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吴敬琏：我是一个“奏折型”的经济学家

　　用50本书构筑你的商业知识图谱。大家好，我是吴晓波，今天我们开讲《当代中国经济改革》。

　　一、吴敬琏在中国市场体制改革中的贡献

　　中国应该怎么进行市场体制改革？吴敬琏做了一个很大的贡献，他和当时中国的一些中生代青年经济学家一起拟定了一个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性方案，叫《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这是第一次有经济学家从体制化的方式进行整体配套体制改革的思考。

　　1980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怎么搞呢？叫“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以1980年代是一个既有秩序得到极大破坏，个人从思想到生产要素得到极大自由的时期。

　　但是在无序过程中，“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很多要素性的错配和产生新的社会矛盾。

　　比如说，在市场极度发展的过程中，中央和省、市这一级的关系该怎么处理？金融该怎么改革？人民币和美元的关系该如何调整？在一个企业中，国有企业怎么保障自己的个人利益？贫富悬殊变得越来越大，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社会福利体制和保障体制该怎么建设？

　　在1980年代，这些问题都没有被讨论，因为所有的问题就是让大家有饭吃，我们要千军万马要过这条河。

　　但到了199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要进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那么，什么叫市场经济体制呢？吴敬琏和他的这些学者朋友们，在他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性设计中，第一次提出，大家不能都跳到河里去游泳，因为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到深水区了，那个河已经越来越深了。如果你不整体想清楚，如果你不架桥，如果你不做隧道的话，那么很多人都会淹死在河里的。

　　所以必须要整体地思考怎么来进行中国的银行体制改革，怎么来进行中国的外汇体制改革，怎么来进行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

　　当这些问题被提出来的时候，那么这就意味着，要从上而下整体性地思考这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各个要素和制度之间的衔接和改革的步骤和阶段性问题。吴敬琏当时提出的这个报告，后来成为了将近10年时间里面，中国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整体性描述。

　　那么当年和他一起写这份整体性设计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了中国国家治理的，特别在经济领域中的一些重要的领导人。

　　比如说他当年的助手叫周小川，后来担任了央行的行长、证监会的主席；另外一个助手楼继伟，担任过财政部的部长；还有一个叫李剑阁，曾经担任过中金集团的董事长等。

　　这些人都比吴敬琏要小将近20岁左右，是当时中国最年富力强，最具有市场化导向的人。

　　他们设计了这套整体方案，影响了后来10多年的中国经济改革运动，同时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成为了这个国家经济领域中的决策者和操盘手。

　　二、我是一个“奏折型”的经济学家

　　吴敬琏后来还组织了一个论坛，叫“经济50人论坛”，把中国的最顶层的一些中生代经济学家聚合在一起，每年开几次会，整体性地来思考中国的经济改革运动。

　　所以吴敬琏长期以来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参与到经济改革，他说：“我是一个‘奏折型’的经济学家。”

　　吴敬琏说，其实经济学家在一个社会国家治理中永远是个提案者，我可以提方案，我可以提建议，那么谁来决定这个国家该进行什么样的经济制度，进行怎样的制度设计呢？那个人叫政治家，所以永远是政治家来决定最后的方向。

　　那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给政治家不断地提供方案。我今天讲话你可能不要听，我明天还得继续讲，明天讲你可能还是皱着眉头不要听，那么我后天继续讲……我不断地把我的理论、想法告诉政治家，然后让政治家来决定、来实现这个蓝图。

　　我在写《吴敬琏传》的时候发觉说，吴老的很多文章几十年来都有一个三段论，比如说中国的粮食体制该怎么改，中国的外汇体制该怎么改，吴敬琏的文章中的第一段都会告诉你说，今天在中国的粮食体制改革问题上有三种观点，或者外汇体制改革上面有四种理论，那么讲清楚。

