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十年前的学堂

　　学校本来是古已有之的东西，虽然古今中外名称各有不同。西洋的有些大学有四五百年历史，不能算很老，但系统是接连着的，中国从春秋时代说起就已有二千五百年，只是中间有过好些变动，顶明显的是清末的这一段，县学书院变为学堂，民国初年一律称为学校，于是前后分为两橛，内容办法差不多完全各别了。

　　在科举时代，只凭了八股文试帖诗考取人才，学校的空名称还是存在，各府县都有官学，设有教官，每年由学政考取入学的秀才名为生员，实在即是学生，附生增生是附加和增取的，廪膳生乃是成绩好给予公费的，原意都叫他们在学里读书，由教官监督，学政每年岁试，三年科试，以定进退。实际上他们终年不见教官的面，学堂里也没有教室宿舍的设备。书院里大概多少有点设备了，可是真是住宿在那里用功也绝无仅有，至少就我所知道是没有。初改办学堂的时候，大约可以说是戊戌至辛亥，正是过渡时代，有好些私塾书院的余风夹杂在里面，现在说起来不免觉得可笑，一面却也未始不是社会风俗的资料。就我所知道的范围内，把二十世纪初年的情形记录一点下来，时间不过五十年，但也可见现代教育进步的多么多而且快了。

　　二 学堂与书院

　　康有为于戊戌五月上书，请开学校，京师大学堂以及府县学堂都在这以后成立，但是关于军事的学堂则早已有了。这年代手边无书查考，我们只要计算严幾道的年龄，就可以推知总当在光绪之初，在创办制造局的时候吧。水师学堂当然最早是在福建，我所知道的只是在南京的那一个，一九〇一年我到那里，正遇见杜锡珪那一班毕业，班数虽不可考，如以第三四班计算，那么开校的年代也当在七十年前了。当时还有一个陆师学堂，设立稍晚，近旁有格致书院，性质是一种理科的专门学校，不知何以只称书院，在杭州也有求是书院，仿佛是文学堂那时是称书院似的，但这也并不一定，因为过了两年在鼓楼下开办了两江师范学堂，这名称已经通用，至于格致书院后来似已停办，详细情形却不明了。说也奇怪，其时学堂很少，学生在社会上常被歧视，文学生长衫马褂，还没有什么，武学生穿了操衣马靴，被人看作吃粮的，他们也就反抗的看不起别人，连书院的朋友也在内，两学堂的学生互有来往，与格致书院的人可以始终不认识一个人。两江师范成立以后，有人宣传革命，始渐打破这个界限，但格致书院大概已经没有了，所以归结起来说，这学堂与书院的隔阂问题终于没有消灭。

　　三 歧途

　　我到南京是在一九〇一年，即清光绪辛丑年八月。那时子弟读书目的是在赶考，看看科举没有希望，大抵降一等去学幕，吃师爷饭，再不然则学生意，其等级是当铺，钱店以至布店，此外还有两样自由职业，即是做医生和教书，不过这不大稳固，而且也要起码是个秀才，才可以称儒医，坐家馆，否则有时候倒是还不如去开豆腐店了。我其时真是所谓低不就来高不凑，看着这几条路都走不来，结果便想到了学堂，那在当时算不得什么正路，但是没有别的法子，也就只有这最后的一着了。还是在一八九九年冬天，祖父从杭州写信来说，杭州成立求是书院，兼习中西学，各延教习，在院诸生每日一粥二饭，菜亦丰，若每月考列上等，有三四元的奖金，且可兼考各书院，明正二十日开考，招儒童六十人，如有志上进，尽可来考云。我那时候没有去，说是无志上进么，那当然未必，问题大概还是在于经济，那里膳宿该是公费的吧，别的用度须得自备，那三四元的奖金实在很是渺茫，上等岂是容易考的呢？为了这一难关的缘故，便耽误了两年的光阴，终于转到南京去，因为当初虽然要付膳费，但甄别及格补缺之后，一切均由公家供给，且发给赡银，这于穷学生是很适宜的。书院没有赡银，武学堂近似当兵，读书人不大愿意去，所以特别优待，但到了清末也逐渐改变减除了。

