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期明年三月来华——

　　方才我收到泰戈尔九月四日从加尔各答来的信，说要到明年二月中或二月底方能动身到中国来。来信简译如下：——

　　徐君：

　　来信收到，甚感且喜。余本期早日来华，不意到加尔各答后余与我子皆得骨痛热病（Dengue fever），以致原定计画，不能实行。今幸我二人已痊可，本当就道，但念转瞬寒冬，不如竟待春回时节，再来中国，今定明年二月中或二月底离印，约三月间定可与贵邦人士相叙，迁延之愆，尚希鉴宥。如此时日既宽，我亦可从容预备讲义，当如君议先行寄华，俾可译成华文，以便听众。

　　恩厚之君（Mr.Elmhirst）来信，为言彼来华时备承渥待，及贵邦人士对印度之情感，使我来华之心益切，明春来时，欣慰可知。

　　华友多有来信欢迎者，希君代为转致谢意，君盛意尤感。此颂安健

　　Rabindranath Tagore

　　拉平德拉那士 太戈尔

　　这封久盼的信，隔了四十六七天，从天津转北京，北京转硖石，硖石又转杭州方才到了我收信人的手里！我给他的信，是七月底从南开大学寄的，所以他的回信也寄到天津，差一点寄不到。

　　这次太氏来华的消息，早已传遍全国，我现在乘便说一说经过的大概，免得一部分人的误会。最先他的朋友英人恩厚之到北京来，说太氏自愿来华，只要此间担任旅费，因此讲学社就寄了路费给他，盼望他八月间能来，后来他来了一个电报，说十月来华，最近他的友人安德罗氏（Andrews）来信，说他在加尔各答得了热病，不能如期来华。以上各节，已经《晨报》及《时事新报》登过，但最近还有人以为太氏是中国出了钱，特请来华讲学的——这是误会——所以我又在此声明。

　　我们这一时，正在踌躇他的来不来。我个人承讲学社的请托，要我等他来时照顾他，所以益发的不放心。因为泰氏已经是六十以外的老人，他的友人再三的嘱咐我们说他近来身体不健，夏间又病了好一时，不能过分的任劳。他又比不得杜威与罗素早晚有细心的太太跟着伺候（杜里舒虽则也有太太，但他的胖太太！与其说，她伺候老爷，不如说杜老爷伺候她！）他来时是独身的——所以伺候这位老先生的责任，整个的落在我们招待他的身上。印度人又是不惯冷的，所以他如其冷天来，我们也就得加倍的当心。老实说，我是被罗素那场大病的前例吓坏了。

　　现在好了，他今年冬天不来了。等到明春天暖了再来，在他便，在我们也便，真是两便。

　　而且除了招待的便利，还有一样好处。太氏说他要利用延期的时间来写他要对我们说的话，我们也正好利用这半年工夫来准备，听他的使命，受他的灵感。我们既然知道含糊的崇拜是不对的，我们就应得尽相当的心力去研究他的作品，了解他的思想，领会他的艺术——现在正是绝好的机会。他到中国来一次，不是一件容易、随便的事，他的使命，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替代的。我们当前有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我们可以从他的伟大，和谐，美的人格里，得到古印度与今印度文化的灵感，同时也要使他从我们青年的身上，得到一个伟大民族觉悟了的精神与发展的方向。这才不负他爱敬我们的至诚，他不惜高年跋涉的一番盛意。

　　这是我们的责任，是凡是曾经直接或间接从他的诗文里得到益处或是仰慕他的，对他同等负担的责任。已经多少能够了解他的，应得“当仁不让”的出来，对心愿而未能的，尽一种解释，指导的责任，因为泰氏到中国来，是来看中国与中国的民族，不是为部分或少数人来的。除非我们挥着手，A着头说“我不知泰戈尔是什么，我也不愿意来知道他是什么”，或“我知道他是什么会事，但是我不喜欢他，我以为他到中国来是不应该的，即使他自己要来，中国也应得拒绝他的”，除非我们取上列的态度，我们就应得趁这个时机尽相当的心力来研究他，认识他，了解他，预备他来时欢迎他，爱护他，那才不负他远渡万里的辛苦，那才可以免了“迎神赛会”的陋习。