　　第二，每一个理论的优点在哪里，它的缺点在哪里，它的紧迫性在什么地方，这是第二段。

　　那么第三段是，对粮食体制改革该怎么搞、对外汇体制改革该怎么搞，我提出我的建议和主张。

　　理论是怎么样的，观点是怎么样的，现状是怎么样的，我的结论和建议是怎么样的，这就是典型的奏折三段论。

　　所以吴敬琏的很多文章是建立在一个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框架下，然后不断对现实的中国问题提出自己解决方案的。

　　我们在吴敬琏的这本《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中，可以看到他对1949年以后中国经济改革阶段性的论述，然后在每一个阶段，我们都可以看到他对一些政策的解释，对一些事实的呈现和结论，以及他在这一个阶段中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所以这本书一方面是关于几十年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教科书式的作品，同时在每一个阶段都隐藏着他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三、他是温和但立场坚决的经济学家

　　吴敬琏是一个挺温和的人，在性情上，他也不太爱跟人有面对面的冲突，但是在很多经济理论的决策时刻和关键时刻，他都能够表现出作为学者的勇气。

　　就比如，他被称为“吴市场”就是在1989年，“市场”这个词得到最大的贬低和蔑视的时候，他站出来维护市场要素在经济配置中的作用。

　　吴敬琏有一次接受记者采访，当时中国资本市场股票涨得非常好，有记者就问吴敬琏说：“你怎么看中国的资本市场？”

　　吴敬琏说：“中国的股市连赌场都不如。”

　　这个评论被媒体报道以后立刻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吴敬琏为什么说股市比赌场都不如？吴敬琏说：“赌场是有规矩的，我发牌，你来参与赌博，每个人都是对等的。但是中国的股市有个人叫庄家，就只要坐在那里，另外一个人是投资者，有的人可能是蹲着马步，连凳子都没有。赌到一半的时候，有人可以说停一下，我来看看你的牌到底是怎样的。”

　　所以吴敬琏是一个性格很温和，但是在一些学术观点和立场上非常坚决，甚至在很多时候并不是一个很讨人喜欢的经济学家。

　　过去40多年来，中国经济走到今天，什么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今天是没有任何的结论的。那么我们最终所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到今天也是没有任何结论的。

　　所以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场没有蓝图的、伟大的经济改革运动，那么因为没有蓝图，所以吴敬琏这一类务实的经济学家，他们在历史改革中的作用和作出的贡献就非常显赫和非常值得我们尊重了。

　　我曾经问吴敬琏一个问题，我说：“什么时候、哪些事情发生、哪一种状态能够代表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

　　吴敬琏写了这本关于中国当代经济改革的作品，那么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吴敬琏沉默了很久。他说：“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最终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社会体制改革的成功。”

　　一个国家变得富裕起来了，这个国家有很多企业进入到了世界500强，甚至中国出现了数以千万计的民营企业，它都不能够代表这一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最终决定于整个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成功。那么社会激励体制改革成功的前提是什么？就是这个国家一定要变成一个法治化的国家。

　　他曾经跟我说，很多人说到“法治”的时候，这个“zhi”是哪个“zhi”呢？有人说“制”是制度的“制”。吴敬琏说，no，不是制度的“制”，法治的“治”应该是治理的“治”。

　　所以我记得，10年前我写完《吴敬琏传》的时候，这本书下印厂之前，我请吴老在这个书的扉页上题一个字。吴老想了一下，他写了一段字，叫“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有好的市场经济，也有坏的市场经济，那么好的市场经济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所有的要素配置，每一个人的财富安全、经营安全、人身安全……都建立在一个法治化的前提下。

　　四、结束语

　　吴敬琏诞生在一个战乱的时代，他的整个青春、他的人生都伴随着这个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每一个步骤。

　　你跟他交流会发觉，历史就跟画卷一样的，从你眼前不断地飘过，然后一个人渺小的人生，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时间点发出了一个坚决的声音，而这个声音在某种意义上微妙地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和国家发展的一个方向。

