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收入上说,我的黄金时代是当我在青岛教书的时候。那时节,有月薪好拿,还有稿费与版税作为"外找",所以我每月能余出一点钱来放在银行里,给小孩们预备下教育费。我自己还保了寿险,以便一口气接不上来,子女们不致马上挨饿。此外,每月我还能买几十元的书籍与杂志。这点点未能免俗的办法,使我在妻小面前显出得意,因为人家往往爱说文人们都吊儿郎当,有了钱不干正经事;我这样为子女储金,自己还保寿险,大概可以堵住他们的嘴吧?
七七事变以后,我由青岛迁往济南齐鲁大学。书籍,我舍不得扔,故只把四大筐杂志卖掉,以减轻累赘。四大筐啊,卖了四十个铜板!书籍、火炉、小孩子的卧车和我的全份的刀枪剑戟,全部扔掉。幸而铁路中有我的朋友,算是把主要的家具与书籍全由青岛运了出来。
当我由济南逃出来的时候,我的家小依然在齐大。在我起身之前,我把书籍、字画,全打了箱,存在齐大图书馆里。后来,妻子离开济南,又将全部家具寄存在齐大,只带走一些随时穿用的衣服。
据内人来信说,儿女们的教育储金已全数等于零,因为她不屑于把它换成伪币。我的寿险,因为公司是美国人开的,在美日宣战后停业,只退还九百元法币。
这次我到成都,见到齐大的老友们。他们说:齐大在济南的校舍已完全被敌人占据,大家的一切东西都被劫一空,连校园内的青草也被敌马啃光了。
好,除了我、妻、儿女,五条命以外,什么也没有了!而这五条命能否有足够维持的衣食,不至于饿死,还不敢肯定的说。她们的命短呢,她们死;我该归阴呢,我死。反正不能因为穷困死亡而失了气节!因爱国,因爱气节,而稍微狠点心,恐怕是有可原谅的吧?
器物现金算得了什么呢?将来再买再挣就是了!噢,恐怕经了这次教训,就永不购置象样儿的东西,以免患得患失,也不会再攒钱,即使是子女的教育费。我想,在抗战胜利以后,有了钱便去旅行,多认识认识国内名出大川,或者比买了东西更有意义。至于书籍,虽然是最喜爱的东西,也不应再自己收藏,而是理应放在公众图书馆里的。
这次损失中,说来颇觉可笑,使我连日感到不快者,倒是历年所积藏的一些字画。我喜爱字画,但是没有花到一个钱去买过。在我的"收藏"里,没有苏东坡或王石谷。我是重感情的人,我所保存的字画都是师友们的手迹。其中,有的是字不高明,画不成样,但是写字作画的人是我的朋友,所以我就珍藏着它们。在字画本身而外,它们都有些人的关系与历史在里边,使我看见字画也就想起人来,而另有一番滋味。有的呢,是字好画好,而且又出于师友之手,就分外觉得可贵。这些,唉,也都丢失了!其中最使我念念不忘的是方唯一先生给我们写的一副对。方先生的字与文造诣都极深,我十六七岁练习古文旧诗受益于他老先生者最大。这一副对子是他临死以前给我写的,用笔运墨之妙,可以算他老人家的杰作。在抗战前,无论我在哪里住家,我总把它悬在最显眼的地方。我还记得它的文字:"四世传经是谓通德,一门训善惟以永年"。方先生死去已经十年左右了,我再到哪里去求他的字呢!?其次,是松小梦的一张山水。松小梦是清末北方的一位小名家,在山东作过知县。这张画是用稿纸画的,画的非常的雄浑。济南有位关松坪先生,是我的好友,也是松小梦的再传弟子。关先生在抗战的第二年去了世,这张画也是由他配好了镜框赠给我的!松小梦的字画,在山东很容易得到;我伤心的倒是关先生的死去,我未能去吊祭,而他给我的纪念品又是这么马里马虎的丢掉,实在是太对不起朋友了。此外,如颜伯龙--我最好的同学的《牧豕图》,桑子中的油画《大明湖》,都是精美的作品,而是结婚时他们送给的礼物,大概现在也都在济南的破货摊上堆着去了!
且莫伤心图书的遗失吧,要保存文化呀,必须打倒日本军阀!
载一九四三年四月三十日《文坛》第二卷第一期 杂文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