　　还有一两句，我乘便要说。诗人的话，尤其是太戈尔的话，差不多像秋叶的颜色一样，没有法子可以翻译得像的。他演讲的习惯，是做成了文章拿到台上去念，谁也没有大胆，凭空来口译他这类的讲演！至少我是不敢的。所以我想了一个办法，也许可以实行。他正式的讲演，至多不过六次，或八次。我要他先寄稿子来，预先翻好了，等他讲演时，连着原文一并油印好了，分给听众，那时我们可以免了粗陋的翻译的麻烦，可以不间断的领会他清风鸟鸣似的音调了。

　　还有太氏最喜人家演他的戏，我很盼望爱他戏剧的同志，也应得趁这个机会努力一下！

　　志摩十月，二十一日，西湖

　　征译诗启

　　我们都承认短的抒情诗之可爱；我们也知道真纯的抒情诗才（Lyrical genius）之希罕——谁不曾见过野外的草花。但何以华茨华士的《野水仙》独传不朽，谁不曾听过空中的鸟鸣，但何以雪莱的《云雀歌》最享殊名，谁不曾见过燕子的飞舞，但何以只有谭宜生与史温庞能从这样寻常的经验里抽出异常的情调与音响？（Tennyson：“O Swallow，Swallow，flying，flyingsouth”，Swinburne：“Itylus”）华茨华士见了地上的一颗小花，止不住惊讶与赞美的热泪；我们看了这样纯粹的艺术的结晶，能不一般的惊讶与赞美？诗人蓝涛（savage Landor）说我们人只是风与气，海与地所造成的；我们不应得说我们可贵的性灵的生活大半是诗人与艺术家的厚惠？“诗是最高尚最愉快的心灵经历了最愉快最高尚的俄顷所遗留的痕迹”，但这痕迹是永久的，不可磨灭的。如其应得用爱赏文学的热心，研究古宗教的典籍，我们应得预备宗教家的虔诚，接近伟大的艺术的作品，不论是古希腊残缺的雕像，贝德花芬断片的音乐，或是开茨与雪莱的短歌。因为什么是宗教只是感化与解放的力量，什么是文艺只是启示与感动的功能，在最高的境界，宗教与哲理与文艺无有区别，犹之在诗人最超轶的想象中美与真与善，亦不更不辨涯涘。

　　“最高尚最愉快的心灵的最愉快最高尚的俄顷的遗迹”，是何等的可贵与可爱！我们相信凭着想象的同情与黾勉的心力，可以领悟事物的真际，融通人生的经验，体会创造的几微。我们想要征求爱文艺的诸君，曾经相识与否，破费一点工夫，做一番更认真的译诗的尝试：用一种不同的文字，翻来A纯粹的灵感的印迹。我们说“更认真的”，因为肤浅的或疏忽的甚亵渎的译品我们不能认是满意的工作；我们也不盼望移植钜制的勇敢；我们所期望的是要从认真的翻译，研究中国文字解放后表现致密的思想与有法度的声调与音节之可能；研究这新发现的达意的工具，究竟有什么程度的弹力性与柔韧性与一般的应变性；究竟比我们旧有的方式是如何的各别。如其较为优胜，优胜在那里？为什么，譬如，苏曼殊的拜轮译不如郭沫若的部分的莪麦译，（这里的标准当然不是就译论译，而是比较译文与所从译）。为什么旧诗格所不能表现的意致的声调，现在还在草创时期的新体即使不能满意的，至少可以约略的传达？如其这一点是有凭据的，是可以共认的，我们岂不应该依着新开辟的途径，凭着新放露的光明，各自的同时也是共同的致力，上帝知道前面没有更可喜更可惊更不可信的发现！

　　我现在随便提出五六首短诗，请你们愿意的先来尝试，译稿（全译不全译随便）请于一二月内寄北京西单石虎胡同七号，或交郑振铎君亦可。将来或许有极薄的赠品，但也或许没有。译稿选登《小说月报》或《理解月刊》（未出版）。我还得声明我并不敢僭居“主考”的地位，将来我想请胡适之先生与陈通伯先生做“阅卷大臣”，但也不曾定规，总之此次征译，与其说是相互竞争，不如说是共同研究的性质，所以我们同时也欢迎译诗的讨论。（所附原诗从略——编者）

　　原载：民国十三年三月十日《小说月报》第十五卷第三号）

　　新编翻译集 徐志摩全集：第六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