　　我想，一个人的人生，所有的幸运莫过于此——参与了一场伟大的运动，同时在这场伟大的运动中做出了个人渺小的，但是坚决的贡献。

　　关于《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解读就讲到这里了，我们吴晓波，我们下一本书再见！

　　用50本书构筑你的商业知识图谱。大家好，我是吴晓波，今天我们讲基辛格和他的《论中国》。

　　基辛格出生在1923年，但是他至今仍然活跃在全球的外交舞台上，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家，他讲的每一句话，全世界的很多政治家都需要认真地聆听。

　　在美国，有很多研究中国的专家，那么在政治领域有两个人特别重要：

　　一个就是费正清，他曾经在1930年代到1940年代在中国长期工作过。回到美国以后，他在哈佛大学成立了东亚研究中心，组织出版了一套《剑桥中国史》，所以他是研究美国与中国问题的首席专家。

　　费正清在中美的关系史上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名字，我们也曾经推荐过他的《美国与中国》。

　　第二个人就是基辛格。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你猜基辛格来过这个国家几次？他居然来过85次，因为他觉得这个国家在他的政治生涯中非常重要。

　　一、基辛格秘密访华与当时的世界格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关系史上，有一天特别敏感，也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的时刻，那一天就是1971年的7月9号。

　　那一天下午，在北京的一个军用机场——南苑机场，静悄悄地降落了一架飞机，从飞机上下来一个40多岁的、戴着一个深度黑框眼镜的人，他就是当时的美国总统特别安全助理，叫基辛格。

　　他在7月9号到7月11号的两天秘密访华，这期间跟当时的中国总理周恩来进行了17个小时的谈话。

　　他在《论中国》这本书中说，他跟周恩来之间的交谈就好像两个政治哲学家之间的交流，他们谈得非常融洽，然后对中美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义。在两天多时间里面，周恩来请他吃了很多的中国美食，陪他喝茅台酒，他对周恩来的酒量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当他离开中国以后，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了一个电视讲话，突然公布了一件事情，在一个礼拜前他的特别安全助理基辛格曾经到访过中国。

　　当时美国的电视台记者在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其中有一个记者把这个新闻讲完以后，呆在那里，呆了十几秒钟，因为大家都非常吃惊。

　　在二战以后，全球政治格局可以说是非常诡异。当全世界把法西斯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消灭了以后，新的世界因为意识形态的问题迅速地变成了两大阵营：一个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阵营，另外一个是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

　　世界进入到了一个所谓的“冷战时期”，从1940年代末到1990年苏联瓦解为止，在40多年时间里面，世界一直处在意识形态对立的冷战状态下。特别是到了1961年的时候，柏林城筑起了一道柏林墙，那代表冷战到达了高峰点时刻。

　　那么在东西方两大阵营中，中国在哪里呢？中国在很长时间里面是苏联的小弟，当时叫苏联老大哥。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苏联在政治上、军事上对中国进行了很大的帮助。建国以后，在1953年到1957年，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完成的。

　　但是，在1960年代以后，随着赫鲁晓夫的上台，中苏关系突然间就恶化掉了。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又进行了一次分裂。

　　中国和苏联决裂以后，我们在全世界也需要找些兄弟，所以毛泽东提出了“亚非拉人民联合起来”，开始组建一个叫第三世界的联合阵营。

　　在1960年代以后，世界突然间形成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三角关系。

　　这个时候，作为美国来讲，那么它应该怎么来面对苏联，怎么来面对中国，就变成了一个国策上的重大的选择。

　　在基辛格1960年代末开始进入到世界舞台的时候，当时，美国一方面跟苏联进行冷战的对抗；第二，在亚洲地区陷入了越战的泥潭；同时，跟中国的关系也非常恶劣。

　　二、基辛格在政治外交上的观点

　　基辛格是一个德国裔的美国人。他祖籍上是德国人，然后在美国完成了学业，他是一个移民，在二战时期居然还以美国大兵的身份到德国本土参加过战争。战后他到哈佛大学去读书，后来成为了一个哲学博士，所以大家都叫他基辛格博士。