　　四 路程

　　从家里到学堂，大抵要花路费六元，前后要六天工夫。第一天下午趁最近的东双桥的航船，开铺大概是二百文吧，傍晚开船，第二天早晨到萧山的西兴镇，停泊在俞五房过塘行的河埠。在间壁饭店（大抵在过塘行间壁多有饭店吧）吃了早点，如果轻身而且识路，可以步行，但有行李又要赶路，只好在行里雇轿，价在一元以内，渡过钱塘江，走到豆腐（或写作“斗富”）三桥，在沈宏远行歇下。午饭后下船往拱辰桥去，先在内河里走，下了一个坝，出至运河，没有多少路就到船埠，上了戴生昌或大东公司沪杭路小火轮的拖船，客舱一元五角，航行约须二十四小时，至第三天下午四时顷到达上海。本来如去赶长江轮船，也还可以来得及，但是说不定会遇见人满，无插足之地，所以不如在上海暂住一天，较为从容，住处是老椿记或周昌记，房饭钱两角四，想起来实在不算贵。第四天上轮船，不问招商或怡和太古，只要那天的船就好，散舱一元半之谱，却不一定有舱位，有时只得睡地铺，次日在船上，第六天里总可以到南京下关了。上边所说的是平常来往的路程，第一次去的时候乃是与封燮臣君一家同行，在上海多停了两天，七月廿九日从乡下姚家埭出发，至八月初六日才到南京，所坐的是招商的江永船，它走得慢，这名字倒很适切，正如那只顶小的船自称是江宽吧。

　　五 入学考试

　　等考学堂，必须暂住客栈，花费就不小，幸而我有本家的叔祖在学堂里当管轮堂的监督，可以寄住在他的房里，只要每月贴三块钱的饭钱给厨房就行。我于八月初六日走到，初九日即考试额外生，据旧日记说是共五十九人，难道真是有那么多吗，现在却也说不清了。考的是作论一篇，题云“云从龙风从虎论”，一上午做了，日记上说有二百七十字，不知是怎么样说的，至今想起来也觉得奇怪。十六日出榜，取了三名，正取胡鼎，我是备取第一，第二是谁不记得了。十七日复试，题云“虽百世可知也论”，以后不曾发榜，大概这样就算都已考取了吧，到了九月初一日通知到校上课。这两个论题真是难得很，非是能运用试帖诗八股文的作法者都不能做得好，初试时五十六个人一齐下了第，就是我们三人也不知怎的逃过第二难关的，因为那要比第一个题目更是空洞了。可是且慢，难的还在后头，我们上课一个月之后，遇着全校学生汉文分班考试，策论的题目是：“问：孟子曰，我四十不动心，又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平时用功，此心此气究如何分别，如何相通，试详言之。”列位看了这个题目，有不对我们这班苦学生表示同情的么？一星期后榜出来了，计头班二十四名，二班二十名，其余都是三班，总有五六十吧，大抵什九是老班学生，大家遇到此心此气，简直是一败涂地了。

　　六 副额

　　江南水师学堂本来内分三科，即是驾驶，管轮和鱼雷，但是在一九〇一年时鱼雷班已经停办，驾驶与管轮原设有头二三班，预定每班三年，那时候三班也已裁去，事实上又不能招收新生直入二班，所以又改头换面的添了一种副额，作为三班的替代。招生时称为额外生，考取入堂试读三个月，甄别一次，只要学科成绩平均有五成，就算及格，比后来的六十分还要宽大，这之后就补了副额学生了。各班学生除膳宿，衣靴，书籍，仪器悉由公家供给外，每月各给津贴，称为赡银，副额是起码的一级，月给一两，照例折发银洋一元，制钱三百六十一文。我自九月初一日进堂，至十二月初一日成为正式学生，洋汉功课照常进行，兵操打靶等则到了次年壬寅即一九〇二年三月发下操衣马靴来，这才开始。洋汉功课，我用的是原来的术语，因为那里的学科总分为汉文洋文两部，一星期中五天上洋文，一天上汉文。洋文中间包括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等中学功课，以至驾驶，管轮各该专门知识，因为都用英文，所以总名如此，各班由一个教习专任，从早八时到午后四时，接连五天，汉文则另行分班，也由各教习专教一班，不过每周只有一天，就省力得多了。就那时计算，校内教习计洋文六人，汉文四人，兵操体操各一人，学生总数说不清，大概在一百至一百二十人之间吧。

