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后半俄国文学，称Gogolj时代。文人辈出，发达极盛，影响于他国者亦甚广大。北欧思想本极严肃深刻，虽易坠悲观，而情意真挚，无游戏分子，实为特采。俄以政治关系，民生久历困苦，阴郁之气，深入于人心。发为文学，自多社会之倾向，属于人生艺术派。至Tolstoj著《艺术论》，此义愈益昭著，为人道主义文学所由起，而其首出者则Gogolj也。

　　Nikolaj Gogolj（1809－1852）本Malorossia人。初作《田村之夜》（Vetchera na Khutorje）二卷十二篇，言故乡情事。富于谐谑，又多涉神怪，有传奇派流风，而描写不离现实。或之名曰，感情派写实小说。卷中有“Taras Bulba”一篇，记十五世纪时哥萨克与回部战事，甚有精彩，称历史小说模范。后至彼得堡，服官公署，为文多叙官吏生活，讽刺益深切，Puschkin以为笑中有泪，盖知言也。短篇有《狂人日记》（“Zapiski Sumasschedschego”），《外套》（“Schinelj”）等皆有名。其杰作则有喜剧曰“巡按”（Revizor），小说曰“死灵魂”（Mjortvyje Duschi）。

　　Gogolj与Puschkin友善，Puschkin尝行旅至一邑，有司相骇以为大吏微行，后以语Gogolj，云可作剧，Gogolj遂成《巡按》一篇。少年Khlestakov者，以博丧其资，留滞旅次。邑吏闻有巡按将至，疑即其人，迎入私宅，各进货贿。及少年辞去，邮局长得其致友人书，始知其误，而门下报巡按至。其讽刺官僚政治之腐败，至极深切，论者每以比Molière之Tartuffe。唯Tartuffe以正报终，Revizor则本事方始，剧已终局。末场所演无言剧（Dumbshow），又特佳妙，有不尽之意，故尤胜也。剧既成，文禁正严，虑不得公布，或以稿呈尼古拉一世，读之大笑，即命演之。帝亦临观大悦，召Gogolj语之曰，吾未尝得如此畅笑。Gogolj则对曰，吾所期者，乃本别有所在。此一语足为Revizor之确评，亦可以包举其全体之著作矣。Gogolj描画“卑下之真实”（L'humble Verite），不亚于Maupassant诸人，唯具有二特质，为法国自然派所少见。一曰滑稽（Humour），一曰寓意（Moral）。盖Gogolj见人世种种刺谬，每不禁嘲笑之情，而又悲悯世间，谋欲拯救。合是二者以成书，故外若诙诡，中则蕴蓄悲哀，并深藏希望也。又有喜剧《结婚》（Zhenitiba）一篇，善表现斯拉夫族之惰性（Inertia），不仅以写实见长。

　　《死灵魂》上卷十一章，以一八四六年刊行，原名“Tchitchikov旅行记”（Pokhozhdenije Tchitchikov）。言Tchitchikov游行乡邑，访土田主，收购死亡农奴之名，籍而徒之边地，将以质诸国立银行。当时盖曾实行之者，旋事败被捕。Gogolj假其事为小说，写奴制未废时社会情状。农奴境遇，固极惨苦，而田主习于游惰，渐就衰颓，上下交困。Puschkin读而叹曰，“悲哉俄罗斯之国。第Gogolj别无造作，所言并诚，皆单纯而可恐之真实也。”描画人物性格，尤极微妙。如Manilov之庸俗，Korobotchka之愚狡，Nozdrev之无赖，Sobakevitch之鄙倍，俱非凡手所能，而写Tchitchikov尤胜。Kropotkin论之曰，“人言Tchitchikov为俄国特有之性格，实则不然。吾辈殆随在遇之。此实人间共通之仪型，不为时地所限，唯应时地之要求，略易其外貌而已。”Gogolj亦云，读者或平旦自省，问究能无Tchitchikov分子在乎。故其书虽一时之作，而实含溥遍之性质，与凡诸世界名作相同。Gogolj虽写实，唯多滑稽，故时或近夸。又含教训，故多加案语，如《死灵魂》末章，则纯为论议，自表其意见，亦正可为其理想派小说之宣言也。

　　十九世纪中叶，俄国厉行文禁，《死灵魂》上卷虽以大力周旋，得许刊行，唯售后即禁再印。Gogolj作下卷垂成，意忽中变。以为爱国之士，不当暴祖国之恶，前此著作，皆为罪业，因自忏悔，归依宗教。一夕悉焚其稿，后人就草本中录而刊之，多断缺不定，不能与上卷比美矣。