　　基辛格在政治外交上他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第一个观点，他认为世界稳定需要一个超级大国，一定要有一个国家像世界警察一样，来维持世界的稳定。

　　那么，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的世界当然不符合基辛格的理论，因为除了美国以外，还有苏联阵营和中国阵营，所以，怎么能够让这个世界只有一个世界警察呢？这是基辛格认为作为一个政治家、外交家需要解决的问题。

　　到底怎样的国家能够成为这个地球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基辛格有一个名言，他说：“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谁掌握了货币发行权，谁就掌握了世界。”

　　这句话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面可以是一个真理，是全球各国政治经济矛盾爆发、冲突爆发的根本点。

　　你要掌握这个世界的主导权，第一，你要掌握能源。所以你看，美国在很长时间里面陷入到了中东格局的泥潭，为什么？因为那里是全世界最大的石油产出国，所以它一定要控制石油。

　　第二，要控制粮食，每个人活着都要吃粮食。

　　第三件事情，要控制货币的发行权，因为当美元成为全世界所有商品流通的通用货币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全世界所有的贸易就会被掌握在美国人的手上，会被掌握在一个以美元体系为标准的货币衡量模型之下。

　　所以石油、粮食、货币发行权是全球政治国家竞争最重要的点。

　　即便到今天，中美之间出现了种种的贸易摩擦，我们在争夺什么呢？我们仍然在争夺对能源的定义权。这个能源在60年代、70年代，它是石油，那在今天，它就可能是大数据，可能是人工智能，可能是一些在信息领域像石油一样珍贵的资源型问题。

　　第二是粮食问题，第三就是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货币竞争，在未来会成为中美贸易、中美政治经济关系重要的一个战场。

　　所以到今天为止，能源问题、粮食问题、货币问题仍然是全世界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竞争最需要关注的三个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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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与中国结盟

　　那么在1970年代初的时候，美国同时面对两个强大的敌人，它该怎么办呢？基辛格认为说，可能需要改变这样一个三角分立的危险的均衡格局，那么应该跟谁结盟呢？

　　基辛格在《论中国》这本书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细节描述。他在1968年的时候，协助尼克松竞选美国总统，他说，有一天我在列车上碰到了一个老朋友，那个老朋友是谁呢？是一个中国通，费正清。

　　然后费正清就跟他进行了一次列车上的谈话，费正清从他的公文包里拿了一本小册子出来，这本小册子是关于费正清对中国问题新的思考，送给了基辛格。

　　然后他对基辛格建议说，尼克松一旦当上了美国总统以后，我建议应该改变现在跟苏联和中国两大阵营同时对抗的格局，应该结盟中国，对抗苏联。

　　基辛格在书中说，这一次的列车谈话改变了历史。

　　几个月后尼克松如愿当上了美国总统，然后费正清就正式地和几个美国智库的知识分子联名给尼克松总统上了一个关于中国问题的秘密备忘录。

　　这个秘密备忘录的第一条就是：他建议派人到中国去，和中国政府进行秘密的沟通，然后联合中国形成一个新的政治结盟。

　　这一节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论中国》。

　　用50本书构筑你的商业知识图谱，大家好，我是吴晓波，今天我们开讲《论中国》。

　　一、基辛格访华开启了新局面

　　在基辛格访华之后，1972年，尼克松总统正式访华，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

　　到了1979年的时候，中美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两个东西方的大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外交周期。

　　中国什么时候开始搞改革开放呢？是中美建交后的6年，1978年。1978年12月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政府宣布我们要告别阶级斗争，我们不再搞意识形态为主的国家治理模式，我们要发展经济，我们要让老百姓过上好的经济生活。然后中国就打开了国门，开始宣布引进西方，特别是美国和日本的资金投资中国市场。

