐了潜望镜所需的耐辐射光学玻璃。(2)

　　每次大镜管钢材试制开炉，海军驻厂代表毛立德都会提前赶往东北钢厂，看着钢水出炉，等待测试报告。特制的钢材中要加入18%的镍，是一种非常昂贵的原料，要从国外辗转进口。每立方米的镍重达7.9吨，当时每进口一吨，需要用600吨小麦作交换。600吨小麦等于当时2000亩地产量。所以国家规定，任何企业使用一公斤以上的镍，要由部长亲笔签署，潜望镜项目也得将失败系数降至最低。东北钢厂只是众多配套协作工厂之一。一机部会同各方安排了多家器件试制和生产厂家，分布在黑龙江、吉林、四川、陕西、江苏、北京、天津等省市。

　　潜望镜进入总装前夕，国家下拨了一笔外汇给一机部购置进口设备，其中2000万美金拨给仪表局。马燮华总工闻讯后专程赴京，递交潜望镜研制设备的目录。就这样，一些世界品牌机床和设备历经辗转到达上光厂，其中一部分再迁往贵阳新添光学仪器厂。潜望镜总装将在崇山峻岭中的新厂房内展开。

　　1960年代的新添寨

　　潜望镜项目成员从未料想到，将在怎样的社会环境和工业基础中，将这座光学精密仪器皇冠之作的潜望镜完成研制和总装。

　　到清朝灭亡前的1911年，贵州全省只有120家工厂，雇工1578人，平均每家工厂13人。到1965年，工业品产值比旧中国有巨大进步，但在全国仍属最低之列。(3)在贵州创建三线企业，艰苦程度远远超过当时的富庶之地四川。

　　沉睡的老乌当被惊醒了。

　　中国古语说：“山北为阴，山南为阳”，贵州省府，因城区位于境内贵山之南而得名贵阳。古代贵阳盛产美丽的竹子，人们又将此地称为筑城。乌当区位于筑城东北的高原盆地，地名源自元代“武当”的转音，又称“雾荡”。这个古老的名字呈现出一派云雾荡漾，山谷幽深的意象。老“雾荡”在民间传说中属西夷夜郎古国疆域，先民们有过称霸一方、逍遥山水的惬意。新添寨位于乌当区内北衙村边，仅有几十户人家，在筑城众多自然村寨中排不上前列。

　　一场预谋中的侵略计划和反战部署，给偏远的村寨卷来了东部的浪涛。85号信箱、117、105地质队、011航空基地属下的工厂……搬迁企业接踵而至，开始炸山碎石，平地打桩，要在夜郎最大的故土上，造起一座座新时代的屯堡。在没有街道和马路标识的新添寨上，85号信箱成了贵阳新添光学仪器厂的通信地址。

　　紧急出差

　　1965年3月25日清晨，装配车间工艺员李连诚走出宿舍，去对面上光厂上班，刚进办公室就被通知下午出发上火车，具体去哪里暂不对外。李连诚二话不说，开始移交工作。妻子卞世金得知消息时，他已经离开了上海。

　　卞世金（李连诚妻子）：

　　那天我在耀华玻璃厂上班，午饭后上光厂有个女同志来我车间说，李连诚出差去了，我和你们厂说好，下午算你公假，回家安排一下吧。我说，他出差就出差嘛，又不是头一回，我四点钟交班后再走。女同志又说，他要有段时间不回来了。去多久她也不知道，说是组织决定，要保密。当时儿子2岁，女儿才8个月，我是三班倒，上班又在浦东，虽然心里在发愁，我还是说好的好的。那时没人会跟组织讨价还价。

　　李连诚、卞世金结婚照

　　我回到家，隔壁邻居谢永泉送来老李走之前放下的家门钥匙。看着两个孩子，我不知道怎么办。老李的哥哥是革命烈士，他是共产党员，思想也好得很。解放初从江西考进上海汽轮机厂技校，毕业留在磨床间当带教老师。大跃进时调入上光厂，后来搞技术工作，被评上全国劳模，还受过周总理接见。我也是吃得起苦的人，父亲被日本人杀害时我只有3岁，舅舅把我带到了上海。解放初杨树浦造铁路，我被招工去开河，扛石子、拉板车、运水泥，什么都干。九个月后，上海耀华玻璃厂到工地来招工，从1000多人里挑了72个，我也在其中。我和老李商定，三年内全心投入工作，不要孩子。我们1958年结婚，到1962年才生下老大，老李已经33岁了。

　　车间支部书记动员入党时，我有点犹豫。老李从车间调进办公室时，每月定粮从44斤减到29斤。三年自然灾害中，他为国家分忧，要求再扣掉9斤，还把肉票、糖票都上缴。米饭不够就搭杂粮，有时调一碗面糊糊，薄得来能照人，他1.76米个头，体重只有51公斤，瘦得都走形了。要是入了党，我也要带头减定粮，孩子就吃不饱了，所以我就没写申请。

　　后来有人告诉我，老李这次出差是临时顶包，所以走得急。我们也没多想，更没想到这趟临时出差会变成无限期长差，最后把全家都带走了。

　　列车驶出上海地界后天地开阔，村庄稀稀落落，山丘被暮色压成黑乎乎的卧龙。工友们都说前一天就得到了出差通知，只有李连诚是临时拉差。他没有再问，对于组织决定他向来无条件服从，家里总会安排好的。他往搪瓷茶缸里放了一些炒米粉，倒入开水冲调后做晚餐，然后在列车的晃动中闭上了眼睛。

