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介亭杂文》序言

　　近几年来，所谓“杂文”的产生，比先前多，也比先前更受着攻击。例如自称“诗人”邵洵美，前“第三种人”施蛰存和杜衡即苏汶，还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学生林希隽之流，就都和杂文有切骨之仇，给了种种罪状的。然而没有效，作者多起来，读者也多起来了。

　　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现在新作的古人年谱的流行，即证明着已经有许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况且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

　　战斗一定有倾向。这就是邵施杜林之流的大敌，其实他们所憎恶的是内容，虽然披了文艺的法衣，里面却包藏着“死之说教者”，和生存不能两立。

　　这一本集子和《花边文学》，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凡是写下来的，全在这里面。当然不敢说是诗史，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也决不是英雄们的八宝箱，一朝打开，便见光辉灿烂。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记于上海之且介亭。

　　题注：

　　本篇是为作于1934年的部分杂文结集而成的杂文集《且介亭杂文》写的序，未另收集。

　　鲁迅创作本集杂文及《花边文学》等集子中杂文前后的一段时期内，文坛上时有攻击杂文的论调，有的甚至指名批评鲁迅的杂文。如邵洵美、章克标编辑的《人言》周刊，在译载鲁迅用日文写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一文中“谈监狱”的一节后所加的“编者注”中，说鲁迅的杂文“强辞夺理”“意气多于议论”（见该刊1934年3月第一卷第三期）；施蛰存在他主编的《文饭小品》第三期（1935年4月）发表的《服尔泰》一文中，说鲁迅的杂文“有宣传作用而缺少文艺价值”；杜衡在《星火》第二卷第二期（1935年11月1日）发表的《文坛的骂风》中，将文坛上“一团糟的混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归于“杂文的流行”，说短论、杂文“差不多成为骂人文章的‘雅称’”；林希隽于1934年9月出版的《现代》第五卷第五期上发表《杂文和杂文家》一文，说杂文的兴盛是“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来代替一个文艺作者的严肃的工作”的结果……针对这种情况，鲁迅于1935年底编定《且介亭杂文》后，写作此序，肯定杂文的抗争与战斗作用，并说明本集和《花边文学》中杂文的创作缘由。 鲁迅著作分类全编·序的解放（上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