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九日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讲演
我们平常对于日本文化,大抵先存一种意见,说他是“模仿”来的。西洋也有人说,“日本文明是支那的女儿。”这话未始无因,却不尽确当。日本的文化,大约可说是“创造的模拟”。这名称似乎费解;英国人Laurence Binyon著的《亚细亚美术论》中有一节论日本美术的话,说得最好,可以抄来做个说明:——
“照一方面说,可以说日本凡事都从支那来;但照这样说,也就可说西洋各国,凡事都从犹太希腊罗马来。世界上民族,须得有极精微的创造力和感受性,才能有日本这样造就。他们的美术,就是竭力模仿支那作品的时候,也仍旧含有一种本来的情味。他们几百年来,从了支那的规律,却又能造出这许多有生气多独创的作品,就可以见他们具有特殊的本色同独一的柔性(Docility)。如有人说,Ingres的画不过是模仿Raphael的,果然是浅薄的观察;现在倘说,日本的美术不过是模仿支那的,也就一样是浅薄的观察。”《大西洋月刊》一一六之三
在文学一方面,也是如此。所以从前虽受了中国的影响,但他们的纯文学,却仍有一种特别的精神。如列代的和歌,平安朝(780—1180)的物语,江户时代(1610—1870)的平民文学,——俳句川柳之类,都是极好的例。到了维新以后,西洋思想占了优势,文学也生了一个极大变化。明治四十五年中,差不多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逐层通过;一直到了现在,就已赶上了现代世界的思潮,在“生活的河”中一同游泳。从表面上看,也可说是“模仿”西洋,但这话也不尽然。照上来所说,正是创造的模拟。这并不是说,将西洋新思想和东洋的国粹合起来算是好,凡是思想,愈有人类的世界的倾向便愈好。日本新文学便是不求调和,只去模仿的好;——又不只模仿思想形式,却将他的精神,倾注在自己心里,混和了,随后又倾倒出来,模拟而独创的好。譬如有两个人,都看佛经,一个是饱受了人世的忧患的人,看了便受了感化,时常说些人生无常的话;虽然是从佛经上看来,一面却就是他自己实感的话。又一个是富贵的读书人,也看了一样的话,可只是背诵那经上的话。这便是两样模拟的分别,也就是有诚意与无诚意的分别。日本文学界,因为有自觉肯服善,能有诚意的去“模仿”,所以能生出许多独创的著作,造成二十世纪的新文学。
我们现在略说日本近三十年小说的发达,一面可以证明上文所说的事实;又看他逐渐发达的径路,同中国新小说界的情形来比较,也是一件颇有益有趣味的事。
一 日本最早的小说,是一种物语类,起于平安时代,去今约有一千年。其中紫式部做的《源氏物语》五十二帖最有名。镰仓十三世纪室町十四五六世纪两时代,是所谓武士文学的时代,这类小说,变成军记,多讲战事。到了江户时代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平民文学渐渐兴盛,小说又大发达起来。今只将他们类举出来,分作下列八种:——
一)假名草子 是一种志怪之类。
二)浮世草子 一种社会小说,井原西鹤最有名。
三)实录物 历史演义。
四)洒落本 又称蒟蒻本,多记游廓情事。
五)读本 又称教训读本。
六)滑稽本
七)人情本
八)草双纸 有赤本黑本青本黄表纸诸称;又或合订,称合卷物。
这八种都是通俗小说,流行于中等以下的社会。其中虽间有佳作,当得起文学的名称的东西,大多数都是迎合下层社会心理而作,所以千篇一律,少有特色。著作者的位置也狠低,仿佛同画工或是说书的一样,他们也自称戏作者;做书的目的,不过是供娱乐,或当教训。在当时儒教主义时代,原不当他作文学看待。到了明治初年,这种戏作者还是颇多,他们的意见,也还是如此。所以明治五年(1872),政府对于教导职发下三条教则,——一体敬神爱国之旨;二明天道人道之义;三奉戴皇上,遵守朝旨;——教他们去行的时候,假名垣鲁文同条野采菊两个人代表了小说家,呈递答文,中有几处,说得狠妙:——