　　Ivan Goncharov（1812－1891）本商家子。作小说重客观，稍近艺术派，故俄之论者多非之。唯此仅著作态度而已，若以其精神，固不与人生相离异。著作中最有名者为Oblomov，写农奴时代国民之惰性，一时社会惊悚，各以Oblomovshchina相警戒，影响之大不下《死灵魂》也。Oblomov生长于安富尊乐之中，丧其活动之能力，虽有理想而无实行，即以Oliga之精诚爱力，亦不能救。终复归于潜蛰生活，披衣趿履，盘桓一室之内，以脑充血卒。此在俄国当时，固由民情时势结合而成，唯富厚之余，必见流弊，事悉如此，不仅一时一地为然。Oblomov一书，具有永久之价值，亦正以此也。

　　Ivan Turgenjev（1818－1883）系出名门，受高等教育。Gogolj卒时撰文悼之，为政府所忌，将遣戍，赖有营救者，得减为拘束，幽居乡里者年余。及解免，乃移居巴黎。著作亦含社会倾向，唯受法国文学影响，构造特甚精善，为俄国文人之最。十九世纪上半，斯拉夫国粹派势方张，以Turgenjev崇西欧文化，斥为不爱国，而非其实。Turgenjev居异国，思乡甚苦，尝一归省，睹国内种种不幸，不能安居，复入法国，遂不复返。所作小说，极艺术之美，不如法国自然派之专言人生暗黑，而亦不离现实。写人情世相，至为真切，Brandes论之曰，Turgenjev悲观而复爱人，故文情特富美。又多阅世故，既不如法国文人流于玩世，亦不如英国之喜言教训。凡所叙录，皆为常事，不涉奇异，或近秽浊。大抵以贫苦怯弱，心意不固，颓唐无聊之生活为主材，写其内心之悲剧。唯与Dostojevskij又有异。Dostojevskij言显著之罪恶忧患，而Turgenjev则言不幸者隐默之悲哀也。

　　Turgenjev初作《猎人随笔》（Zapiski Okhotnika），记其游猎见闻之事。描写物色人情，均极美妙，对于农奴之困苦，尤有同情。论者比之美国Stowe夫人之Uncle Tom's Cabin，其影响亦相同，唯以艺术论，则《猎人随笔》为更杰出。文主写实，不露教训之意，而文情俱胜，自能动人，如Sutchok及Vlas诸事皆是。又有“Mumu”一篇，虽不在《随笔》中，而性质相类，写Grasim隐默之悲哀，尤足当Brandes评语也。

　　《猎人随笔》以外，Turgenjev作短篇小说，可四十种，皆称佳作，而“Jakov Pasynkov”，《薄命女》（“Nestchastnaja”）等又为最胜。尤以长篇著作得名，其尤者为Rudin，《父与子》（Ottsy i Djeti），《贵人之巢》（Dvorjanskoje Gnezdo），《烟》（Dym），《新地》（Nov）等。

　　Rudin作于一八五五年，时Hegel唯心论方盛行，俄国少年亦大受影响，Rudin者即其一人。怀高尚之理想，其言甚美，而实行不足相副。盖本质犹是Oblomovshchina之流风，而时代精神，亦有以成就之也。Rudin以言谈得Natalija之爱，而复不能践言，弃自由之说，而更勉人以从顺。终乃漂流至法国，死于二月革命之巷战。其意志不坚，为斯拉夫人通病，唯怀有热诚，已视Oblomov稍进矣。

　　《父与子》为Turgenjev最有名著作，写六十年顷新旧思想冲突之事。当时唯物思想渐渐之兴盛，学者多去Hegel而就Büchner，奉《力与质》一书为典要，凡讲学皆以求诚致用为归宿。对于从来传袭之礼法，悉不信任。唯征之学术而信，施于社会而有利者，始为可取。Bazarov即此派代表，与Kirsanov兄弟相对抗。然终惑于Odintsova夫人，不能竟其志而卒。此书出后，世论纷然，“父”“子”两世，悉起攻击，Kirsanov一流，固怒其揭发隐覆，少年则以写Bazarov近于讽刺，亦不能平。Turgenjev力自申辩，误会愈甚。至近时据所作“Hamlet i Don Quixote”一文，始明其理。Turgenjev以此二者为人性代表，论其短长，不得不右Don Quixote，唯一己性情，又实与Hamlet近，故爱Hamlet而复重Don Quixote。见诸著作，则写Rudin之短，犹可得人怜宥，写Bazarov之长，乃更使读者不满，正缘性情各异故尔。《父与子》为言俄国虚无主义最早之书，虚无论者（Nihilist）之名，亦始见于此，故世人特甚重之。