　　七 学堂的房屋

　　要说学堂的生活，须得先把房屋说明一下才行。因为不能确说，姑且算是坐北朝南的吧，从朝东的大门进去，二门朝南，中间照例是中堂签押房等，附属有文书会计处，后边是学生饭厅，隔着院子，南北各三大间，再往北是风雨操场，后面一片广场，竖立着一根桅竿，因为底下张着粗索的网，所以占着不小的面积。以上算是中路。东面靠近大门有一所小洋房，是给两个头班教习住的，那时驾驶的是何利得，管轮的是彭耐尔，都是英国人，大概不过是尉官吧？隔墙一长埭是驾驶堂，向西开门，其迤北一部与操场相并，北边并列机器厂与鱼雷厂，又一个厂分作两部，乃翻沙厂和木工厂，到这里东路就完了。西路南头是一个小院子，接着是洋文讲堂，系东西各独立四间，中为甬道，小院有门通外边，容洋教习出入，头班讲堂即在南头，其次为二三班，北头靠东一间原为鱼雷讲堂，靠西的是洋枪库。汉文讲堂在其东偏，系东向的一带厢房，介于中路与东路之间。洋文讲堂之北是一小块空地，西边有门，出去是兵操和打靶的地方，乃是学堂的外边了。管轮堂即在此空地之北，招牌挂在向东的墙门外，也是一长埭，构造与驾驶堂一样。后面西北角旧有鱼雷堂，只十几间，东邻是一所关帝庙，有打更的老头子住在里面，我们将来还要说到他，现在在讲房屋，只能至此为止了。

　　八 管轮堂

　　管轮堂坐北朝南，长方一块，外院南屋一排九间，中间是走向洋文讲堂等处的通路，其余是教习的听差和吹号人等所住的房间，北屋也有九间，中间通往宿舍，左右住着教习们，中央靠东的一间监督所住。院子的东墙开一头门，外挂管轮堂三字的木板，接着是一条由西北往东南的曲折的走廊，走到饭厅，穿过那院子，再往南折，便是出门去的路。内院即是学生的宿舍，这建筑在光绪初年，与后来北大清华的新宿舍迥不相同，或者多分近似旧书院的制度也未可知。那是一个大院子，东西相对各是十六间的平房，门外有廊，其第八间外面中盖有过廊，不能使用，空着不算，所以号舍共计是三十间，这大概总占地面五分之四吧，还有西边五分之一，则是听差的住处，由那空间的通路走到宿舍来，那里的大院子往北去可以通到便所，往南则是茶炉，再出去就是监督的门口了。宿舍定规每间住两个人，照例一人发给床板一副，床架有柱，可挂帐子；两抽屉半桌一张，凳一个，大书架，箱子架和面盆架各一个，可以够用。又油灯一盏，油钱二百文，交给听差办理，若是要点洋油灯，则自己加添一百文，那玻璃油壶的洋灯也须得自己置办了。大抵当副额时只好用香油灯对付，到得升了二班，便换了洋灯，但这只是说那穷学生，后来有些带钱到学堂来用的人，那也并不是那么的寒酸了。

　　九 宿舍的格式

　　宿舍南北都是板壁，东西一面开门，旁边是两扇格子糊纸的和合窗，对面中间开窗，是直开的玻璃门，外边有铁栅栏。房间里的布置没有一定，可以随各人的意思，但是归结起来大抵也只有三类。甲式是床铺南北对放，稍偏近入口，桌子也拼合放在玻璃窗下，两人对坐，书架衣箱分列坐后。这种摆法房内明朗，空气流通，享受平等，算是最好，但这须得二人平日要好，才能实行。乙式是床铺一横一直，直的靠板壁一面，横的背门靠对面的板壁，空间留得稍大，桌子可以拼合，也可一人在窗下，一人在横放的床前壁下，便于各做各人的事。丙式是最差的一种办法，床铺也是一横一直，不过横的在里边，如乙式而略向前，约占房间一半，而直的则靠近门口放在窗下，本来也是一半地面，但空出门口一段，实际他所有的才是全部三分之一罢了。新生入堂，被监督分配在有空位的那一号里去住，不但人情不免要欺生，而且性情习惯全不了解，初步隔离的办法也不算坏，虽然在待遇上要吃些亏。日久有朋友，再来请求移居别号，或者与居停主人意气相合，也会协议移动床位。其有长久那么株守门口的人，大抵总有什么缘故，与人合作不来，只好蛰居方丈（实在还不到一方丈）斗室中了。三者之中以甲式最为大方，因为至少总没有打麻将什么这种违法的企图也。