“今以戏作为业者,仅余等二人,及其他二三子而已。此无他,智识日开月进,故贱稗史之妄语,不复重也。……夫剧作者,本非以示识者,但以导化不识者也。倘犹依然株守,非特将陷于迂远,流于暧昧,其弊且将引人于过失。故决议尔后当一变从来之作风,谨本教则三条之趣旨,以从事著作。再余等虽属下劣贱业,唯与歌舞伎作者,稍有差别,乞鉴察为幸。”
看这两节,当时小说界的情形,可想见了。明治维新以后,到了十七八年,国民的思想,都单注在政治同学术一方面,文学一面还未注意。翻译的外国小说,虽颇流行,多是英国Lytton同Disraeli的政治小说一类。有几个自己著作的,如柴东海散史的《佳人之奇遇》,矢野龙溪的《经国美谈》,末广铁肠的《雪中梅花闲莺》,也都是讲政治的。诗歌一面,有坪内天野高田三人译的《春江奇谈》(Lady of the Lake),坪内逍遥译的《自由太力余波切味》(Julius Caesar),但也都含有政治的气味。
二 如上所说,明治初年的小说,就只是这两类:
一)旧小说 是教训,讽刺,洒落三类;
二)新小说 是翻译的,或拟作的政治小说两类。
当时有几个先觉,觉得不大满足,就发生一种新文学的运动。坪内逍遥首先发起;他根据西洋的学理,做了一部《小说神髓》指示小说的作法,又自己做了一部小说,名叫“一读三叹当世书生气质”,于明治十九年(1886)先后刊行。这两种书的出版,可算是日本新小说史上一件大事,因为以后小说的发达,差不多都从这两部书而起的。
《小说神髓》分上下两卷;上卷说小说的原理,下卷教创作的法则。他先说明艺术的意义,随后断定小说在艺术中的位置。次述小说的变迁和种类,辨明Novel同Romance的区别;排斥从前的劝善惩恶说,提倡写实主义。他说:——
“小说之主脑,人情也。世态风俗次之。人情者,人间之情态,所谓百八烦恼是也。
穿人情之奥,著之于书,此小说家之务也。顾写人情而徒写其皮相,亦未得谓之真小说。……故小说家当如心理学者,以学理为基本,假作人物,而对于此假作之人物,亦当视之如世界之生人;若描写其感情,不当以一己之意匠,逞意造作,唯当以旁观态度,如实模写,始为得之。”
《当世书生气质》就是据这理论而作,描写当时学生生活。虽然文章还沾草双纸的气味,但已是破天荒的著作;表面又题文学士春之家胧也就很增重小说的价值。所以长谷川二叶亭作《浮云》也借他这春之家的名号来发表,可以想见他当时的势力了。
二叶亭四迷精通俄国文学,翻译绍介,很有功劳。一方面也自创作,《浮云》这一篇,写内海文三失业失恋,烦闷无聊的情状,比《书生气质》更有进步。又创言文一致的体裁,也是一件大事业。但是他志在经世,不以文学家自任,所以著作不多。隔了二十年,才又作了《其面影》同《平凡》两篇,也都是名作。他因为受了俄国文学的影响,所以他的著作,是“人生的艺术派”一流;脱去戏作者的游戏态度,也是他的一大特色,很有影响于后世的。
三 同二叶亭的人生的艺术派相对,有砚友社的“艺术的艺术派”。尾崎红叶山田美妙等几个人发起砚友社,本是一种名士的文会,后来发刊杂志《我乐多文库》我乐多的意义是破旧器具或一切废物发表著作,在小说界上很占势力。这一派也依据《小说神髓》奉写实主义,但是不重在真,只重在美,所以观察不甚彻透,文章却极优美。红叶的小说,最有名的是《金色夜叉》,最好的是《多情多恨》。
幸田露伴的著作,同红叶一样有名,他们的意见,却正相反。一个是主观的理想派,一个是客观的写实派,可是他们的思想,都不彻底。露伴的思想,一种是努力,一种是悟道,做的小说,便都表现这两种思想。何以不彻底呢?因为他不是从实人生观察得来,只从主观断定的,所以他小说的有名,大抵还是文章一面居多。