　　Turgenjev又有散文诗一卷曰Senilia，盖多晚年作，故名。辞意精炼，可与Baudelaire相匹，又能窥见其思想感情，至足珍贵。如《自然》一篇，言人虫等视，生杀时行，一无偏倚，厌世思想，不亚Leopardi。及读《乞食》则爱怜人类之意，又自显著。《故乡》诸篇，所以寄爱国之思。卷末《阈上》一章，赞美革命事业，至极恳挚，Turgenjev之本意，于此可见也。

　　Fyodor Dostojevskij（1821－1881）初习兵工，为陆军少尉，自请退职，致力于文学。以《苦人》一书，得Nekrasov赏誉。四十九年以革命嫌疑为政府所捕，并其同伴二十一人，俱定死刑。临刑，忽有旨减等，发西伯利亚为苦工四年，又充军役六年，始得释。Dostojevskij神经素弱，数被重枚，后遂颠痫。工作之余，唯读圣书，久之思想亦渐改。昔之社会主义，已不复存，转为基督教思想。服从政府教会，宣传爱之福音以救世。其著作思想，与Turgenjev正反。盖Turgenjev主虚无说，因生悲观，Dostojevskij则重信仰，以为神人合一，故多乐观。又一崇欧化，一则国粹论者，故二人意见素不相合也。

　　Dostojevskij归国以著作自给，境遇穷迫，故文字不甚修饰，晚年始稍裕。六十一年作《死人之家》（Zapiskiiz Mertvogo Doma）记西伯利亚狱中事，悉据本身经历，故言之甚详实，为生平杰作。又有《罪与罚》（Prestuplenije i Nakazanije）者，亦极有名。尔后所作，如Bratya Karamazovy，《白痴》（Idiot）等，皆冗长，又述病苦，逾于常轨。盖Dostojevskij精神本异常，并见之于文字，身心健全者，每不能与之谐合。如《白痴》亦Dostojevskij名著之一，假Myschkin自表其意，而Kropotkin乃云未尝能读之终卷，即其一例也。《罪与罚》叙少年学生曰Raskolnikov者，迫于境遇，又受唯物思想影响，破灭道德之束缚，杀二老妪，欲盗其货而未得。后以Sonja之化，忏悔自首，遣发西伯利亚，Sonja亦与偕。向上之精神生活，于是复始。Dostojevskij爱之福音与其乐观，皆于此倾注无遗蕴，书以宣示义旨，故描写不能专据客观。唯由热诚深爱，乃能造成真挚之情景，令人感动，为力至伟。如Marmeladov家事，其最者也。Dostojevskij属国粹派，故以为西欧唯物思想，足以误人，又隐然反对政治之革命。故论者于此，亦多不满。盖基督教义，本如Nietzsche所说，为弱者道德。今又推至其极，以生存为患，以苦痛为正，以忍受为善，欲遗人世而待天国，固未足为人生唯一之轨范。唯其宣传爱之福音，使人知物我无间，所当泯绝界限，互相援助，则深有功于后世。又复能力行其说，克己为人，如《受难者》（Unizhennyye）书中Vanja之行，尤为难能而可贵也。

　　Lev Tolstoj（1828－1910）主张人道主义，与Nietzsche超人哲学角立，为近世思想二大潮流。Tolstoj本伯爵，少时有志于外交，入Kazan大学，修东方言语。弃而学律，又不成。复至彼得堡，沾染时习，浮沉于社会者久之。其兄Nikolaj从军高加索，招令往，乃去浮靡之社会，与自然生活接，大得感兴。作《童时》（Djetstvo），《哥萨克人》（Kazaki），有文名。五十三年转任苦里米亚，时值俄法之战，Tolstoj自请守第四炮垒，战极勇。作Sjevastopolskiye三卷，述战争之恐怖，世无其比，亦为后日非战萌牙。此后旅行欧陆，过巴黎见执行死刑，复大感动。以为同类无相杀之权，无论以暴力或法律使人不得其死者，皆此杀人之罪，为主持废止死刑之张本。六十一年农奴既释，乃返故乡Yasnaya Poljana，建立小学，以教农民子弟。本Rousseau说，主张自由教育，自作教科书用之，有大效，而为政府所忌，旋被阻止。复治文学，作《战争与平和》（Vojna i Mir）及Anna Karenina皆有名，Tolstoj少受物质思想影响，不信宗教。年五十，乃感人生之空虚，寻求其意义而不可得，殆欲绝望自杀。渐复归于信仰，始得安住，以协济农民为务，是为第一转机。八十一年，政府举行统计，Tolstoj请为助理，得遍观墨斯科下层社会生活，知种种贫苦情状。因复转念，知昔日慈善布施，俱非根柢要计，而推本于贫富之不均，作《如之何》一书，详论其事，是为第二转机，即Tolstoj人道主义所由立也。Tolstoj既以财产为诸恶之本，遂决意散财于民，躬耕自养，而为家人所梗，计不得行。欲洁身高隐，又不欲以一己故，使人伤心，与利他主义相背。因留不去，唯操作如田夫，不肯坐食。终以千九百十年十一月夜遁，得寒疾，寄宿中途小驿，至二十日卒。