　　一〇 上饭厅

　　学生每天的生活是，每天早晨六时听吹号起床，过一会儿吹号吃早饭，午饭与晚饭也都是如此。说到吃饭，这在新生和低级学生是一件难事，不过早饭可以除外，因为老班学生大都是不来吃的。他们听着这两遍号声，还在高卧，厨房里按时自会有人托着长方的木盘，把稀饭和一碟腌萝卜或酱莴苣送上门来，他们是熟悉了那几位老爷（虽然法定称号是少爷）是要送的，由各该听差收下等起床时慢慢的吃。这时候饭厅里的坐位是很宽畅的，吃稀饭的人可以从容的喝了一碗又一碗，但是等到午饭或晚饭，那就没有这样的舒服了。饭厅用的是方桌，一桌可以坐八个人，在高班却是例外，他们至多不过坐六人，坐位都有一定，只是同班至好或是低级里附和他们的小友，才可以参加，此外闲人不能阑入。年级低的学生一切都无组织，他们一听吃饭号声，便须直奔向饭厅里去，在非头班所占据的桌上见到一个空位，赶紧坐下，这一餐饭才算安稳的到了手。在这大众奔窜之中，头班却比平常更安详的，张开两只臂膊，像螃蟹似的，在曲折的走廊中央大摇大摆的踱方步。走在他后面的人，不敢绕越僭先，只能也跟着他踱，到得饭厅里，急忙的各处乱钻，好像是晚上寻不着窠的鸡，好容易找到位置，一碗雪里蕻上面的几片肥肉也早已不见，只好吃顿素饭罢了。

　　一一 打靶

　　吃过早饭后，在八点钟上讲堂之前，每天的功课是打靶，但是或者因为子弹费钱的缘故吧，后来大抵是隔日打一次了。打靶是归兵操的徐老师指导的，那时管轮堂监督暂兼提调，所以每回由他越俎经管，在一本名册上签注某人全中，中一两枪，或是不中。后来兵操换了队伍出身的梅老师，打靶也要先排了队出去，末了整队回来，规矩很严了，最初却很是自由，大家零零落落的走去，排班站着，轮到打靶之后，也就提了枪先回来了，看去倒很有点像绿营的兵，虽然号衣不是一样。老学生还是高卧着听人家的枪声，等到听差一再的叫，打靶回来的人也说，站着的人只有三两个了，老爷们于是蹶然而起，操衣裤脚散罩在马靴外边，蓬头垢面的走去，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开上三枪，跑回宿舍来吃冷稀饭，上课的钟声也接着响了起来了。学堂以前打靶只是跪着放枪，梅老师来后又要大家卧放立放，这比较不容易，不免有些怨言，但是他自己先来，不管草里土里，随便躺倒，站着举起枪来，随手打个全红，学生们也就无话可说，古人云：“以身教者从，”的确是不错的。梅老师年纪很轻，言动上有些粗鲁但也很直爽，因此渐渐得到学生的佩服，虽然我因为武功很差，在他所担任的教科中各项成绩都不好，和他不接近，但是在许多教习中我对于他的印象要算是很好的。

　　一二 午前的点心

　　学堂里上课的时间，似乎是在沿用书房的办法，一天中间并不分做若干小时，每小时一堂，它只分上下午两大课，午前八点至十二点，午后一点半至四点，于上午十点时休息十分钟，打钟为号，也算是吃点心的时间。关于这事，汪仲贤先生从前曾经有这几句话说得极好：“早晨吃了两碗稀饭，到十点下课，往往肚里饿得咕噜噜的叫，叫听差到学堂门口买两个铜元山东烧饼，一个铜元麻油辣酱和醋，拿烧饼蘸着吃，吃得又香又辣，又酸又点饥，真比山珍海味还鲜。”这里我只须补充说一句，那烧饼在当时通称为侉饼，意思也原是说山东烧饼，不过用了一个别号，仿佛对于山东人有点不敬，其实南京人称侉子只是略开玩笑，山东朋友也并不介意的。这是两块约三寸见方的烧饼连在一起，中间勒上一刀，拗开就是两块，近来问南京人却已不知道这东西，也已没有侉饼的名称，但是那麻油辣酱还有，其味道厚实非北京所能及，使我至今未能忘记。那十点钟时候所吃的点心当然不止这一种，有更阔的人吃十二文一件的广东点心，一口气吃上四个也抵不过一只侉饼，我觉得殊无足取，还不如大饼油条的实惠了。汪仲贤先生所说是一九一〇年左右的事，大概那种情形继续到清末为止，一直没有变为每一小时上一堂的制度吧。