　　1965年开往西部的列车上，有不少奔向大三线基地的上海职工。硬座车厢的小板桌上搁着一只只白色的搪瓷茶缸，上面印有红色或靛蓝的厂名和工号。这是职工的饭碗，甚至是一家人的饭碗，人们对刻有公家名头的茶缸十分看重。茶缸上的名号改成迁建地代号之后，茶缸主人就跑那里去干活。没有人不跟着茶缸移动，或放弃茶缸的。所谓一言不合就辞职，是半个世纪以后的事。

　　列车进入湘桂段，就像钻入馒头山的笼屉。每公里都会穿过一座桥，或是钻入黑暗的隧道，在山与山之间盘行。有时火车转弯，车头进了一座山，车尾还在后面那座山上。

　　清华大学机械系毕业的虞和清，望着越来越生疏的西南山脉，几乎没有合过眼。车窗缝道里钻进的风是湿漉漉、粘答答的不爽快，和他从上海一路向北去读书的感受截然不同。走出校门多年，他已是一名技术员。前一天下班前得到出差通知时，他问领导：“去哪里？要去多久？”

　　近期同事们频繁出差，虞和清有种大事将临的预感。技术支部书记洪鹤庭知道瞒不过这个聪明人，就悄悄告诉他，厂里在贵阳援建新厂，叫你去基地配合建筑设计，规划金工车间布局和管线。虞和清说，出差不要紧，时间不能太长。我两个小囡3岁、5岁，郑罗珊忙不过来，靠我妈在帮忙，老太太66岁了，家里少了我不行的。洪鹤庭温和地点头，表示理解。厂部根据建设进度安排对接人员，他确实不知道虞和清要在贵阳工作多久。而此时洪鹤庭本人也即将出发，作为中层干部直接调往新建厂参加筹建。这位车工出身的党员干部，解放初期就担任上海西片工会主席，去哈尔滨参加过苏联援华重点项目。这回厂里将选调20多名锻工、木工、物资供应员和伙夫叫他带队前往，因有纪律约束，他不便多说。

　　虞和清、郑罗珊和儿女摄于内迁前

　　当天晚上回到家，虞和清心事重重。妻子郑罗珊有点奇怪，就是出几天差，有啥好担心的嘛。

　　郑罗珊（时为上光厂医务室医生）：

　　那天阿拉两个人本来约好去看电影的，像往常那样，我先看好一场回家带孩子，再让他去看下一场。我回家后他说不看了，明天要去贵阳搞基建，眼睛有点红通通，大概是看到两个小囡，落眼泪了。他相当敏感，也很顾家。当时他弟弟得了急性黄疸肝炎，还要姆妈照顾。这种情况下他再离开，真不知道怎么办。

　　他说现在准备打仗，要搞三线建设，不少工厂都搬到偏远山区，要去很多人，上光厂已经在贵阳造车间了。我笑他说，三线建设要挑好人、好马、好设备，轮得到你这种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吗！他说我头脑太简单，成天嘻嘻哈哈。我们两个是沪西中学高中同学，他考上清华大学机械系铸造专业，1957年毕业回到上海。我读浙江医学院，毕业后先分在唐山煤矿医学院。两地分居多年后，我才调回上海，他很珍惜家人在一起的生活，不愿再分开。我没他想得那么多，但理解他的意思。

　　列车抵达贵阳。工地上派了解放牌敞篷卡车来接人，车行几分钟就见荒山野岭，毫无省会城市的规模与繁华。卡车卷起一路泥尘，像拖着一条黄龙。有时突然一个大拐，只为避开马粪和牛屎堆。道路边晃过三两间茅屋，有几个农人在耕作，就算天地间的活物了。蓝天白云，河流野花，像亘古无垠的长卷，没有时光的踪影。

　　新添寨大山里，一幅天翻地覆的场景。挖土机拖斗和吊车长臂在张牙舞爪，肆意翻掘地表。建筑工人在跳板上来来往往，挑子里红砖晃晃悠悠。厂房地基已初显阵仗，横平竖直，在散漫的山坳里勾勒新规。

　　山脚下搭起了简易工棚，泥地上铺着一块块硬板铺，裸露的电线横七竖八，吊着几只灯泡。李连诚把行李往地铺上一丢，卷起裤脚管就去了工地，来回巡视一番，见食堂大水缸里水有点少，马上提起挑子和水桶。有人说：“侬急点啥啦，头五头六的！”

　　“我坐不住。”李连诚憨厚地笑着就出门去忙活了，晚上最后一个回工棚，天天如此。一位同事用浙江话叫他“莫夜游”，意为夜神仙。李连诚呵呵一笑，毫不介意。

　　驻守工地的朱副厂长召集开会，告诉大家马上要打仗，形势十分危急，毛主席他老人家都睡不着觉了，三线建设必须加快步伐。厂党委决定，已在工地上的同志一律留下来，就是贵阳新添光学仪器厂第一批职工，过些天把家属接过来，在此地安家落户。

　　听会的数十名干部职工，感觉有点突然。虞和清的预感被证实了，他问领导：“为啥出发前不告诉我们？这不是欺骗手段吗！”

　　副厂长神情严肃地说，这是组织决定，不是我个人意志。大敌当前，我们要以国家利益为重，要让毛主席睡好觉。

　　虞和清依然说出自己的想法：“就算我留在这里工作，要我把家人迁过来，也是不可能的事。”

