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先生初名仲,字仲子,通称仲甫,民国六年来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名为独秀,其后在《东方杂志》上写关于文字学的文章,署名实庵,今沿用之。仲甫来信今于纸堆中检得十六封,皆是民七至民十这四年中所寄。七八两年因为在校常见面,故信只四通,用文科学长室信封,都无年月,大抵是关于《新青年》的,今汇录于下:
其一
“《新青年》稿纸弟处亦不多,乞向玄同兄取用。此复启明先生,弟独秀白。”
其二
“五号《新青年》之勘误表(关于大作者),希即送下,以便汇寄。此上启明兄,弟独秀。”
其三
“《新青年》六卷一号稿子,至迟十五日须寄出,先生文章望早日赐下。商务出版书事,已函询编译处高一涵君矣。”
所云出版书,大概即是当初的大学丛书也。
其四
“启明先生左右,大著《人的文学》做得极好,唯此种材料以载月刊为宜,拟登入《新青年》,先生以为如何?周刊已批准,定于本月二十一日出版,印刷所之要求,下星期三即须交稿(唯纪事文可在星期五交稿)。文艺时评一阑,望先生有一实物批评之文。豫才先生处,亦求先生转达。此颂健康,弟独秀,十四日。”
这里写有日子,是七年十二月的事,我于七日写了那篇《人的文学》,后又改写《平民的文学》,与《论黑幕》一文,先后在《每周评论》第四五两期上发表。这种评论共总出了三十六期,至八年八月三十日被禁止出版。是年夏间学生运动发作,五四之后继以六三,《每周评论》甚为出力,仲甫据说在市场发什么传单,被警察所捕,其时大概是六月十一日。查旧日记云:
“六月十四日,同李辛白王抚五等六人至警厅访仲甫,不得见。”
“九月十七日,知仲甫昨出狱。
十八日下午,至箭竿胡同访仲甫。”隔了十几天,又记着一项云:
“十月五日,至适之处议《新青年》事,自七卷起由仲甫一人编辑。”仲甫自此离开北京,在上海及广州办《新青年》,所以九年寄来的信都从上海来的,今择录数通于后:
其五
“启明兄:五号报去出版期(四月一日)只四十日,三月一日左右必须齐稿,《一个青年的梦》望豫才先生速将全稿译了,交洛声兄寄沪。六号报打算做劳动节纪念号,所以不便杂登他种文章。《青年梦》是四幕,大约五号报可以登了。豫才先生均此不另。弟仲上,二月十九夜。
我很平安,请兄等放心,见玄同兄请告诉他。”
其七
“二月廿九日来信收到了。《青年梦》已收到了,先生译的小说还未收到。重印《域外小说集》的事,群益很感谢你的好意。《新青年》七卷六号的出版期是五月一日,正逢Mayday佳节,故决计做一本纪念号,请先生或译或述一篇托尔斯泰的泛劳动,如何?
守常兄久未到京,不知是何缘故?
昨接新村支那支部的告白,不知只是一个通讯机关,或有实际事业在北京左近,此事请你告诉我。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
前回有一信寄玄同兄,不知收到否,请你见面时问他一声,我很盼望他的回信。三月十一日。”(案,信中上下款均略,以下同。)
其十
“本月六日的信收到了。我现在盼望你的文章甚急,务必请你早点动手,望必在二十号以前寄到上海才好,因为下月一号出版,最后的稿子至迟二十号必须交付印局才可排出。豫才先生有文章没有,也请你问他一声。玄同兄顶爱做随感录,现在怎么样?七月九日。”
其十一
“两先生的文章今天都收到了。《风波》在这号报上印出,先生译的那篇,打算印在二号报上,一是因印刷来不及,二是因为节省一点,免得暑天要先生多写文章。倘两位先生高兴要再做一篇在二号报上发表,不用说更是好极了。玄同兄总是无信来,他何以如此无兴致?无兴致是我们不应该取的态度,我无论如何挫折,总觉得很有兴致。八月十三日。”
其十二
“十五日的明信片收到了。前稿收到时已复一信,收到否?《风波》在一号报上登出,九月一号准能出版。兄译的一篇长的小说请即寄下,以便同前稿都在二号报上登出。稿纸此间还没有印,请替用他纸,或俟洛声兄回京向他取用,此间印好时也可寄上,不过恐怕太迟了。八月廿二日。
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
其十三
“二七来信已收到了。先生的文章当照来信所说的次序登出。渔阳里是编辑部,大自鸣钟是发行部,寄稿仍以渔阳里二号为宜,只要挂号,中邮也无妨。玄同兄何以如此无兴致,我真不解,请先生要时常鼓动他的兴致才好。请先生代我问候他。
《新青年》一号出版,已寄百本到守常兄处,转编辑部同人,已到否?九月四日。”
其十五
“二号报准可如期出版。你尚有一篇小说在这里,大概另外没有文章了,不晓得豫才兄怎么样?随感录本是一个很有生气的东西,现在为我一人独占了,不好不好,我希望你和豫才玄同二位有工夫都写点来。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中秋后二日。”
案查上海邮局印记是九月廿九日。
其十六
“久不接你的来信,近几天在报上看见你病的消息,不知现在可好点没有?我从前也经过很剧烈的肋膜炎症,乃以外敷药及闭目息念静坐治好了,现在小发时,静坐数十分或一点钟便好了,稍剧烈便须敷药,已成慢性,倒无大妨碍了。现在最讨厌的,却是前年在警察厅得来之胃肠病,现在为他所缠扰,但还不像先生睡倒罢了。先生倘好一点能写信时,请复我数行,以慰远怀。弟独秀,六月廿九日。”
这是民国十年的来信,从广州发出,用的是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用笺,那时新青年社移在广州,仲甫在那会里大概也有任务,或者是个委员吧。我于九年年底患肋膜炎,在家卧病三月,住医院两月,在香山碧云寺养病四月,至九月末始回家,仲甫寄这封信的时候,我正在写《山中杂信》,其三的末尾正署着六月廿九日。这信是寄给豫才转交的,我在下山之后才看见,所以山中日记上不曾记有收信的日子,但在八月廿九日,九月廿六日项下均有得仲甫来信的记录,原函却都已找不着了,所以这里可以抄录的也就只得以此为止了。
乙酉八月廿九日。 过去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