　　一三 洋文讲堂

　　洋文功课是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头几年反正教的都是普通的外国语和自然科学，头班以后才弄航海或机械等专门一点的东西，倒是讲堂的情形可以一讲，因为那是有点特别的。洋文讲堂是隔着甬道，东西对立，南北两面都是玻璃窗，与门相对的墙上挂着黑板，前面是教习的桌椅，室内放着学生的坐位四排，按着名次坐。南京的冬天本不很冷，但在黑板左近总装起一个小火炉来，上下午生一点炉火，我想大概原来是对付洋教习的吧，我们却并不觉得它有什么好处，特别如有一时期代理二班教习的奚老师，他还把桌子挪到门口那边去，有点避之若浼的意思。到了夏天，从天井上挂下一大块白布的风扇，绳子由壁间通出去，有听差坐在屋外小弄堂里拉着，这也是毫无用处的东西，后来学堂也作兴放暑假若干天，那时候或者这就取消了吧。汉文讲堂只是旧式的厢房，朝东全部是门，下半是板，上部格子上糊纸，地面砌砖，与洋文讲堂比较起来差得多了，那些火炉风扇也都没有，好在每星期只有一天，也就敷衍过去，谁都没有什么不平。还有一层汉文简直没有什么功课，虽说上课实际等于休息，而且午后溜了出来，回到宿舍泡一壶茶喝，闲坐一会儿也无妨碍，所以这一天上课觉得轻松，不过那要走间道走过文书房，不是新生所能做到的罢了。

　　一四 汉文讲堂

　　我说汉文功课觉得轻松，那是因为容易敷衍之故，其实原来也是很难的，但是谁都无力担负，所以只好应付了事了。那时汉文教习共有四人，一位姓江，一位姓张，都是本地举人，又两位是由驾驶堂监督朱，管轮堂监督周兼任，也是举人，总办方硕辅是候补道，大概也是秀才出身，他的道学气与鸦片烟气一样的重，仿佛还超过举人们，这只要看入学考试和汉文分班的几个题目就可知道。我的国文教员是张然明老师，辛丑十月的日记上记有几个作文题目，今举出二十日的一个来为例：“问：秦易封建为郡县，衰世之制也，何以后世沿之，至今不改，试申其义。”这固然比那“浩然之气”要好一点，但没法办还是一样的，结果只能一味的敷衍，不是演义便是翻案，务必简要，先生一半因为改卷省力，便顺水推舟，圈点了事，一天功课就混过去了。这种事情很是可笑，但在八股空气之下，怎么做得出别的文章来呢。汪仲贤先生说：“有一位教汉文的老夫子说，地球有两个，一个自动，一个被动，一个叫东半球，一个叫西半球。”这不知道是那一位所说的，我们那时代的教员还只是旧的一套，譬如文中说到社会，他误认为说古代的结社讲学，删改得牛头不对马嘴，却还不来掺讲新学，汪先生所遇见的已是他们的后任，不免有每下愈况之感了。

　　一五 操练

　　午饭后吹号体操，这有点不大合于卫生，但这些都没有排在上课时间里，因为那时间是整个的被洋汉文占去了，所以只好分配在上课的前后去了。新生只弄哑铃，随后改弄像酒瓶似的木制棍棒，有点本事的人则玩木马，云梯及杠杆等，翻跟斗，竖蜻蜓的献技，虽然平日功课不好，但在大考时两江总督会得亲自出马，这些人便很有用处，因此学校里对于他们也是相当重视的。每星期中爬桅一次，这算是最省事，按着名次两个人一班，爬上爬下，只要五分钟就了事，大考时要爬到顶上，有些好手还要虾蟆似的伏在桅尖上，平常却只到一半，便从左边转至右边，走了下来了。最初的教习是林老师，本校老毕业生，年纪并不大，因为吃鸦片烟，很是黑瘦，他只是来叫几句英语号令，他的本领大概也只能玩棍棒而已，后来换了新军出身的梅老师，那是一位很有工夫的人，诸事都整顿起来了，但是爬桅也归了他指导，这于他多少是觉得有点别扭的。兵操在晚饭以前，虽然不是天天有，但一星期总有四次以上吧。梅老师之前教操的是一位徐老师，平时下操场他自己总还是穿着长袍，所以空气很是散漫，只是敷衍了事，到得考试时候，照例有什么官来监考，那一天他才穿起他的公服来，大帽马褂，底下是战裙似的什么东西，看去有点滑稽，仿佛像是戏台上的人物。

