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论革命
——游俄印象之一
徐志摩 译
美国哲学家杜威先生去夏到俄国去游历,归后写六篇文章,刊登纽约新共和周报。这六篇文章译者认为是完全不杂成见的观察,只有学养俱深如杜威先生才能见到,才敢写出,尤其他的关于革命的感想正供给我们一个新观点,凭此我们可以反镜我们自身的成就如何,给有心人们一些思索的推力。杜威先生的文章却不是流利的一派,朴实,迂回,而且有时不免繁复,但这也正见他思想的不苟且,为要保持印象的真,宁愿不顾文体的美。这也许也是一杯“苦茶”,它的警醒的力量是无可致疑的,而且竟许还有回甘。译是极粗率的直译,念去涩口当然,但译者自信他没有敢在译文里修剪原来重叠的羽毛。还有五篇,论教育的居多,不日可以译得,打算集起来由新月书店印成一个小册子。
彼得堡(Petrograd)成为列宁堡(Leningrad)的改变是无疑问的一个象征,但我们却不易认定那象征是什么。有时候它好像是标点一个圆满,一种投胎再世的完成。在别的时候它又像是嘲讽的一类。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反对现在局面的人,在这破烂的肮脏的城子受列宁的名字的洗礼的事实里得到一种恶意的满足,在他看来它那颓废的,几于在腐溃中的情况对于鲍雪微几创始一个新而更好的世界的夸口正是恰好的案语。但我们也知道在(大)彼得的强有力的意志所产生的城子里刻镂着的不止是他的名字。在这城子里所有的事物都使人想到他的有创造力的躁急。竟许,进一步说,正如我们常听得提到,大彼得才是鲍雪微几的第一人,列宁无非是他的继承者,他的肖A
无论如何,就说城子是不整洁,它那雕垩斑驳的灰墙像是一身褛褴的艳服,我们得到的印象是动,是生机,是精力。在那里的人做事种种的情形就像是某种重实的压迫的负担新从他们的肩头移去,就像是他们适才觉悟到初经解放的精力的意识。有人告诉我阿那托尔法朗士游俄国的时候他决意不收集任何统计,不需要任何材料,不调查任何“情况”。他就在市街上跑路,从民众的面相与姿态取得他的观念。原先不曾到过,我没有比较的标准来衡量我眼前见到的种种。话虽如此,别的国里的一般民众我却见过,我不能相信由他们传达来的一种新生命的感觉是一个幻想。我是愿意相信我在书报上看到的,说在俄国有多数的男子女子在禁锢中在受压迫的苦恼中过活,正如我相信有不少人是在放逐中。但我眼前见到的另一大群人,走街的,跑公园的,上俱乐部的,看戏的,玩博物馆的,又何尝不是一个实在,他们那亢爽的壮直的态度是无可致疑的。由此我不由得不感觉到也许那一种的实在是属于过去的,一个革命的一种插话,第二种的实在是现在与将来的,生命经过大革命以后所解放的勇敢,精神,与自信力的真髓。
在最初到列宁堡的几天内我的头脑是在新来印象的旋涡中。爬梳是不易的,我茫然的过我的日子。但渐渐的出来了一个明确的印象,自此就留存在我的心里,并且曾经随后的经验的证实。我所曾听到关于共产主义、关于第三国际的其实是太多了,关于(俄国)革命太少,关于鲍雪微几太多,就使说最后的革命是完成于他们的领导。我现在明白研究历史的人该得知道革命所解放的势力不是初起发轫事变那些人们的努力的机能(任何数学的意义),更不是他们的见解与希望的。因为在求了解俄国的情形上当初不曾应用这明显的史学的真理感到不快,我竟要把我的误会归咎到别人身上——我怨那些附和的与赞美的,也怨那些批评的与作对的,他们关于鲍雪微几主义与共产主义无穷尽的讲与写正使得我误解,使我反而茫然于一个革命的更基本的事实——这一个革命与其说是仅仅政治的与经济的还不如说是精神的与道德的(Psychic and moral)(只这是说可以从这方面意会,不是说定它是那样的),一个在民众对于生活的需要与可能性的态度的革命。在这反动中我也许倾向于轻视学理与期望的重要,它们的作用是在发动那解放在压迫中的精力的机关。现在想估定在俄国当前的生活上鲍雪微几理想与共A主义法式的确切的重要我还是不敢轻下断语,但我以为不仅共产主的现状,就说它的将来论重要也不能比到这心与精神的完成的革命的事实,这一民族的解放到意识他们自身是造成他们最后的命运的一个决定的权力。
