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他瞭望到了未来一个世纪的中国现代化发展

　　用50本书构筑你的商业知识图谱，大家好，我是吴晓波。

　　今天我们开讲《江村经济》。

　　一、费孝通再访开弦弓村

　　在1957年的时候，费孝通第二次回到了开弦弓村进行田野调查。

　　当他回到村庄的时候，中国即将开始一场叫“人民公社”的运动。他突然发觉，1957年的开弦弓村出现了一种倒退。

　　因为在他的观察中，他发现跟几十年前相比，这个村庄里的农民并没有富起来，甚至有很多人变得更加贫穷。更要命的是，村庄的耕地面积在不断增加，而农村工业和副业反而在减少。

　　所以他说：“总的看来，副业方面现在的水平没有21年前高了。做一个大约的估算，1936年副业占农副业总收入的40%多，而1956年却不到20%。”他写了一些文章说，未来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一定要发展副业，一定要发展农村工业。

　　但是你知道，在接下来1958年的人民公社运动，以及接下来的整个10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当时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主轴是大力发展粮食。所以他的这种发展副业和农村工业的思想，在当时是一种被主流意识所反对的思想。

　　在接下来的20年里面，他是作为中国学术界的一个大右派出现的。20年时间里，他几乎没有进行任何学术研究，每天是下乡、劳改、被批斗，他甚至自嘲说：“在这20年里面，我连一张书桌都没有。”

　　二、他提出了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

　　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费孝通平反，他重新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和学术研究。

　　1981年，他平生第三次去了开弦弓村，这一次去，他发觉开弦弓村和他第二次去的时候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因为中国开始搞改革开放，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大量的土地以承包制的方式给了农民。但是在中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人多地少，全国人均一亩三分地，在江苏和浙江的这些区域，人均土地不到三分。所以土地承包到个人手上以后，人口迅速从土地中溢出，那怎么办呢？

　　1.苏南模式

　　他在开弦弓村以及周边的苏南地区看到了一种新的模式，就是农民开始洗脚上田，村村点烟、乡乡冒火，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农村工业模式，也就是所谓的乡村经济模式。

　　费孝通认为，他在开弦弓村以及在苏南地区看到的这种工业发展模式，是在过去100多年的欧、美、日、英等现代化史上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模式。他认为，这种模式就如同他年轻时候在《江村经济》中所描述和所坚持的立场，是中国未来农村和工业经济有可能探索的一条道路。

　　他给这条道路起了一个名字，叫“苏南模式”。

　　他说：“从西方工业革命发展的历史经验上来看，苏南的乡镇工业是不伦不类的、难以理解的东西。而从中国农村的家庭经济结构上看，乡镇工业却是顺乎自然的事情。与西方工业革命的历史相对照，草根工业无疑是中国农民的一个了不起的创举。”

　　2.温州模式

　　到了1986年，费孝通有一次在报纸上看到了一个新闻：在浙江南部的温州地区也同样出现了乡村经济，但是温州的乡村经济模式跟苏南有挺大的区别。

　　苏南的乡村经济是以村级集体经济为主的，就是一个村、一个大队来发起、组建一个企业，几个工厂来发展集体经济。但是在温州，村级经济集体并不发达，但是个人经济非常发达，也就是，私人经济非常发达。

　　费孝通当时已经76岁了，看到这个新闻以后，他说：“我要亲自到温州去看一下。”那个时候费孝通已经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了，所以费孝通就带了几个助手，在1986年的冬天，赶到了温州，进行了一次实地调研。回来他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叫“温州行”。在这些文章中，他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模式，叫“温州模式”。

　　三、他是改革开放的理论领头者

　　我们回望这一轮的中国改革开放，可以说，中国80年代产业经济之所以能够复苏，就是因为发动了人民群众参与经济创业的热潮。

　　那么在整个80年代，到底是哪一批人成为了工业经济发展的第一批的领头羊和冒险者？他们不是城市里的工人，而是以乡镇经济为主的那批农民，而这批农民以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为主要的两股经济发展模型。

　　那么费孝通在这一轮改革开放中的理论领头者的地位就非常显著了，因为他是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定义者。

　　在1988年，中国改革开放10周年的时候，乡镇企业的用工人数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国有企业。所以那一年，邓小平在接见南斯拉夫代表团的时候，曾经说：“中国改革开放10年，中央最大的意外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

　　那么对乡镇企业的定义和角色的研究，费孝通可以说是中国的第一人。而且他这个研究不是从1978年开始的，而是在1935年的春天，当他进入到开弦弓村的那一刻起，他就看到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种新的可能性。

　　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有一段话，非常值得我们不断地汲取。他说：“社会是多么灵巧的一个组织，哪里经得起硬手硬脚的尝试？如果一般人民的知识不足以维持一种新制度时，这种制度迟早会蜕形的。”

　　也就是说，他认为任何一个地方的变化，无论它是一个农村、是一个村庄还是一个城市，它要由原来的运营模式、生活形态模式、商业模式、生产模式向一种新的境界模式迭代，需要花非常长的时间。

　　在这样的过程中，所有的治理者要从基础和传统出发，要顺其自然，不能够贸然地用外来的一种经验制度对现有的模式进行强行替代。因为每一个社会组织都有非常细腻的机理。

　　四、结束语

　　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农民崛起、乡镇经济崛起成为了中国在前20年改革开放中最根本性的动力，和生产力爆发的最主要的实验场。

　　而这个经验和实践的发生并不来自某一本西方的教材，某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论，而来自于中国学者和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勤勤恳恳、务实实验的结果。

　　在这个意义上，《江村经济》这本出版在1939年的图书，在那个中国现代化转折的微妙时刻，瞭望到了接下来几十年、将近一百年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性。

　　今天我们在阅读80年前费孝通所写的这本《江村经济》的时候，仍然能够非常清晰地认知到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性和可能发展的路径和道路。

　　关于《江村经济》的解读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吴晓波，我们下一本书再见。 影响商业的50本书文字版吴晓波的私人商业书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