　　一六 点名以后

　　出操回来，吃过晚饭之后，都是学生自己所有的时间了。用功的可以在灯下埋头做功课，否则也可以看闲书，或是找朋友谈天，有点零钱的时候，买点白酒和花生米或是牛肉，吃喝一顿，也是一种快乐。到了九点三刻，照例点名，吹号不久，即由监督同了提着风雨灯的听差进来，按着号舍次序走过去，只看各号门口站着两个人便好，并不真是点呼，这样就算完了。十点钟在风雨操场上吹就眠的号，那里有两只厨房里所养的狗，听了那一套号声，必定要长嗥相和，数年如一日，可是学生们听了却毫不关心，要用功或谈天到十二点一点都无所不可，问题只是灯油不够，要另外给钱叫听差临时增加，因为一个月三百文的洋油，每天一定的分量是不大多的。两堂宿舍中以管轮堂第十六至三十号这一排为最好，因为坐东朝西，西面是门，有走廊挡住太阳，东窗外是空地，种着些杂树，夏天开窗坐到午夜，听打更的梆声自远而近，从窗下走过，很有点乡村的感觉。后来回想起来，曾写过一首谐诗以为纪念，其词云：“昔日南京住，匆匆过五年。炎威虽可畏，佳趣却堪传。喜得空庭寂，难消永日闲。举杯倾白酒，买肉费青钱。记日无余事，书尽一编。夕凉坐廊下，夜雨溺门前。板榻不觉热，油灯空自煎。时逢击柝叟，隔牖问安眠。”题云“夏日怀旧”，原是说暑假中的事情的。

　　一七 星期日

　　星期日照例是宿舍一空，有些家住南京的学生都回家去了，一部份手头宽裕的上城南去玩，其次也于午后出城往下关，只有真是穷得连一两毛钱都没有的才留在学堂里闲坐。这所谓周末空气，在星期六下午便已出现，出操回来之后本城学生便纷纷告假回去，大抵要到星期日点名前才回校，但也有少数节俭家特别要吃了晚饭后才去，次日也于饭前赶回学堂，鲁迅曾很挖苦他们，说七月半开放地狱门，有些鬼魂于饭后出来，到了十六那天跑回地狱去吃晚饭，可说是刻画尽致了。往城南去大抵是步行到鼓楼，吃点小点心，雇车到夫子庙前，在得月台吃茶和代午饭的馒头面，游玩一番，迄走到北门桥，买了油鸡盐水鸭各一角之谱，坐车回学堂时，饭已开过，听差各给留下一大碗饭，开水一泡，如同游是二人，刚好吃得很饱很香。若是下关，那很可以步行来回，到江边一转，看上下水轮船的热闹之后，在一家镇江扬州茶馆坐下，吃几个素包子，确是价廉物美，不过这须是在上午才行罢了。学生告假出去，新生和低班学生总喜欢穿着操衣，有点夸示的意思，老班则往往相反，大都改穿了长衣，这原因很有点复杂，有的倚老卖老，有的世故渐深，觉得和光同尘，行动稍为方便，但有的也由于要躲避人家的耳目，有如抽两口鸦片烟，在每班里这种仁兄也总是会得有个把人的。

　　一八 不平

　　学堂里的生活照上边所说的看来，倒是相当的写意的，但是那里的毛病也渐渐显现出来，在我做了二班学生的时候，有好些同学不约而同的表出不满意来了。其一是觉得功课麻胡，进步迟缓，往往过了一年半载，不曾学了什么东西。其二是乌烟瘴气的官僚作风，好几年都是如此，虽然以我进去的头两年为最甚。只根据不完全的旧日记，壬寅（一九〇二）年中便有这两件可以为例，都是在方硕辅做总办的时代的事。正月廿八日，下午挂牌革除驾驶堂学生陈保康一名，因为文中有“老师”二字，意存讥刺云。又七月廿八日，下午发赡银，闻驾驶堂吴生扣发，并截止其春间所加给银一两，以穿响鞋故，响鞋者上海新出红皮底圆头鞋，行走时吱吱有声，故名。在这种空气之中，有些人便觉得不能安居，如赵伯先杨曾诰等人，均自行退学，转到陆师或日本去，次年四月里胡鼎也因文章犯忌讳，迫令退学了。甲辰乙巳年间，总办是蒋超英，他不是候补道，原是水师出身的人，甲申中法战役失机革职，后来起复，官衔是前游击。他在操场对学生训话，说你们好好用功，毕业便是十八两，十六两，十四两，将来前程远大，像萨镇冰，何心川那样，都是红顶子，蓝顶子。蒋君人虽粗鲁，却还直爽，所以我对于他个人相当有好感，但是这种升官发财学说那总是不足为训的了。