一样是主观的倾向,却又与露伴不同的,有北村透谷的文学界一派。露伴的主观是主意的,透谷是主情的。露伴于人生问题,不曾切实的感着,透谷感得十分痛切,甚至因此自尽。原来人生的艺术派,由二叶亭从俄国文学绍介进来,不久就被砚友社这一派压倒;森鸥外从德国留学回去,翻译外国诗歌小说,又振兴起来。明治二十六年(1893)北村透谷等便发起《文学界》,岛崎藤村田山花袋也都加入。他们的主张,正同十八世纪末欧洲的传奇派(Romanticism)一样,就是破坏因袭,尊重个性;对于从来的信仰道德,都不信任,只是寻求自己的理想。最初的文学,不过当作娱乐,其次描写人生,也只是表面,到了这时,关系的问题,是自己的生活,不是别人的事了。文学与人生两件事,关联的愈加密切,这也是新文学发达的一步。
四 中日战后,国民对于社会的问题,渐渐觉得切紧;砚友社派的人,就发起一种观念小说,仿佛同露伴的理想小说相类,表示著者对于这件事的观念。描写社会上矛盾冲突种种悲剧,却含有一个解决的方法,就是一种附有答案的问题小说。川上眉山的《表里》(Uraomote)泉镜花的《夜行巡查》最有名。观念小说大抵是悲剧,再进一步,更求深刻,便变了悲惨小说。广津柳浪的《黑蜥蜴》,《今户心中》心中即情死此事中国甚少见就是这派的代表著作。悲剧小说内容,可分四类:——一残废疾病,二变态恋爱,三娼妓生活,四下层社会。砚友社的艺术派,终于渐渐同人生接近,是极可注意的事。
樋口一叶是砚友社派的女小说家,二十五岁时死了。前后四年,作了十几篇小说。前期的著作,受着砚友社的影响,也用那一流写实法,但是天分极高,所写的女主人,多是自己化身,所以特别真挚。后期的著作,如《浊江》(Nigorie)《争长》(Takekurabe)等,尤为完善,几乎自成一家。她虽是砚友社派的人,她的小说却是人生派的艺术。有人评她说,“一叶盖代日本女子,以女子身之悲哀诉诸世间”,狠是确当。但她又能将这悲哀,用客观态度从容描写,成为艺术,更是难及。高山樗牛极赞美她,说“观察有灵,文字有神;天才至高,超绝一世”。又说,“其来何迟,其去何早。”一叶在明治文学史上好像是一颗大彗星忽然就去了。
五 观念小说以来,文学渐同社会接触,但终未十分切实。内田鲁庵发表《时代精神论》攻击当时的小说家。他说:——
“今之小说家,身常与社会隔离,故未尝理解时代之精神。政治宗教学术之社会,与彼等若风马牛也。……我国今日政治宗教伦理上,新旧思想之乖离,非即预兆将来之大冲突大破裂乎?日日读新闻,感兴百出,可慨者可恐者,所在多有,与读维新前后之历史,有同一之感。转而《文艺俱乐部》或《新小说》案皆杂志名则天下太平无事。二者相较,宛如隔世。”
鲁庵便自己做了许多小说,就是社会小说的发端,其中《年终廿八日》最为有名。中村春雨木下尚江也都做这一类的著作。但是人生问题不曾明白,这社会问题,也就难以解决,所以社会小说不能十分发展,就衰退了。
社会小说之外,有一种家庭小说,也在这时候兴起。小说的内容,不必定写家庭事情,不过是指家庭的读物,所以在文学上,位置不很高。这一类著作,大抵讲离合悲欢的事,打动人的感情,略含着道德的意义,与教训小说相差无几。菊池幽芳同德富芦花是这派名家。芦花的《不如归》杜鹃鸟的别名最为有名,重板到一百多次。虽也只是一种伤感的通俗文学,但态度很是真挚,所以特有可取。芦花后来忽然悟彻,到俄国访了托尔斯泰回来,退往乡村,也学他躬耕去了。
六 上来所说砚友社写实派,兴了悲惨小说以来,渐同现实生活接近,只是柳浪以后专做新闻小说,这一面渐荒废了。小栗风叶接着兴起,其初模仿红叶随后渐渐的转变,脱离了砚友社道德善恶的见解,只将实在人生模写出来,便已满足。这描写丑恶一件事,已经大有自然主义的风气。但是他虽有此意气,还未十分受着科学精神的影响,所以根基不大确实。到小杉天外作《流行歌》(1899),始是有意识的模仿左拉,用科学的态度,将人当作一个生物来描写他。他又从性欲一面,观察恋爱,描写他生理的缘因,都是一种进步。但《流行歌》序中,又如是说:——
“自然但为自然而已。不善不恶,不美不丑;唯或一时代或一国家之或一人,取自然之一角,以意称之曰善曰恶,曰美曰丑而已。
读者之感动与否,于诗人无预也。诗人唯如实描写其空想之物而已。如画家作肖像时,谓君鼻稍高,以刨加面,可乎?”