　　我在《激荡三十年》中曾经写过一个很有趣的一件案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一个月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就出现了一瓶可口可乐。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中国开始打开国门、对外开放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对外开放需要拥抱世界的时候，那么全世界进入中国的最重要的资本力量是什么呢？是美国的资本。

　　可以说，1971年的基辛格的秘密外交，1972年的中美公报的发布，在当时看来是一个政治事件，是在政治上美国和中国的一次重新选择。

　　但是到了19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它由一个政治事件变成了一个经济事件。

　　从1940年代中期，经过30多年的发展，1978年，美国的人均GDP超过了1万美元。那么在欧美这些国家，随着经济水平不断发展，它的中产阶级不断地增加，城市人口不断地增加，就出现了能源价格的上涨、劳动力成本价格的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必须要进行一次全球化的腾挪转移。

　　也就在这个时候，中国打开了国门，中国开始宣布进行市场经济的改革，然后这些在欧美国家过剩的产能、过剩的生产线、劳动密集型产业纷纷进入到中国。同时，像可口可乐、宝洁这些饮料公司、消费品公司把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开始进行耕耘。

　　所以1970年代末、1980年代开始，中国成为了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发动机、新的劳动力和产业的承载体。

　　这些经济运动的出现，首先建立在政治上的结盟和开放的前提下。所以在历史的场景来看，你会发觉说，1971年7月9号那一天，基辛格的秘密访华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改变了美国的政治格局，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格局，进而改变了全球的格局。

　　二、西方学者对中国崛起的不同观点

　　基辛格在后来的半个多世纪里面80多次来到了中国。在《论中国》中，他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有自己的看法，他提出了一个观点叫“例外论”。

　　我们在《影响商业的50本书》中曾经选过另外两本书，我建议大家可以拿来看，也可以重新回去听那两个音频，一个我们讲的是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第二本是彭慕兰的《大分流》。这两本书代表着美国学者对中国崛起的两种观点。

　　费正清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路程——他提了一个概念叫“冲击—反应模式”。

　　也就是，中国这个国家作为一个落后的东方国家，当西方政治经济文明崛起的时候，我们中国“打倒孔家店”，剪掉自己的辫子、告别帝制，开始建立现代化。

　　所以中国从一台机器开始，到城市的格局，到我们的衣着，到我们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等，都是对西方政治经济制度格局的一次响应，是在冲击情况下做出的一种本能式的反应。

　　彭慕兰在他的“大分流理论”中进行了另外一种解释，他认为说，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国家，它在几千年时间里面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经济格局。

　　所以如果时间回到1820年的话，你会发觉说，当时中国的整个政治经济面貌，甚至城市人口的文化水平、经济水平，跟欧洲西方的那些发达城市的人口水平、产业格局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是到了1820年以后，西方发生了双元革命，发生了英国的工业革命，发生了法国大革命，发生了美国的政治经济的新的崛起。所以中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成长、发展的一种路径，所以叫“大分流理论”。

　　那么基辛格提出了第三个理论，他提出了“例外论”。他认为，很难用西方的政治经济理论来套中国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和它的现状。

　　他说：“中国历来是一个中央帝国，中国人的政治秩序观来自中国的文明，来自中国文明的中心论，并且始终受其支配和型塑，从未断绝。虽然中国经历了很多的劫难，有时候政治有衰弱长达几百年之久，但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始终没有泯灭。即便在贫弱分裂时期，它的中心地位仍然是检验地区合法性的试金石。”

　　所以他说，如果从2000多年的文明史来看的话，中国从来是一个中央帝国，它是一种跟西方文明完全不同的文明体的中心论。

　　同时，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会有内乱，甚至被外族侵略，甚至它积弱的时间可能长达100年、200年、300年。但是，这个国家作为一种文明主体，从来没有被破坏过。在中国人的意识中，它从来是一个独立体。