　　当晚，虞和清发现藏在枕芯里的结婚戒指不见了。工地上人多眼杂，他都不知找谁去说，身心疲惫地倒在统铺上。同事和建筑队员们鼾声如雷，此起彼伏，而他思念着孩子和母亲，还有不谙世事的妻子，心烦意乱。

　　大多数已在基建地的职工只能既来之、则安之。那时的民众好说话，除了服从组织分配，也没有其他选项。大三线建设部署中，第一批由东部城市向西部山区的迁徙落实得很顺利。上海市经济计划委员会的历史文档记录了西迁内地的工厂名单和职工人数，1965年第二批部分内迁情况中有如下记载：

　　中央各部提出的上海1965年第二批内迁工厂的初步方案共55户，职工16327人。其中全迁工厂17户，职工5442人；全迁车间10户，职工1676人；一分为二工厂25户，职工11609人；一分为二车间3户，职工600人……经过调整后，全迁工厂6户，职工2138人。包括：上海铜带厂、五洲药厂、国华燃料厂、大来电业厂、第二齿轮厂、金属表带厂等。全迁车间8个。一分为二工厂22户，职工10064人，包括：上海光学仪器厂、铜仁合金厂、卫权游丝厂、微型轴承厂、地质仪器厂、上海压力表厂、良工机器厂、力生机器厂、上海继电器厂、上海电炉厂、上海合金轴瓦厂、上海汽车配件厂、第一汽车附件厂、洪昌机器厂、宝锠汽车材料厂、大中华汽车材料厂、上海冷轧带钢厂、上海化工厂军用塑料制品、永光化工厂、华亨化工厂、上海油脂厂、上钢五厂等。(4)

　　迁建工厂的名录很长，没有摘录在此的企业还有很多。若不是仔细阅读，名单中的“上海光学仪器厂”很容易被忽略。这家工厂将一分为二，有800位职工迁往贵阳，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随迁家属。向西开拔的建设者和家属队伍浩浩荡荡，像解放战争中的南下渡江战役，有部署指挥的军官、冲锋陷阵的战士，有推车送军粮的民工，还有背孩子赶路的大嫂……大三线建设也有无数支这样的队伍，由很多男女老少的奋斗与牺牲构成。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移栽到穷乡僻壤，改变一座座荒山野岭的容颜，也由此改变了中国。

　　中专生吴大成1965年来到贵阳新添搞筹建，时年22岁，有着对一切事物都感觉新鲜的朝气。虞和清与副厂长的几句争执，令他想起自己的老阿爸。吴大成7岁丧母，由阿爸拉扯长大。如今老人年迈体弱，眼睛灰蒙蒙，耳朵听不清，独居浦东，生活很不方便。吴大成出差前托邻居照顾一下，现在要留下长期工作，怎么安排呢？挠破脑袋也想不出一个办法，他悄悄去找了领导。

　　吴大成（新光厂基建人员）：

　　领导听了我的情况，两手一摊，说工地上人手这么紧张，你克服一下，等基建完成回上海再商量。我只好给邻居写信，从42元工资里抽出12元，寄去作赡养费，请他们继续帮忙。我在工地上跑材料和设备，那时贵阳到处在建设三线企业，水泥钢材特别紧张，每天早上四、五点钟我就赶去贵阳水泥厂排队，要到下午才能轮上，当天生产的水泥都被拉光。我这趟差出了一年多，第二年春节都没回上海，在工地上过革命化春节。领导说，给当地村民挑大粪送过去，平常都是他们过来清空粪池的。一声令下，我们就挑起了担子，辛辛苦苦挑到生产队大田时，村民们远远看到，大声喊起来：“挑走，挑走！”大过年的，农民都不领这份情。

　　春节期间，上光厂车间支部书记专门去高桥慰问我老阿爸，看到他一个人摸来摸去过日子，蛮同情我的。但我回到上海探亲时，才发觉厂里集体宿舍户口上已经没我名字了。领导说，这个问题现在不谈了，你还是回贵阳去工作。虞和清对三线建设态度不端正，已经受批评了。我想来想去，户口被迁走，我就是贵阳人了，饭碗可不能丢，就不再响了。好在我年纪轻，适应能力还不错，在贵阳住临时工棚很艰苦，和同事在一起也蛮有劲的。我想就这样吧，等找到对象结了婚，再把老爸接到贵阳来。

　　技术部门党支部书记洪鹤庭在跟虞和清谈话时，心里也为妻儿老小的去向而纠结。妻子金琢钿在单位发展势头不错，大儿子洪峰要上一年级了，老二老三紧随其后，如果全家随迁，不但影响妻子发展，还影响三个孩子的教育。他理解虞和清的郁闷，因为他也想不出两全其美的办法。

　　一次突如其来的事故，像命运的扳道岔，改变了全家人的方向。

　　洪鹤庭、金琢钿夫妇

　　洪鹤庭（新光厂基建干部）：

　　上光厂被列入迁建名单后，市仪表局有个处长来给中层干部做动员，讲形势和三线建设的意义。厂党委副书记贺湘迅找我谈话，叫我先调过去参加基建工程。我当场表示服从工作需要，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他又叫我做好准备，以后把家属也带去扎根。我迟疑了一下，说我先去看看。当时我爱人金琢钿在杨浦区商业系统，是一家商店的公方经理，还参加了市委四清工作队，入党申请都被支部大会通过了，发展得不错。她又是家中的独苗，还要照顾老娘。