　　Tolstoj早年著作，纯为艺术作品。其后转入宗教，则不屑为文艺，唯藉作传道之用，而文字故自精美。其人道主义，成立于第二转机之后，唯此思想，实先已萌芽。如Sjevastopolskiye之非战，《哥萨克人》之非文明社会，《田主之朝》（“Utro pomjeschtchika”）述Nekhliudov巡行村落所见，言田主之贪暴，与农奴之愚惰困穷，皆函微意。Anna Karenina尤能兼二者之长，文情并胜，而作者义旨，亦得表示。所叙事迹，略与Tchernyschevskij之《何为》（Tchto djelat）相类。唯Anna与Vronskij后复以嫉妒相忤，又既与社会抗争，而复听其褒贬，遂以悲剧终。卷首引“圣书”语作题词曰，报复，吾事也，吾将偿之。读者往往误会，以为Anna之死，乃天之报施，而Tolstoj意实不然。当时论者甚多，唯Dostojevskij得其旨。盖此题词，即基督言汝毋判人之义。意谓人之于人，不当相责，但当相恕。此慈悲之律，与Tolstoj思想正合，若云报复，则与前后言行俱相背，必不然矣。

　　Tolstoj晚年甚薄文学，一意传道。十九世纪末年，俄国民间盛行新教，称Dukhoborstvo，以爱人为旨，反对军役及宗教仪式。政府力镇压之，而不能绝，终乃许信徒移居加那大，唯无资斧不能行。Tolstoj因取旧稿续成刊行之，集所得金资为助，即一八九九年所著之《复活》（Voskreseniye）是也。基督教言世界末日，人将复活。Tolstoj则假之以言精神之更生。Nekhliudov诱Katiuscha而复弃之，女遂堕落，终以谋杀人，流西伯利亚。时Nekhliudov为陪审官，见之，复念前事，因悔悟，从之至配所，自赎其罪。Maslova亦以此能自振拔，复归于善。论者以比《罪与罚》之续篇，唯Tolstoj虽主张忍受，略如Dostojevskij，亦兼取攻势，对于社会制度，责难甚力。谓富者食他人之力，游惰终身，贫者终年劳作，不足自养，陷于罪恶社会乃从而虐之，宁得为正。盖依Tolstoj言，则人性本善，其有过失者，只因身心关系，或机缘合会而成。但为道德之病，而非罪恶，故当于刑法外，别求疗治之方。《复活》一书，即示此义。书虽以寄教训，然又能与艺术相调和，故乃不失为文学之名著也。

　　Tolstoj教义，大要分五项，一曰不抵抗，二曰不怒，三曰不誓，四曰不二色，五曰不责人。皆本基督十诫中事，而别加以解释。圣书云，有批汝左颊者，更以右颊就之，为不抵抗主义之极致。唯消极之顺受，更足以助长暴恶，故Tolstoj以毋以暴力抵抗为说。如农民被杖，固应忍受，法在使人人明理，无愿为田主执杖者，则平和自可得。盖Tolstoj诏人以不抵抗，亦并谕人以不服从。人唯当服从其良知，外此更无权威，得相命令。世间最恶，实唯强暴。人以强暴相加，于己虽不利，而若以强暴相抗，则以暴敌暴，恶将更滋，故当无抵抗。逮人或迫我以强暴加诸人，则宁忍受其咎，而勿更助长其恶，故复取不服从也。Tolstoj虽归依宗教，唯其言神，含有泛神论倾向。以为良知即神，又以人类希求善福之心为神，别无超自然之说。尝融会四福音书为《基督言行录》，以神通奇迹为后世造作，悉削去之。俄国教会以其破坏政教，斥为外道，于千九百一年宣告破门。而民间崇信，转益深厚，其道流行亦益广矣。 近代欧洲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