　　那么对西方来讲，中国这样的文明中心论，它就是一次例外。他说：“就好像美国的崛起对英国来讲是一场例外一样的，那么中国的崛起对整个西方世界来讲也是一个例外。”

　　这是一个政治家在访华80多次以后，对这个国家做出的一个新的观察。

　　如果我们从经济角度来看，美国一个诺奖得主叫罗纳德·科斯，他曾经花了几年时间专门研究中国问题，他写了一本书叫《变革中国》。

　　他研究中国1978年以后的经济变革史，也提出了一个跟基辛格非常近似的观点，他认为，1978年以后的中国经济改革运动可以说是二战以后最成功的经济改革运动，他甚至认为，在未来的10多年内，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作为一个诺奖的经济学奖得主、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他认为，在经济制度上，没有办法用西方的任何一本教科书来解释中国这一次的经济发展运动，所以他认为，中国的这一次经济改革成功很像一次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

　　那么你会想一个问题，当你的面前出现了一个跟你的文明主体制度建设全然不同的发展体的时候，你会做出的反应是什么呢？

　　有两种反应：第一是努力地、积极地通过和平化的方式跟它形成一种共处关系；那么第二种办法就是消灭它，遏制它，不让它成为你的竞争对手。

　　三、中美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基辛格的这本《论中国》发表在2011年，在这本书中提出例外论以后，他进一步地进行了一个理论的研讨。

　　他说，因为中国对美国和西方世界来讲是一个例外，同时它的发展速度非常快，那么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在发展过程中，美国是一个既得利益的守成大国，中国成为了一个非常陌生的新兴大国，这个时候有可能陷入到一个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是一个希腊的历史学家，他在研究希腊文明的时候就提出过，当一个守成大国遭遇到新兴大国的挑战的时候，那么两者只能生存一个，一定会发生一场战争，通过战争来决定谁是那个世界最终的独裁者。后来历史学就把修昔底德这个结论称为“修昔底德陷阱”。

　　在2011年基辛格写的这本《论中国》中，他就非常担忧地提出说，由于中国发展的陌生，由于西方世界对中国经济崛起的恐惧，那么这个世界未来有没有可能陷入到修昔底德陷阱呢？

　　跟这个担忧相关的另外一个结论是，他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如何做出应对和挑战，是美国政治家所必须要做出的决策。

　　但是他警告说，千万不要掉进修昔底德陷阱。因为如果在未来，中国和美国的竞争陷入到一种敌对状态的话，对世界是不可承受的灾难。

　　就在他的这本《论中国》出版的5年后，2016年，美国上任了一个新的总统特朗普。特朗普上任后，改变了之前的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政策，开始通过跟中国非常决绝的对抗的方式来遏制中国经济和中国政治发展的崛起。

　　在2018年4月份，以中兴事件为标志，中国和美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消耗对抗状态。也是在2018年的11月份，基辛格第85次访问了中国，跟中国的领导人进行了一些交流，希望能够进行一次新的政治经济最高层的斡旋。

　　但是从后来的事实看，基辛格温和的对华战略并没有成为特朗普政府的一个选择项，反倒中美之间的冲突一直到我们录这个节目的时候变得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叵测。

　　中美之间的关系，从政治、经济、民间文化等各个领域出现了越来越激烈的对抗状态。

　　在2019年底的时候，基辛格曾经到新加坡做了一次演讲，他说：“今天的中美关系已经再也回不到1971年那个状态了，所以世界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循环和新的周期。”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当他回望过往的时候，他发觉，他走过的这个半个世纪跟一片森林一样，长得越来越繁茂，越来越繁茂，然后在繁茂之中出现了很多叵测的景象。

　　而作为一个过来人，当我回望这段历史的时候，我的心中充满了种种的不安和种种的不确定性。

　　关于《论中国》的解读就讲到这里了，我是吴晓波，我们下一本书再见！ 影响商业的50本书文字版吴晓波的私人商业书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