　　1965年8月20日，我带上21人的筹建组成员上了火车。组织上给我买了卧铺票，有个青年锻工带着外婆一起去落户，我就把卧铺让给了老人。到贵阳基地一看，周围全是荒山野岭，交通极不方便，工地上坑坑洼洼，尘土飞扬。我觉得在这里建设光学仪器厂，还要安装潜望镜，难度实在太高。难怪葛民治再三强调，一定要把环境改造好，厂里要造柏油路。

　　山区物资供应差，调度也不方便，什么问题都得现场解决。一次打桩时碰到山石，打下不去。我从跳板上走去看看，走到中间脚一滑，摔下深坑，爬上来后顾不得疼痛，就去想办法解决问题。坚持了两天，越来越痛，才去市里医院拍片，发现断了两根肋骨。稍作处理，我又回到工地上。7吨重的龙门刨床要安放进车间，吊车承重量只有4吨，大家束手无策。我经过计算想出了办法，用两根6米长的水管顶住车床来借力，大吊车吊起床子时吱吱作响，最后把刨床安放到位后，我惊出了一身冷汗！

　　1966年的一天夜里，我们在讨论宿舍的房型，到底做内阳台还是外阳台，争论不休。这天下午，我女儿在上海家中，听到楼下敲锣打鼓，跑上阳台去看热闹。文化大革命前期，我们住的杨浦区委宿舍，有红卫兵上门抄家。女儿踮起脚看下面弄堂时，没有站稳，一头栽下楼去。电报传到新添寨邮局再送到工地，我们正在讨论阳台怎么造！送报人看大家争论激烈，第二天才把电报交给我。我一看女儿病危，马上赶回上海，乘了三天火车，直奔病房，看见小姑娘头肿得老大，双手绑着石膏，我心痛煞……这样危险的事不能再发生了。我只好和爱人商量，还是要一起带着小孩长大，她就同意随迁了。来到贵阳新光厂，她进了后勤部门，紧接而来的文革运动中我受到了冲击。她的预备党员资格，也没得到认可。我丈母娘只有她一个独养女儿，也跟过来照顾三个外孙和我们的生活。就这样，我们一家三代都来贵阳山里落户了。

　　1965年11月，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前往贵州视察大三线企业的建设情况。在061航天基地听取工程筹建情况汇报后，认为进展缓慢，不适应备战形势要求。得知基地由上海机电一局支援包建，邓小平当场给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打电话，限定他在一个月内将主要技术人员和设备派送到现场。结束通话前，他还以幽默的方式命令说：“你陈丕显完不成任务，我要打你的屁股。”(5)

　　老兵不老

　　1966年春节刚过，大批退伍兵在镇江火车站乘上了开往贵阳的货运列车。年轻的兵蛋子是南京军区两个师的复员军人，这次集合是奔赴西南大三线基地。

　　81师22团司务长助理陈鹤良的帽徽和肩章尚未摘下，他要联系沿途各兵站，为大家提供伙食。

　　一日从军，终身战士。

　　列车里有82名战士前往贵阳新添光学仪器厂报到，还有部分退伍兵是去贵州011航空基地。每一家大三线企业，都有这样刚刚摘下帽徽的兵蛋子。

　　陈鹤良和儿子在新天寨

　　陈鹤良（时为复员军人）：

　　1965年底复员前，我们在师里听一机部领导做了三线建设动员报告。22团的干事写信给我说，一机部向81师要80个人去支援贵阳新添光学仪器厂，部队提供了82人的名单，其中2个是机动名额。我们那批战士大部分来自江浙，还有上海兵。退伍后先回家探亲过春节，有的人回去结婚。过完年之后，所有人都来报到了，没有一个缺席。春节刚过气温还很低，我们乘上厢式货车，车厢里搭了简易的双层床铺。货车开到上海南翔真如站，上光厂还来人欢迎我们。来自空四军的指导员梁云清和老兵杨德华，担任了临时连长。车到江西，泥土就变成红色了。进入贵州变化更大，火车在山洞里穿来穿去，江南人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险峻的山。我们的火车有2个头，一个在前面拉，一个在后面推，否则还上不去，进了独山一看，那叫山高路险，难怪日本鬼子打到这里都进不去了。货运车走了五天五夜，才到达贵阳车站，那天清晨6点不到，还下着雨，厂里就派人来接了。

　　我是江苏宜兴人，参军前在宜兴紫砂壶厂做茶壶，还是厂部委员。1960年动员参军时，厂领导说你个头小，不会把你挑去，就叫我去报名充数。我和另外两个小青年一起做了体检，没想到最后他们两个没通过，我被招进了部队，在27军81师22团高机排当战士。大约在1961年中期，因战备需要，我们团大部分人员被调防到泰州红旗农场驻防。团直属人员留守在营房，我被指派为留守人员的伙食和军马的饲料做采购工作。我在部队入了党，后来调到伙房当给养员、上士班长，协助司务长工作，直至退伍。听从党的召唤，我就参加了大三线建设。

　　后来，团部保密干事给我写信说，当时你要说家里有困难，是可以不去的。可我们这批82名退伍军人谁都没说有困难，两个机动名额就作废了。当时老兵们都对父母说，等三线建设搞好了，就第二次复员回家。谁都没想到会呆那么长时间，不少老兵在新添寨扎根，再也回不到家乡了。如果我当年回到宜兴继续做茶壶，今天也许就和师兄弟们一样，成为工艺大师了。

