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买到一部书，并不是什么珍本，也不是小品文集，乃是很普通很正经，在我看来是极有意义的书。这只是四册《东莱左氏博议》，却是道光己亥春钱唐瞿氏清吟阁重雕足本，向来坊刻只十二卷八十六篇，这里有百六十篇，凡二十五卷。《东莱博议》在宋时为经生家揣摩之本，流行甚广，我们小时候也还读过，作为做论的课本，今日重见如与旧友相晤，亦是一种喜悦，何况足本更觉得有意思，但是所谓有意义则别有在也。

　　《东莱左氏博议》虽然《四库书目》列在经部春秋类二，其实与经学不相干，正如东莱自序所说，乃是诸生课试之作也。瞿世瑛道光戊戌年跋文云：

　　“古之世无所谓时文者。自隋始以文辞试士，唐以诗赋，宋以论策，时文之号于是起，而古者立言必务道其所心得，即言有醇有驳，无不本于其中心之诚然，而不肯苟以炫世夸之意，亦于是尽亡矣。盖所谓时文者，至宋南渡后创制之经义，其法视诗赋论策为胜，故承用最久，而要其所以名经义者，非诚欲说经，亦姑妄为说焉以取所求耳。故其为文不必果得于经所以云之意，而又不肯自认以为不知，必率其私臆，凿空附会，粉饰非者以为是，周内是者以为非，有司者亦不谂其所知之在于此，而始命以在彼之所不知，于是微言奥旨不能宿通素悉于经之内，而枝辞赘喻则可暂假猝辨于经之外，徒恃所操之机熟，所积之理多，随所命而强赴之，亦莫不斐然可观，以取盈篇幅，以侥幸得当于有司之目。噫，不求得于心则立言之意亡，不求通于经则说经之名戾，时文之蔽类然已。《东莱左氏博议》虽作于其平居暇日，苟以徇诸生之请，然既以资课试为心，故亦不免乎此蔽，其所是非大抵出于方执笔时偶然之见，非必确有所低昂轩轾于其间，及其含意联词，不得不比合义类，引众理以壮其文，而学者遂见以谓定论而不可夺，不知苟欲反其所非以为是，易其所是以为非，亦必有众理从而附会之，而浅见者亦将骇诧之以为定论矣。”关于经义的变迁，吾乡茹敦和著《周易小义》序中说的很简明，今抄引于下：

　　“经义者本古科举之文，其来旧矣。至宋王安石作《三经新义》，用以取士，命其子雩及吕惠卿等著为式颁之，此一变也。元延祐中定科举式，以《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为四书，以《易》《诗》《书》《礼记》《春秋》经文为五经，别之为书义经义，又于破题承题之外增官题原题大讲大结等名，此再变也。明成化中又尽易散体为俳偶，束之为八比，此三变也。至嘉隆以后于所谓八比之中稍恢大焉，渐至俳中有俳，偶中有偶，乃于古今文体中自成一体，然义之名卒不改。”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两件事实。其一是八股文原是说经的经义，只是形式上化散为排，配作四对而已。其二是《东莱博议》原是《春秋》类的经义，不过因为《春秋》是记载史事的书，所以《博议》成为一种应试体的史论。这两件事看似平常，其实却很重大，即是上边所说的有意义。

　　我们平常骂八股文，大有天下之恶皆归焉之概，实在这是有点儿冤枉的，至少也总是稍欠公平吧。八股文诚然是不行，如徐大椿的《时文叹》所说：

　　“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那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又如我的《论八股文》中讲到中国的奴隶性的地方有云：

　　“几千年来的专制养成很顽钝的服从与模仿根性，结果是弄得自己没有思想，没有话说，非等候上头的吩咐不能有所行动，这是一般的现象，而八股文就是这个现象的代表。”不过我们要知道八股乃是应试的经义而用排偶的，因为应试所以遵守功令说应有尽有的话，是经义所以优孟衣冠似的代圣人立言，又因为用排偶所以填谱按拍那样的做，却也正以此不大容易做得好，至今体魄一死，唯余精魂，虽然还在出现作祟，而躯壳败坏之后已返生无术矣。《博议》一类论事的文章在经义渐渐排偶化的时候分了出来，自成一种东西，与经义以外的史论相混，他的寿命比八股更长，其毒害亦更甚，有许多我们骂八股文的话实在都应该算在他的账上才对。平常考试总是重在所谓书义，狭义的经义既比较不重要，而且试文排偶化了，规矩益加繁琐，就是做《春秋》题也只有一定的说法，不能随意议论，便索性在这边停止活动，再向别方向去发展，于是归入史论一路去，因为不负责任的发议论是文人所喜欢的事，而宋人似乎也特别有这嗜好。冯班《钝吟杂录》卷一家戒上云：

