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文艺复兴之前驱

　　六 意大利文学，在中世殆无所表见。盖其国袭罗马之遗，封建制度无由树立，故骑士诗歌略无所闻。Provence诗风虽盛行，顾皆模拟而少特色，唯Guido Guinicelli及Guido Cavalcanti，稍有声望。其民族势力所储，乃别有在。古希腊罗马之文化，涵养人心，造成时势，遂有文艺复兴之盛，而以三人为前驱。Dante作《神曲》，Boccaccio作《十日谈》，立意大利诗文之极。Petrarca为最后之Trobador，振兴抒情之歌，又为提倡古文学之第一人，尤有功于世。

　　Dante Alighieri（1265—1321）为Florence世族，奔走国事，不得志而殁。少时受Provence诗派影响，多作抒情诗。尝爱Beatrice（de Portinari），作诗颂之，成集一卷曰“新生”（Vita Nuova）。其言爱情，本为Trobador一派，后以Guinicelli感化，转入密宗（Mysticism）。以为美善合一，故崇Beatrice，近于神明，而爱则入圣之功也。又作《神曲》（La Divina Commedia），寓其思想，为世界名著之一。诗凡三部，记罗马诗人Vergilius，导之梦游三界事。先过地狱界（Inferno），下陷如杯，分九层。有罪者列居其次，末层至隘，居极恶者三人，为卖耶稣之弟子Judas，刺该撒者Brutus及Cassius，与撒但共处。次至净罪界（Purgatorio），为一山，分七级，居者视忏悔之力，次第上升，顶即乐园。最后至天国（Paradiso），善人所居，Beatrice出迎，引之使对上帝，此其大略也。神游幽冥之说，古多有之，Odysseia及Aeneis中，皆言其事。Dante未见Homeros，故举Vergilius为导，亦以其诗赞颂罗马，与己之政见相合故也。《神曲》自昔称难解之书，笺释不一，据其所著《王国论》（De Monarchia）考之，约略可通。大意谓政教并立，皆以福民为事。王者以人智治国，使人能守哲理道德，得现世之福。法王以神智化民，引人入于宗教信仰，得久远之福。Vergilius为人智之代表，故导Dante至乐园而止。Beatrice则为神智之代表，乃能导之入天国。其言极恶者举Judas，盖以其卖基督教主故，Brutus等，则以杀罗马第一君主故，即因其破毁政教故也。诗中悔罪受福之说，大抵出于Thomas Aquinas之神学，今不具论。Guinicelli言美善合一，亦本Aquinas，故Dante思想实合烦琐哲学与Trobador诗派而成。《神曲》一书，虽为譬喻（Allegoria），用以宣传奥义，唯所重仍在Beatrice。故其为此诗，亦正以言神圣之爱，犹作《新生》之意也。

　　Francesco Petrarca（1304—1374）父为Florence律师，与Dante同以国事被放，流寓于法。Petrarca遂自幼承Trobador之影响，学为诗歌，又治古代文学。父死无所依，入教会为长老，唯仍专心学问，作诗不辍，诗之本源，与Dante相同，并出于情爱。尝识一武士之妻曰Laura（de Sade），思慕之情，均寄于诗。而Laura旋卒，人世之爱，转为灵感，中心永慕，如对神明。Dante之于Beatrice，殆可仿佛，盖并出密宗思想。又极喜古学，游行各地，搜访拉丁古文著作，不遗余力。身为教徒，而甚崇古代异教文化，尝自言其所处境地，在Augustinus与Vergilius之间。盖其神往古昔，欲使基督教与异教思想，得相调和，意至深切，于文艺复兴之运动，实大有力也。

　　Giovanni Boccaccio（1315—1375）亦Florence人。幼从父业商，弃而学律，复不惬意，改治希腊文学。与Petrarca友善，亦致力于古学。著作甚多，以小说为最善。Filocopo仿Aucassin et Nicolette述古时传说，为中世散文小说之始。Ameto则Longos一流之Pastorale，写理想之牧人生活。Fiammetta言女爱Pamfilo，而其父召之归去，因自陈哀怨。盖实Boccaccio假此发抒己意，为后来自叙小说之源本。《十日谈》（Decamerone）尤有名，为其绝作，书言一三四八年顷Florence大疫，有士女十人，避地村落间，述故事以消长日。人各一篇，凡十日，共一百篇。会萃众说，假设事迹以联贯之，古昔多有此体，如印度之Panchatantra，亚拉伯之《一千一夜》，皆是。Boccaccio盖仿为之，所收小说，亦非尽出己作，率取材于故事俗说，而一经运化，无不美妙。叙述仿Apuleius，间或失之不庄。唯其清新愉乐之精神，乃能于阴郁之中古时代，开拓一新方面，功绩甚伟，不仅为意大利散文开祖已也。

　　英国有Geoffrey Chaucer（1340—1400）系出北人（Norman），以王事使法意诸国，遂仿其诗风，作诗数篇。晚年作Canterbury Tales，虽仿《十日谈》，亦自具特色。诗言有巡礼者三十一人，集于旅次，共赴Canterbury大寺。途中各说故事，以慰岑寂，而所作只二十四篇。其序言一篇，写旅人风采言动，颇极其妙。William Langlend于十四世纪中叶，作Piers Plowman一诗，述梦见农夫Piers导之寻求真理，遍历诸境，终得神智。亦譬喻体，与《神曲》相似，然非出于模拟。描写世相，特可推重，至其非难教会行事，已张宗教改革之先声，与Wyclif并称。英自北人入国，言语纷歧，Wyclif译《新约》，流布民间，英语之势始张。至Chaucer而大定，立近世文学基本。而革新之机，则仍来自意大利，距Chaucer之死，已百年矣。 咪咕公版·欧洲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