　　一九 不平二

　　汪仲贤先生在他的《回忆》中曾说：“校中驾驶堂与管轮堂的同学隔膜得很厉害，平常不很通往来。据深悉水师学堂历史的人说，从前两堂的学生互相仇视，时常有决斗的事情发生，有一次最大的械斗，双方都殴伤了许多人，总办无法阻止，只对学生叹了几口气。”这一节话当出于传闻之误，我们那时候两堂学生并无仇视的事情，虽然隔膜或未能免，倒是同堂的学生因了班次不同很不平等，特别是头班对于二班和副额，如不附和他们做小友，便一切都要被歧视以至压迫。例如学生房内用具，都向学堂领用，低级学生只可用一顶桌子，但头班却可以占两顶以上，有时便利用了来打牌。我的同班吴志馨君同头班的翟某同住，后来他迁住别的号舍，把自己固有的桌子以外又分去了那里所有的三顶之一，翟某大怒骂道，你们即使讲革命，也不能革到这个地步。过了几天，翟的好友戈某向着吴君寻衅，说我便打你们这些康党，几乎大挥老拳，又有高某也附和着闹，大家知道这都是桌子风潮的余波。吴君当然并非康党，也未曾参加讲革命，但他们看来敢于不尊敬前辈，当然要以“乱党”论了。吴君后来调往驾驶堂，毕业后当了几年舰长，民国十六七年北伐时他在青岛做渤海舰队司令，因为“通敌”为张宗昌所枪毙，那时才真应了翟戈二人的话了。

　　二〇 争斗

　　学生有这些不平，便慢慢的要显现出来。第一步是想改换环境。壬寅冬天总办换了黎锦彝，也是候补道，却比较年轻，江督又叫他先去日本考察三个月，校务令格致书院的吴可园兼代。听说他要带四名学生同去，大家觉得这是一条出路，便同胡鼎，张鹏，李昭文共四人往找新旧总办，上书请求，结果说是带毕业生去，计划完全失败。胡鼎又对江督及黎氏上条陈，要怎样改革学堂，才能面目一新，大概因为理论太高，官僚也于改革少兴趣，自然都如石沉大海，没有一点影响。对于学生间的不平等，要想补救，空谈是无用的，只能用实行来对抗，剥削役使一切不承受，也不再无理地谦逊，即如上文说过的上饭厅的时候，尽管老学生张开了螃蟹的臂膀在踱着，后边的人就不客气的越过去，他们的架子便只好摆给自己看了。这种事情积累起来，时常引起冲突，老班只有谩骂恫吓，使用无赖的手法，但是武力不能解决问题，经过一次争闹，他们的威风也就减低一层，到后来再也抖不起来了。那时候的二班只注意于打破不平等，这事终于成功了，但这只是消极的一面，以后升了头班，决不再去对别班摆架子，可是并没有更进一步的做，去同他们亲近交际，班次间的不平等是没有了，但还存在着一种间隔，或者可以说是疏远，这风气不知道后来什么时候才有转变。

　　二一 老师

　　在学堂里老师不算少，一起算起来共有八位，但是真是师傅似的传授给一种本事的却并没有。即如说英文吧，从副额时由赵老师奚老师教起，二班是汤老师，头班是郑老师，对于这几位我仍有相当敬意，可是老实说，他们并没有教我怎么看英文，正如我们能读或写国文也不是那一个先生教会的一样，因为学堂里教英文也正是那么麻胡的。我们读印度读本和文法，（还不是“纳思菲耳”，虽然同样的是为印度人而编的，）有如读《四书章句》，等读得久了自己了解，我们同学大都是受的这一种训练。于我们读英文有点用的只是一册字典，这本是英文注汉字，名字却叫做“华英字典”，用薄纸单面印刷，有些译语也特别奇妙，但是后印本随即删去，改称“英华字典”则又是后来的事了。本来学堂里学洋文完全是敲门砖，毕业之后不管学问的门有没有敲开，大家都把它丢开，再也不去读了，虽然口头话还是要说几句的。我是偶然得到了一册英文本的《天方夜谈》，引起了兴趣，做了我外国语的老师，假如没有它，大概出了学堂，我也把那些洋文书一股脑儿的丢掉了吧。有些在兵船上的老前辈，照例是没有书的了，看见了这《天方夜谈》也都爱好起来，虽然我的一册书被辗转借看而遗失，但也还是件愉快的事，因为它能教给我们好些人读书的趣味。