　　“士人读书学古，不免要作文字，切忌勿作论。成败得失，古人自有成论，假令有所不合，阙之可也。古人远矣，目前之事犹有不审，况在百世之下而欲悬言其是非乎。宋人多不审细止，如苏子由论蜀先主云，据蜀非地也，用孔明非将也。考昭烈生平未尝用孔明为将，不据蜀便无地可措足，此论直是不读《三国志》。宋人议论多如此，不可学他。”又卷八遗言有云：

　　“宋人说话只要说得爽快，都不料前后。”徐时栋《烟屿楼读书志》卷十六宋文鉴之十云：

　　“宋儒论古人多好为迂刻之言，如苏辙之论光武昭烈，曾巩之论汉文，秦观之论石庆，张耒之论邴吉，多非平情。孔子曰，尔责于人终无已时。大抵皆坐此病。”又蒋超伯《南漘楛语》卷四云：

　　“痰字从无入诗文者，朱直《史论初集》诋胡致堂云：双目如瞽，满腹皆痰。鄙俚极矣，不可为训。”蒋氏原意在于论痰字，又朱直的议论或者也未必高明，反正这种东西是没法作得好的，但总之批评胡致堂的话是很对，而且也可以移作许多史论的评语。史论本来容易为迂刻之言，再加上应试经义的参和，更弄得要不得了，我说比八股文还有害的就是这个物事。盖最初不过是双目如瞽，满腹皆痰，实为天分所限，随口乱说，还是情有可原，应试体的史论乃是舞文弄墨，颠倒黑白，毫无诚意，只图入试官之目，或中看官之意，博得名利而已。此种技俩在瞿君的跋文中说得非常透彻，无以复加，我们可以不必再来辞费，现在只想结束一句道：八股文死矣，与八股文同出于经义的史论则尚活着，此即清末的策论，民国以来的各种文字是也。去年我写过一篇小文，说明洋八股即是策论，曾经有这几句话：

　　“同是功令文章，但做八股文使人庸腐，做策论则使人谬妄，其一重在模拟服从，其一则重在胡说乱道也。专做八股文的结果只学会按谱填词，应拍起舞，里边全没有思想，其做八股文而能胡说乱道者仍靠兼做策论之力也。”这个意思我觉得是对的，关于八股文的话与徐灵胎相合，关于策论则与冯钝吟等人相合，古人所说正可与我互作注脚也。

　　小时候在家读坊刻《东莱博议》，忽忽三十余年，及今重阅已不记那几篇读过与否，唯第一篇论郑庄公共叔段，《左传》本文原在卷首，又因金圣叹批点过，特别记得清楚，《博议》文亦尚多记得。如起首一节云：

　　“钓者负鱼，鱼何负于钓。猎者负兽，兽何负于猎。庄公负叔段，叔段何负于庄公。且为钩铒以诱鱼者钓也，为陷阱以诱兽者猎也，不责钓者而责鱼之吞饵，不责猎者而责兽之投阱，天下宁有是耶。”又结末云：

　　“本欲陷人而卒自陷，是钓者之自吞钩饵，猎者之自投陷阱也，非天下之至拙者讵至此乎。故吾始以庄公为天下之至险，终以庄公为天下之至拙。”读下去都很面善，因为这篇差不多是代表作，大家无有不读的，而且念起来不但声调颇好，也有气势，意思深刻，文字流畅，的确是很漂亮的论，有志写汉高祖或其他的论文的人那能不奉为圭臬呢。但细看一下，也不必用什么新的眼光，就觉得这确是小试利器，甜熟，浅薄，伶俐，苛刻，好坏都就在这里，当作文章看却是没有希望的，因为这只是一个秀才胚子，他的本领只有去做颂圣诗文或写状子而已。只可惜潜势力太大，至今还有多数的人逃不出他的支配，不论写古文白话都是如此，只要稍为留心，便可随时随地看出新策论来，在这时候如要参考资料以备印证，《东莱博议》自然是最好的，其次才是《古文观止》。试帖诗与八股文不会复活的了，这很可以乐观，策论或史论就实在没有办法，土八股之后有洋八股或者还有什么别的八股出来，我相信一定都是这东西的变种，盖其本根深矣。我写这篇小文，并不是想对于世道人心有什么裨益，吾力之微正如帝力之为大，如孟德斯鸠所说，实在我是一点没有办法。傅青主《书成弘文后》云：

　　“仔细想来，便此技到绝顶，要他何用。文事武备暗暗底吃了他没影子亏。要将此事算接孔孟之派，真恶心杀，真恶心杀。”我也只是说恶心而已。廿六年六月七日，于北平苦住庵。 秉烛后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