照上文第二节看来,他的自然主义,也还缺根本的自觉。第二年永井荷风作《地狱之花》又进了一步。于序中说:——
“人类之一面,确犹不免为兽性。此其由于肉体上生理之诱惑欤?抑由于自动物进化之祖先之遗传欤?……余今所欲为者,即观察此由遗传与境遇而生之放纵强暴之事实,毫无忌讳,而细写之也。”
荷风深通法国文学,他的主张,就从Zola《实验小说论》而来。天外描写黑暗,有点好奇心在内;荷风只认定人间确有兽性,要写人生,自不能不写这黑暗。这是二人不同的点,也就是二人优劣的点。
七 自然派小说的兴盛,在日俄战争以后,前后共有七年(1906—1912)。其先有三个前驱,就是国木田独步岛崎藤村同田山花袋。
国木田独步同一叶一样,也是一个天才。他先时而生,他的名作《独步集》在明治三十四年(1901)时早已出版。待到自然主义大盛,识得他的才能的时候,也就死了。藤村本是抒情派诗人,花袋出自文学界,都从主观转入客观。三十七年花袋作《露骨的描写》一文,岛村抱月长谷川天溪诸批评家,也极力提倡外国自然派文学,经二叶亭鸥外抱月升曙梦马场孤蝶上田敏等翻译介绍,也兴盛起来,自然主义渐占势力。到了藤村的《破戒》三十九年花袋的《蒲团》四十年出版,蒲团就是棉被出现,可算是极盛时代。
此后五六年间,作家辈出,最有名的是:——
德田秋声 代表著作——《烂》
正宗白鸟 《何往》
真山青果 《南小泉村》
岩野泡鸣 《耽溺》
近松秋江 《故妇》
中村星湖 《星湖集》
总而言之,日本自然派小说,直接从法国左拉与莫泊三一派而来,所以这几重特色——一重客观不重主观,二尚真不尚美,三主平凡不主奇异,也都相同。但虽是模仿,仍然自有本色,所以可贵。只是唯物主义的决定论(Determinism),带有厌世的倾向,往往引人入于绝望;所以有人感着不满,有一种反动起来。这也是文艺上的一派,别有他的主张。至于那骂自然派小说不道德,要“坏乱风俗”的顽固派,原是一种成见,并不从思想上来,当然不必论的。
八 这非自然主义的文学中,最有名的,是夏目漱石。他本是东京大学教授,后来辞职,进了朝日新闻社,专作评论小说。他所主张的,是所谓“低徊趣味”,又称“有余裕的文学”。当初他同正冈子规高滨虚子等改革俳句,发刊一种杂志,名字就叫鸟名的“子规”(Hototogisu)。他最初做的小说《我是猫》就载在这种杂志上面,是中学教师家里的一只猫,记他自己的经历见闻,狠是诙谐,自有一种风趣。高滨虚子做了一部短篇集,名曰“鸡头”即是鸡冠花,漱石作序,中间说:——
“余裕的小说,即如名字所示,非急迫的小说也,避非常一字之小说也,日用衣服之小说也。如借用近来流行之文句,即或人所谓触着不触着之中,不触着的小说也。……或人以为不触着者,即非小说;余今故明定不触着的小说之范围,以为不触着的小说,不特与触着的小说,同有存在之权利,且亦能收同等之成功。……世界广矣,此广阔世界之中,起居之法,种种不同。随缘临机,乐此种种起居,即余裕也。或观察之,亦余裕也。或玩味之,亦余裕也。”
自然派说,凡小说须触着人生;漱石说,不触着的,也是小说,也一样是文学。并且又何必那样急迫,我们也可以缓缓的,从从容容的赏玩人生。譬如走路,自然派是急忙奔走;我们就缓步逍遥,同公园散步一般,也未始不可。这就是余裕派的意思同由来。漱石在《猫》之后,作《虞美人草》也是这一派的余裕文学。晚年作《门》和《行人》等,已多客观的倾向,描写心理,最是深透。但是他的文章,多用说明叙述,不用印象描写;至于构造文辞,均极完美,也与自然派不同,独成一家,不愧为明治时代一个散文大家。