　　退伍兵到达基建工地时，保留了上车时编的临时连排和班组，每天出工前还列队出操，军令在山峦间回旋。这支队伍的精神状态和建工局职工不一样，新光人称他们为“三连”。新光厂建设初期为战备之需，设想过军事化管理，生产技术方面人员为一连，803潜望镜军工研制部门是二连，复员军人就是三连。也许是上光人与战士形象差距太大，一连二连的叫法显得有点滑稽，还未传开就流产了。一些退伍兵觉得，自己和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相比，只是个“小三子”，所以三连就是戏称而已。

　　无论如何，既然被赋予了三连的称号，就得拉得出队伍，打得起硬仗。工地上建厂房造车间难度大，基建进度有点滞后，造宿舍的任务就落在了这帮兵蛋子头上。

　　葛民治对“三连”钟爱有加，战士们多数来自农村，淳朴憨厚，刚刚复员还保持着部队作风和规矩，令行禁止，指挥起来得心应手。几十年后，他在深圳女儿家养老时，回想创业之初，那些年轻的脸庞和身影依然栩栩如生，在他笔端集合。

　　葛民治（新光厂党委书记）：

　　三连的82名退伍兵进行了分工，组建了两个泥工班，一个钢筋班，一个预制班，一个木工班。首次攻克的是“干打垒”宿舍。“干打垒”原本是大庆人在荒野上缺乏建筑材料，就地用泥土垒筑的简易住房。当时，由于缺乏砖头（仅有的一点砖是从外地用火车运来的，测算下来一块砖比一斤米还贵）。时间又紧，只能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先盖一批“干打垒”宿舍。

　　老兵们刨出黄土做坯，然后又一锹一镐地“啃”坚硬的石头，最终削平了一座山头。按图纸要求，他们平整一块地基就造一栋楼，几方同时并举。“干打垒”宿舍用砖砌的支柱立起来了，可是第二批黄泥砖还未干，怎样才能供应得上呢？逼得老兵们只好另想办法。有人提出焊钢模，用冲床冲出黄泥土砖。老兵们说干就干，轮班挑灯夜战，结果效果很好，保证了需要。只用了一个月时间，就建了1536平方米的“干打垒”宿舍。

　　老兵们磨破了军装、解放鞋，磨破了肩和手，他们谁也没有怨言，更无人提劳动用品，工作服、补贴、加班费等物质要求，有人说他们傻，老兵们心里明白，他们为的是把三线建设尽快搞上去，这是最大的精神安慰，看到职工们住进自己流血流汗建成的宿舍，这批复员军人们又一次享受到了打胜仗的喜悦。(6)

　　潘以亮在参军之前，是上海无线电管理处电子管装配厂的钳工，1961年8月来到镇江81师361团三营当电话兵，根据实战训练所需，架设电话线要快步飞奔，体力消耗很大。时值三年自然灾害，排长为省下粮食上缴国家，每顿饭只吃一两，主食让给年轻士兵。潘以亮被蚊虫叮咬后患上疟疾，营长掏钱买鸡蛋给大家滋补，老兵吃一个，新兵吃两个，自己啃地瓜，身体也在打摆子……榜样的力量对潘以亮有很大影响，来到三线企业搞建设，再苦再累他都没吭过一声。

　　潘以亮（时为复员军人）：

　　我们每天清早6点钟起床，先去背小梁小板，就是宿舍的水泥隔板，每人背2块爬坡送上去。回来再梳洗、出操，吃早饭。所有小梁小板都是我们制作的，从学扎钢筋开始，上光厂来了一个搞基建的王师傅教我们。有时卡车拉回黄沙、水泥和石子，时间已经很晚了，我们还加班卸货，不论工作到多晚，第二天照样6点钟起来扛板爬坡，风雨无阻。

　　虽然退伍了，在工地上还守着部队那一套，早晨出操、走路成行，作风严谨。我们都没造过房子，顶着大太阳，每天出好几身大汗，衣服湿了干，干了再湿，粘在身上气味难闻，这还不算最难熬的。碰上下雨天，雨水落在衣服上，和水泥灰粘在一起，怎么洗都洗不掉，还搓坏了衣服。一段时间下来，退伍时的两套军装，破得就像叫花子衣服。干打垒造好后，又给金工车间大部队赶建宿舍，生活桥房子造好，再造梅兰山单身宿舍4号楼，和杨梅山女单宿舍，后来是新寨坡的技校，我们造了十几座房子，一天都没停过，什么苦和累都顶着，而且没有领服装的地方了。那年夏天贵阳特别热，有一个老兵晒得头晕眼花，嘀咕几句，希望发顶草帽遮太阳，在开党员会时遭到了批评。指导员骂得非常厉害：“共产党把你养得肥头大耳，晒点太阳，掉点肉，算得了什么？国家这么困难，你还要戴草帽，就像耙掉你家祖宗坟上的土一样伤心！”那个老兵再也不敢吭声。

　　基建任务完成后，三连老兵分到了各部门和车间。有十人进了组织科、宣传科、武装部、后勤及医务室，72人到车间学生产技能。党员陈鹤良被留在科室管政工材料，做军工生产计划等。潘以亮在试造车间学钳工，参加潜望镜零件研制，很快就成了生产骨干。

　　从上海南洋中学高中部去参军的章光伟，曾跟随部队参加电影《东进序曲》的拍摄，电影放映时人们看到了他的镜头。上海南洋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重点中学，民国教育家吴稚晖赞其为“中国之伊顿”，参军入伍改变了章光伟的人生。