这样一个结论也许似乎偏谬。这话在以马克思正统学说为俄国革命的全部意义的人们当然不能听,在一般心目中只有流行的苏俄观念的人们也一样不能容许。但是一方面我虽则绝不想轻看鲍雪微几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在俄国乃至在全世界的意味,我还是坚持我的见地,以为这一边的事不能与别的一点子可以称作革命的有同等的重要。共产党人他们自己的话是:现有的状况不是共产主义,而只是共产主义的一个过渡;按历史的辩证法鲍雪几微的功能是在消灭它自身,普罗列塔里亚专政只是阶级斗争的一个现象,在别国里存在着的波淇洼专政的正文的一个反文;这现象在未来的整文中一定是要消失的。现状是过渡的状况,那事实是极明显我们不难承认。至于说这一定是过渡到马克思历史哲学所规定的确切的终局,那就是一个信条,当着新起的精力的实在,分明是沾着敝旧的绝对性的玄学的气味以及过去的直线式一条边进化论的陈说的了。
但另有一个比这更亲切的印象。说某种形态的共产主义许从现在的“过渡”产生当然是可能的,虽则它现时存在的凭证是极微细。但我们不能不感到这一点,即使它终究是出现了,那也不能是原因于马克思哲学的繁重的而且在现时已然成为刻板的方式,它来是因为那一类的情形是适合于因革命而觉悟到自我意识的一个民族,而且它出现的形态是他们自身的愿望所制定的。如果它失败,它失败是因为革命所解放的精力是自然的不能迁就根据于不相关的条件所构成的方式——除了根据一个历史的变迁的单独的必然的“法律”的假设。
任凭如何说法,如其我们根据从列宁堡外表得来的印象来下案语,共产主义的实现是远在遥远的将来。我说这话不仅因为就是他们的领袖也把现状认作仅仅一个初步,就算初步都不能说完全,另一个理由是现行的经济是这分明的在所有的外貌上一个币制经济。我们曾经设想,假如一个人完全不知已往的事迹也没有关于它的经济状况事前的期望,他到了列宁堡所得到的是如何的感想。那当然不易完全解除心上原有的见解来对答这假定。但我有一个颇强的感觉,以为一方面固然我可以看到一个与此外的世界真实的心理的与道德的区别,它那经济状态比到任何一个欧洲国家还不曾从内外战争,围困与灾荒的穷乏恢复原状的,却不一定有什么特别的异样。
最先得到的印象是穷,虽则不是悲惨的穷乏,倒是觉得这匀匀的穷未始是完全没有意味,仿佛唯一的共产主义是共同一个同样的境遇。但不久眼内就有分别看出来。在世界上任何大城市里见到的人我们很容易分清,单凭衣着与举止,至少四个阶级,也许我们该说类别。这里极端的不是那样触目,尤其是在奢侈与炫耀那一边。各级间的相仳比到我们在伦敦或纽约所见到的来得更近。但分别一样是有的。虽则颇长的排列看得见在有些店铺的门前候着,犹其是卖吃食的所在,但如何穷苦的相道却看不出,民众都是吃的好好的,戏院,酒馆,公园,以及别的娱乐的场所都是满挤的——而且那些去处的代价是并不便宜。店铺的窗柜里摆着的是我们在别的地方见到的同样的货物,虽则那些货品往往使人联想起廉价的市场,小孩的玩具与低价的珠宝在窗柜里招引更多的看客,这边正如别处一样。不论使的是什么钱——我才说过,论质即使不论量这边有的是纯粹的币制经济——分明金融的流通是很方便的。
我只按着我初到时几天内的印象说话,至少是与后来的事实可互相印证的那些,以及直接从外表上得来不经疑问解答与讨论的那些。特种的知识,随后从更确切的采访得来的,显出早期的印象有应修正的地方。就比方说为什么这儿人们那么会花钱,在生活必需上和在娱乐上一样花费,主要的理由是因为在这边全盘政治的操纵就在防阻私人的积聚,意思是在使金钱成为一种直接的当时的享用的手段,不是将来的动作的工具。同样的,在进一步研究以后,原先把他们的经济制度认作与别的穷乏的国家的相类的印象也不是完全准确,因为虽则现局面分明是资本主义的,但这是政府的资本主义而非私人的。但这些后来的修正却并不消没早期的印象,只是把印象转成了观念。这两相抵补的结果在我是恰恰转换了我先前成见所形成的透视。最使我感觉到亲切的是一个广大的人的革命,它所引起的——或者说,它本身就是——是精力,勇敢与自信力的一度的涌起。这个感想一推上前,原先以为那革命是经济的与工业的观念就同程度的往后退——这不是说这A面,即说它的已往,不关紧要,但按现状看来,那却不是一个人的,心理的革命原因,而只是那革命的一个事件。我在本国时不曾推求到这个结论许是我自己的蔽塞。从历史的光亮里回看再下案语,这正是该得意想到的。但既然侧重经济的叫嚣,如我说过辩护鲍雪微几与反对的一致的坚持这一点,许曾经淆惑别人的观察,正如我自己的确受着影响,我不得不写下我这来的出于意料而且特强的印象,就是在俄国最显著的事实是一个革命,从它所释放出来的人的权力是不曾有过先例的,因此它的重要不仅是在俄国本身,而是有关于全世界的。
原载:民国十八年三月十日《新月》第二卷第一号) 徐志摩全集:第六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