森鸥外本是医学博士,兼文学博士,充军医总监,现任博物馆长,翻译以外,多有创作。他近来的主张,是遣兴文学。短篇小说《游戏》(Asobi)的里面说:——
“这个汉子就是著作的时候,也同小孩子游戏时一样的心情。这并不是说,他就一点没有苦处。无论什么游戏,都须得超过障碍。他也晓得艺术不是玩耍,也自觉得倘将自己用的家伙,交与真的巨匠大家,也可造成震动世界的作品。但是虽然自觉,却总存着游戏的心情。……总之在木村无论做什么事,都是一种游戏。”
这几句话,很可见他的态度。他是理知的人,所以对于凡事,都是这一副消极的态度,没有兴奋的时候,颇有现代虚无思想倾向。所以他的著作,也多不触着人生。遣兴主义,名称虽然不同,到底也是低徊趣味一流,称作余裕派,也没什么不可。
九 自然主义是一种科学的文学,专用客观,描写人生,主张无技巧无解决。人世无论如何恶浊,只是事实如此,奈何他不得,单把这实情写出来,就满足了。但这冷酷的态度,终不能令人满足,所以一方面又起反动,普通称作新主观主义。其中约可分作两种:
一是享乐主义。片上天弦论明治四十四年文坛情状,有这一节,说得明白:——
“一二年来,对于自然派静观实写之态度,表示不满,见于著作者,所在多有。自然派欲保存人生之经验,此派之人,则欲注油于生命之火,尝尽本生之味。彼不以记录生活之历史为足,而欲自造生活之历史。其所欲者,不在生之观照,而在生之享乐;不仅在艺术之制作,而欲以己之生活,造成艺术品也。”
此派中永井荷风最有名。他本是纯粹的自然派,后来对于现代文明,深感不满,便变了一种消极的享乐主义。所作长篇小说《冷笑》是他的代表著作。谷崎润一郎是东京大学出身,也同荷风一派,更带点颓废派气息。《刺青》《恶魔》等,都是名篇,可以看出他的特色。
一是理想主义。自然派文学,描写人生,并无解决,所以时常引人到绝望里去。现在却肯定人生,定下理想,要靠自由意志,去改造生活,这就暂称作理想主义。法国柏格林创造的进化说,罗兰的至勇主义,俄国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同英美诗人勃来克与惠特曼的思想,这时也都极盛行。明治四十二年,武者小路实笃等一群青年文士,发刊杂志《白桦》提倡这派新文学。到大正三四年时(1912—1913),势力渐盛,如今白桦派几乎成了文坛的中心。武者小路以外,有长与善郎里见弴志贺直哉等,也都有名。
早稻田大学,自从出了岛村抱月相马御风片上天弦等以后,文学上狠有势力。随后新进文士,也出了不少。中村星湖离了客观的自然主义,提倡问题小说,兴起主张本位的艺术。相马泰三著作,带着唯美的倾向。谷崎精二是润一郎的兄弟,却是人道主义的作家,有短篇集《生与死之爱》可以见他的思想一斑。
十 以上所说,是日本近三十年来小说变迁的大概。因为时间局促,说得甚是粗浅。好在文科加了日本文,希望将来可以直接研究,这篇不过当一个Index罢了。
讲到中国近来新小说的发达,与日本比较,可以看出几处异同,狠有研究的价值。中国以前作小说,本也是一种“下劣贱业”,向来没人看重。到了庚子——十九世纪的末一年——以后,《清议》《新民》各报出来,梁任公才讲起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随后刊行《新小说》,这可算是一大改革运动,恰与明治初年的情形相似。即如《佳人之奇遇》,《经国美谈》诸书,俱在那时译出,登在《清议报》上。《新小说》中梁任公自作的《新中国未来记》,也是政治小说。