　　章光伟（时为复员军人）：

　　我是1961年在上海南洋中学升高三时报名的，那时参军目的性不强，就觉得服兵役是公民的义务。敲锣打鼓上门贴喜报时，我妈还说，能不去吗？同学都觉得我不考大学很可惜，我到部队，他们还寄来教科书和课堂笔记，让我复员后再考大学。在部队住集体宿舍，只能晚上在养猪棚值班时看书，后来我被选入师教导队当教员，单独住一间屋，才自学了大学普通物理和高等数学等课程。

　　1966年2月底，我们82名复员兵从镇江出发，乘坐铁皮篷车整整五天来到贵阳。我们拿着上光厂工会会员证，被认为是建厂骨干，安排在工地上施工造房子。有次葛民治和我们一起吃饭，问我对工厂有什么意见，我说，我们拿了上海工会会员证，工资却是贵州的等级，希望以后再评工资时能想到这一点。工厂把我们作为建厂骨干，建造住房我们没有意见，但完成任务后，能否考虑做些培训，或安排师傅带教，让我们真正成为工厂的骨干。

　　这次谈话显然给葛民治留下了深刻印象。章光伟和三连老兵杜迪彝一起被分到计量室，从事计量技术和质量管理。1972年浙江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时，章光伟接到葛民治电话，问他是否愿意参加入学考试，学习涉及力学与机械震动的相关专业。章光伟说，我想朝计量和质量检验方面发展，于是就没去。直到1983年，机械部计量局下属陕西机械学院招收计量管理干修班，他才通过部里考试去学习。迟到近20年的高校深造，改变了这位老兵的后半生。

　　代号803

　　以803为代号的潜望镜总装车间，是新添山坳里矗起的第一幢高楼。楼房高不过20米，占地面积也不大，外墙上开了几扇小窗，墙面灰扑扑的毫不起眼，高处用红漆写着：“为人民服务”。

　　803大楼成了乌当区一座标志性建筑。楼内设置比外貌考究得多，还装有恒温和空调淋浴设备。校验台置于深坑垫砂层上，与主厂房外壳完全脱离，这个结构是李世英设想的，而那时他还未见过潜望镜总装的情形。

　　李世英（时为潜望镜总装工程师）：

　　潜望镜总装要求平卧和直立装校，803工程根据这一要求设计，工程核心是总装直立校验台，上设测试仪器平台，要求在直立静态检校潜望镜过程中，上平台和装定潜望镜悬挂支承架之间，不受外力任何干扰的影响，如气流风动、地表震动等。同时要求子午方位明确，在进行对天体实际导航精度检测时，保证能观察到所需的天体星座。为此，我根据潜望镜装校的特殊要求，大胆提出采用垂直校验台与主建筑相脱离的结构模式，这一独特的方案，被一机部第二设计院的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采纳了。(7)

　　总装大楼水泥还未干透，研制人员就出发了。

　　离开上海前，“一办”90余名成员在上光厂主楼前照了合影。女青年在前排席地而坐，男同志分作五六排站立，笑容里焕发着年代的素朴与纯真。照片拍完后“一办”就撤销了，这个年轻的团体全迁贵阳，与803总装大楼共用一个代码。

　　1966年6月下旬的上海火车站，敲锣打鼓，欢送建设者远行。人们在车厢内外大声嚷嚷，互相都听不清话语。在一片再会再会的告别声中，火车拉响汽笛，哐啷哐啷，穿过蒸腾的暑气，在送行者视线中消失了。

　　803总装大楼

　　马燮华像平时出差那样，与母亲妻儿在家中道别，然后独自出门。他们都没想到，再次相见将会在五年以后。马燮华在报平安的家信中描述了车站情景：“厂里组织百数十人的队伍欢送，小分队唱革命歌曲，倒也很热闹。你和母亲不到车站送行是对的，因为没有送别的时间。”

　　这趟列车尾部的货车厢里，装载着许多潜望镜零部件，它们将在803大楼汇总成一架庞大的仪器，通过精心校验，再奔赴海军基地与潜水舰艇合体，成为深海幽灵的眼睛。

　　装配青工钱忠林的母亲，望着火车消失的前方，心都被带走了。她不知道潜望镜是什么，更不知儿子爬上十多米的竹竿顶为此而冒险，但她知道儿子是为了那个东西去贵阳的，因为国家需要。钱忠林是家中独子，瘦得像只猢狲，还没结婚成家。老娘想，也不晓得贵阳有谁能照顾儿子，那里有啥东西好吃呢？

　　钱忠林（时为潜望镜装配青工）：

　　上光厂潜望镜项目组成员奔赴贵阳前合影（戴琼英提供）

　　我出发时老爸已经瘫痪在床，我是独养儿子，平时工作再忙，回家还能帮姆妈搭点手。我有过思想斗争，假使去和领导说说，也许能照顾我。但想来想去还是没去，我是共青团员，第一批从装配车间被挑进“一办”，那时我们都很听话，个人和家庭有困难一般都不好意思开口。我对姆妈说要去贵阳工作，她舍不得，但是深明大义，还安慰我说，好儿女志在四方。父亲去世后，家里电报发出三天我才收到，买火车票时碰到文革大串联，火车上全是人，没票！我拼了命爬上火车，到家都已经“头七”了。事情办完后，我不放心老娘独自在家里，决定把她带去贵阳。我们到派出所迁出了我娘的户口，把老城隍庙边上的大统厢房交给房管所，就奔新添寨去安家了，最后我娘是在贵阳过世的。

　　老单身

　　三线建设设定的目标是：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奉行先生产、后生活。803大楼落成后再造宿舍，人员入住后，铺盖卷就成了吸潮物，过几天掀起床垫晒太阳，床板小凹坑里都积水了。