　　二二 老师二

　　汉文老师我只有一个，张然明名培恒，是本地举人，说的满口南京土话，又年老口齿不清，更是难懂得很，但是对于所教汉文头班学生很是客气，那些汉文列在三等，虽然洋文是头班，即是螃蟹似的那么走路的人，在他班里却毫不假以词色，因为他是只以汉文为标准的。说到教法自然别无什么新意，只是看《史记》，“古文”，作史论，写笔记，都是容易对付的，虽然用的也无非是八股作法。辛丑十一月初四日课题是：“问：汉事大定，论功行赏，纪信追赠之典阙如，后儒谓汉真少恩，其说然欤？”我写了一篇短文，起头云：“史称汉高帝豁达大度，窃以为非也，帝盖刻薄寡恩人也。”张老师加了许多圈，发还时还夸奖说好，便是一例。那时所使用的于正做之外还有反做一法，即是翻案，更容易见好，其实说到底都是八股，大家多知道，我也并不是从张老师学来的，不过在他那里应用得颇有成效罢了。所以我在学堂这几年，汉文这一方面未曾学会什么东西，只是时时耍点拳头给老师看，骗到分数，一年两次考试列在全堂前五名时，可以得到不少奖赏，要回家去够做一趟旅资，留住校里大可吃喝受用。所看汉文书于后来有点影响的，乃是当时书报，如《新民丛报》，《新小说》，梁任公著作，以及严幾道林琴南的译书，这些东西那时如不在学堂也难得看到，所以与学堂也可以说间接是有关系的。

　　二三 天方夜谈

　　《天方夜谈》是我在学堂里看到的唯一的新书，如读本所说我想我该喜欢它的。在中文书方面，当时看了很喜欢的也有好些，如《饮冰室自由书》等，真可以说是读了不忍释卷，但是后来也就不怎么珍重了。《天方夜谈》的时间却是很长，正如普通常说的，从八岁至八十岁的老小孩子大概都不会忘记它，只要读过它的几篇。在本国这类的东西并不是没有，如《西游记》，《封神传》，民间传说的故事如白蛇，蛇郎及老虎外婆等，文人写的有《聊斋志异》为代表，这些也为人所爱读，过于四书五经，但是比起《天方夜谈》来总还有点不如。《西游》《封神》的故事里大人物太多，都是什么老祖什么佛，空气有点硬化，而且不免单调，蛇郎等童话没有这缺点了，却是还在幼稚期，不曾十分长发。《天方夜谈》原是这一类质料，但从市场上经过了来，由多年说话人的安排与听众的取舍，使它更是丰富纯熟，要拿以前茶馆里的聊斋演义相比，多少近似，不过它并无蒲留仙那样的原本，所以可说是真正的民间文学了。我认识了这一本书，觉得在学堂里混过的几年也还不算白费，虽然那时的书早已遗失了，前几年托友人在上海买了一册现代丛书本，根据白敦译文最为可靠，可惜中间一叠十六页错订缺少。中文有奚若译四册，大抵系依据雷恩译文选本，因为是古文，所以没有细读。

　　二四 打靶余闻

　　打靶在外场操练中间最为简单，也比较有兴趣，有时候等全体完毕之后，可以请求再多打一次。所用枪械本来是马梯尼，不但笨重，反座力也强，肩头要撞得红肿，我进去时刚换了毛瑟枪，就好得多了。打靶场在学堂西边，南头有一座小土山，山下放了靶子，近地插上小红旗，一直倒也没有出过什么事情。只有一次，打靶中间忽然有四五只狗成群地跑过来，打靶的已经把枪停住了，监督是念《感应篇》放生的人，急得连声大叫不要放，那时轮到打靶的恰巧是头班的余德先，他的打枪算是不错的，听了起了反感，举枪一发，看见一头大黄狗倒在地上，跳起来一下，随即躺倒不动了。这件事不打紧，却使得监督大为狼狈，在他的功过格上至少要填上好几过了。又一次是预备大考，在打靶之后接着兵操，平常操演只放空枪，这时要放响枪了，发给了黄蜡封口的子弹，排好班分行对立，徐老师恐怕枪膛留有实弹，叫大家先放一下看。没有号令谁都没有装上什么，放不出什么声音，其中却夹着一两响声，只见西边排头杜君抛枪奔去抱颈大叫，难道真是中了枪了么？徐老师跑去检查，操衣领头搁着一堆熔化的黄蜡，项颈上烫成一个大水泡，看东边排头戈君的枪膛子留有弹壳，可见他是装填了，而且还是平放，或者瞄准了项颈放的也未可知。再查杜君的枪里也有弹壳，那么他原是对放的，只是没有打中罢了。 鲁迅小说里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