又一方面,从旧小说出来的讽刺小说,也发达起来。从《官场现形记》起,经过了《怪现状》,《老残游记》,到现在的《广陵潮》,《留东外史》,著作不可谓不多,可只全是一套板。形式结构上,多是冗长散漫,思想上又没有一定的人生观,只是“随意言之”。问他著书本意,不是教训,便是讽刺嘲骂诬蔑。讲到底,还只是“戏作者”的态度,好比日本假名垣鲁文的一流。所以我还把他放在旧小说项下,因为他总是旧思想,旧形式。即如他还用说书的章回体,对偶的题目,这就是一种极大的束缚。章回要限定篇幅,题目须对课一样的配合,抒写就不能自然满足。即使写得极好如《红楼梦》,也只可承认他是旧小说的佳作,不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新文学。他在中国小说发达史上,原占着重要的位置,但是他不能用历史的力来压服我们。新小说与旧小说的区别,思想果然重要,形式也甚重要。旧小说的不自由的形式,一定装不下新思想;正同旧诗旧词旧曲的形式,装不下诗的新思想一样。
现代的中国小说,还是多用旧形式者,就是作者对于文学和人生,还是旧思想同旧形式,不相抵触的缘故。作者对于小说,不是当他作闲书,便当作教训讽刺的器具,报私怨的家伙。至于对着人生这个问题,大抵毫无意见,或未曾想到。所以做来做去,仍在这旧圈子里转;好的学了点《儒林外史》,坏的就像了《野叟曝言》,此外还有《玉梨魂》派的鸳鸯胡蝶体,《聊斋》派的某生者体,那可更古旧得利害,好像跳出在现代的空气以外,且可不必论他。
中国讲新小说也二十多年了,算起来却毫无成绩,这是什么理由呢?据我说来,就只在中国人不肯模仿不会模仿。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旧派小说还出几种,新文学的小说就一本也没有。创作一面,姑且不论也罢,即如翻译,也是如此。却除一二种摘译的小仲马《茶花女遗事》,托尔斯泰《心狱》外,别无世界名著。其次司各得迭更司还多,接下去便是高能达利哈葛得白髭拜无名氏诸作了。这宗著作,果然没有什么可模仿,也决没人去模仿他,因为译者本来也不是佩服他的长处所以译他;所以译这本书者,便因为他有我的长处,因为他像我的缘故。所以司各得小说之可译可读者,就因为他像《史》《汉》的缘故,正与将赫胥黎《天演论》比周秦诸子,同一道理。大家都存着这样一个心思,所以凡事都改革不完成。不肯自己去学人,只愿别人来像我。即使勉强去学,也仍是打定老主意,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了一点,更古今中外,扯作一团,来作他传奇主义的《聊斋》,自然主义的《子不语》,这是不肯模仿不会模仿的必然的结果了。
我们要想救这弊病,须得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真心的先去模仿别人。随后自能从模仿中蜕化出独创的文学来,日本就是个榜样。照上文所说,中国现时小说情形,仿佛明治十七八年时的样子,所以目下切要办法,也便是提倡翻译及研究外国著作。但其先又须说明小说的意义,方才免得误会,被一般人拉去归入子部杂家,或并入《精忠岳传》一类闲书。——总而言之,中国要新小说发达,须得从头做起,目下所缺第一切要的书,就是一部讲小说是什么东西的《小说神髓》。 艺术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