　　老派知识分子马燮华内心很笃定，比起抗战时在西南联大的日子，这里的光景好过多了。他兴致勃勃地给妻儿写信，当然是报喜不报忧。

　　马燮华（潜望镜总工程师）：

　　沿途风景很优美，有山有水，农田都是稻田，尤其是桂林附近山峰之奇峰，真如《刘三姐》电影中的风景。沿途气候也很好，沿途下雨，柳州下雨，到贵阳南站就出太阳，欢迎我们到达贵阳。新厂人员来南站迎接我们，帮助我们安排搬运行李。贵州省贵阳市工作组内有负责同志来车站欢迎。我们分乘三辆公共汽车在市区观光后到新厂。厂区风景优美，四周环山，有河流经过厂区。由于坡度形成的小瀑布，堪比杭州的九溪十八涧。四周都是果树，桃李柿子等也有。

　　我现在住单身宿舍的楼正中的一小间，有4—5个平方米，一只双层床，上面放行李，一桌一凳子，这是照顾我的了，其他没有一人一间的。打开窗户风景优美，前面山峰重叠，是乌当区区委办公所在地，山脚下有公路，公路前面有河流。风景优美，气候良好，真是避暑妙地。厂里伙食便宜可口，如昨日的糖醋小排才1角2分，最贵的不超过1.5角。

　　我们住的宿舍是山里最高的一幢，到食堂吃饭就得走一刻钟，要开水得到比食堂更远的浴室去拿，所以第一步是练脚劲。上厕所又得走数分钟。生活方面虽然不如上海方便，但较昆明时好多了。工厂环境更好，只要建成后略加整理即可成为高级漂亮的花园工厂，有山有水有瀑布有平地。早上云雾从山上升起，太阳出来才散去。阴天雨天就很风凉。像今天阴天，我就穿了毛衣，短裤根本不能穿。

　　……

　　我注意到这里鸟种类很多，唱的歌声很好听，像现在我在写信时听到的各种鸟在唱歌。山上树木很多，原来的松柏颜色更青绿可爱，杨柳也都垂青了。红的桃花白的花菜也很好看。环绕厂区的河流鱼儿也不少，上星期修鱼塘在一小小池中就捉到不少鱼。这儿是天然的公园。你们什么时候到我这儿来玩玩。

　　到达新添寨当天，马燮华上厕所时就出了个洋相，将手表掉入了粪坑。厕所是野地里挖的深坑，上面搁几根板条，周围用芦席遮挡一下。他进去后有点无所适从，又是深度近视，在昏暗天色中怎么都看不出手表在哪，只得找同事帮忙，总算捞起手表，但表盘的后盖没了。

　　工艺组长孙东海和高级技工包龙章住一间宿舍。孙东海是搞工艺设计的工程师，包龙章实施流程细化，两人是老搭档。孙东海颇有上海男人的讲究，每件衬衫都熨烫过，西裤永远有笔直的裤线。他对工作的一丝不苟与他的装束同样出名，每项关键工艺，他都亲自验证操作流程，包括手势。他在肩膀上搭条毛巾用来擦汗，站在车床前仔细打量坯料，脑海里先过一遍制作步骤，然后屏息凝神，启动机床，随着开槽、打洞、切削、磨圆……像个工艺美术家，把毛坯雕成光洁精致的样品零件。

　　潜望镜是深航运作的仪器，要承受巨大的水压。200余种关键零件，需要5级以上技工才能加工的有近150种。就说每个密封部位，都靠高耐腐蚀的不锈钢连接，螺纹本身的光洁度是确保密封性的关键所在。但这种材料加工难度很大，极易造成烂牙，为此，孙东海和包龙章二位工艺大师，通过大量实践，最终研制出一种具有反向断屑功能的不锈钢专用丝攻，填补了我国在这种特殊材料加工工艺方面的空白。这只是研制过程中300多道工艺中的一项。孙东海和包龙章没日没夜地研究图纸，设想用哪种设备和步骤逐个解决问题。他俩自身就像精美光洁的螺丝，被铆在了潜望镜工程上，不显山露水，又恰到好处。

　　哪一台庞大的机器上，没有这样精密的紧固件呢？

　　孙东海和包龙章也没有把家属带来贵阳，这样可以全心投入工作，不拖泥带水。但是两地分居，加重了经济负担，男人独自生活又有诸多难处。像孙东海这般讲究的男人，时常会端着脸盆去公共龙头前，在女职工的说笑中搓洗衣裳。马燮华也只能拿起针线，缝补衣衫上的破洞。

　　这些有家室的工程师和高级技工，被工友们戏称为“老单身”，没有半点恶意。宿舍里的大中专生，结婚后会陆续搬出，唯有这些老单身继续孑然一身的日子。直到退休，有人才发现当年的无奈之举，却使他们顺理成章地返回上海，成了命运回馈的福利。在庆幸和感慨之中，对熬过的岁月唯有感恩，此为后话。

　　闯入者

　　803成员6月份出发时，邓美慈诞下儿子王小帅没多久。她丈夫王家驹是上海戏剧学院青年教师，1959级表演系毕业生，接受到苏联专家的带教。上海市文化局专门组建青年话剧团，将这班学生作了整体收编。留校任教的王家驹，也时常参加青话的演出，这生活很合他的心意。

　　邓美慈性格活跃，颇具文体天赋，喜爱演唱歌剧《江姐》。但父亲不同意她学艺术，于是她考去哈尔滨工业大学军工仪表专业。

　　如果没有那个突然打到上海戏剧学院的电话，邓美慈或许会像那些“老单身”一样，只身前往贵阳，让丈夫留在上海工作，把儿子交给老母亲。多年来母亲东奔西颠，带养过每个儿女的下一代。

　　邓美慈和王家驹结婚照

　　邓美慈（潜望镜研制技术员）：

　　我出生在上海，父亲是旧时邮政局公务员，工作调动很频繁，我们家在杭州、嘉兴、南昌、安庆、屯溪都住过，解放后到了合肥。王家驹的父亲也在邮政局工作，我们两家住一个大院的前后楼。王家驹和我姐姐一届，我们都在合肥二中读书。1955年他考到上海戏剧学院，希望我也考去上戏一起发展，但我父亲不同意。我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先学了一年俄语，这期间要举办全国运动会，我被选去黑龙江省队打羽毛球。就这么阴差阳错，我在大学里待了7年，到毕业已近1963年了。王家驹心思比较缜密，1962年催我结了婚，于是我分到了上海，我同学大多去了军工厂。上光厂搞潜望镜研制时，我在陈士民工程师组里参加结构设计，和试造车间打交道比较多。三线建设整个部门“一锅端”，我因为怀孕生小帅，延迟几个月，跟试造车间第二批人员一起走的。临行前我得了急性肺炎，不能给儿子喂奶，我母亲从太原赶来给孩子熬米汤。我对医生说让我快点好吧，我要去贵阳工作。医生加大抗生素用量，我就提前出院了。1966年10月初，我抱着小帅上了火车。

　　王家驹从入学到留校当教师，在上戏待了11年。他们班同学中有焦晃、杨在葆、娄际成……本来三线建设和他没什么关系，但上光厂突然给上戏人事部门打了一个电话，要学院放人，让王家驹跟我去贵阳，无论同意不同意都得走。那时三线建设是头等大事，厂里都没派人去上戏，一个电话就决定了王家驹的命运。当时备战气氛紧张，王家驹家庭观念很重，说如果打起仗来，一家分在几个地方也不是事儿，所以走就走吧。到了贵阳，他无所事事，在工会抄抄写写，一会儿又下乡去搞运动，专业就这么被耽误了，我感觉很对不起他。

　　潜望镜第一套样机交付进入了倒计时，但高压动力电源还没接到新添寨，没有高压电，总装和校验就无法进行。

　　从市里高压电站拉电到新添寨，要翻越八座大山，线路长达十公里。架设电线杆得先挖100多个深坑，每个深2米、长1.5、宽0.6米，要挖出约2吨重的山石。这活原本包给了当地民工，但到了要紧关头，民工却不见了。

　　这年六月的天气阴雨连绵，内迁职工抵达新添寨时，穿毛衣还觉得凉飕飕。一进入七月，天天烈日当头，泥浆路被烤成了沟坎道，硬邦邦的杵在路上，一不小心就崴脚。挖坑的民工心急火燎，回家抗旱浇地去了。

　　803人员等不及民工回来，扛起铁锹自己去挖坑了。每天大清早，他们挑着担子出门，三人一组去往不同地点，按照电线杆架设位置，在山顶或山坡上破石挖土。新添寨山脉属喀斯特地貌，岩石与泥层混杂，挖坑十分费劲。总工程师马燮华也挥起了铁锹，有时一锹下去，石头上只留下一个小白点。他挥汗如雨，气喘吁吁，汗水浸漫在眼镜玻璃上，他取下眼镜揩擦一下，胖墩墩的脸上有镜架的晒痕，看着有点滑稽。军代表毛立德请他歇坐一下，马燮华总是笑笑，摆手谢绝。他给妻子写信，对挖坑工作还感觉颇有成就：“星期四我们去了30人，皮肤晒得黑黑的，每组平均挖了1.5个坑。”

　　每次挖坑回来，毛代表隔着一堵墙，都能听到老马的呼噜声。

　　葛民治在回忆录中写下了那段艰苦的日子：

　　一双双原来是拿着笔杆子的手，握着钢钎、大锤和锹镐，顶着7月的骄阳奋力挖掘。手磨起了血泡、血泡又磨破了，缠块破布再干。没有起重设备，全靠人的双手架设电缆，其难度可想而知。从上年纪的工程师到参加工作不久的大学生，没有一个人叫苦、退缩。有的人抬电线杆扭伤了腰，有人高烧近40度，却不声不响照样干。等到领导知道了，强迫他们休息，他们却不愿意下火线。就这样，他们早出晚归，终于架起了高压输电线，电源接通了，设备安装就位了，为按期投产创造了奇迹。(8)

　　潜望镜零部件和各种组件陆续运抵贵阳，一个个大箱搬进803大楼，再经过安装，从零部件到组件，从局部到整体，一台庞大的仪器终于站立在校验台上，挺直的大镜管眺望着遥远的天体，迎接各种测试、校验和调整。

　　1966年12月，中国第一台潜艇指挥潜望镜完成了研制和安装。

　　(1) 参见《潜艇潜望镜的技术准备工作》

　　(2) 参见牟万富《潜望镜研制和批量生产的物资供应工作》

　　(3) 参见宋宜昌《三线建设的回顾与反思》

　　(4) 参见《上海支援全国》

　　(5) 参见王春才《邓小平心系大三线》

　　(6) 参见葛民治《艰苦奋斗 创建新天》

　　(7) 参见《潜望镜研制成功》中的“新建803工程”

　　(8) 参见葛民治《艰苦奋斗 创建新天》 归去来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