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取名闹闹，刚生下来时粉红一团，湿淋淋的，柔弱可怜，很难让人联想到生命的尊严，族类的繁衍，事业的承继等等博大精深的问题，倒是会让人毫无道理地生出羞惭感来。这感觉挺怪，事过几十年后司徒效达还弄不明白他为啥要羞惭？是因为在那粉红的一团上窥见了和自己相关的生命秘密，觉得不好意思？还是当时就看出了这小生命未来命运的不祥？

　　粉红的一团很响亮地哭，司徒效达从这固执而响亮的哭声中认识了儿子。儿子是在半夜里出生的，为了迎候儿子的出生，他披着件军大衣在华东军政大学医院守候了整整7小时。在那7小时里，他焦虑不安地在医院走廊里来回踱步，还平生头一回抽了烟。当产房里传来了儿子的第一声啼哭，他冲进产房，看到一个年轻的护士倒提着儿子，在儿子屁股上轻轻拍打。

　　羞惭感正是在那时产生的，护士把粉红的一团捧过来给司徒效达看，并向他道喜时，他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说出来，甚至没敢正眼去看护士。世界在那时刻一下子变得很靠不住，什么都像幻觉，就连眼前粉红的一团也像幻觉。许多年后——好像是1964年，当司徒效达从劳改农场出来，到郊区运输队拉板车时，曾和坐在板车上的儿子说过，当时的一切真像做梦，他根本没想到这一团对他和方碧薇意味着什么。

　　1964年的儿子已不再是粉红的一团了，儿子13岁了，生了个大大的头，和一副长长的身子，上小学六年级，站起来脑袋已超过司徒效达的肩头。司徒效达拉板车，每天从城外把建筑用的黄沙、石子一趟趟往城里拖，儿子放学后就在东关路口迎他，用一根麻绳帮他拉车。

　　那是司徒效达和儿子一起度过的最美好的日子。13岁的儿子在默默无言中过早知道了人生和人世的艰难，在从粉红的一团向疯子过渡的过程中，呈现出了为人子者的全部善良和美好的天性。

　　那一个个夏夜和秋夜是值得司徒效达永远记住的。

　　记忆中的夜空中总有那么多星星，总有那么多好看的月亮，还有许许吹拂的风和随风飘旋的枯叶。他和儿子并肩拉着车，把汗水和希冀洒满铺着细砂石的路面。工作是计件的，拉一车料给一张工票，月底凭工票结帐，不分白天黑夜地干，一月可以挣到一百多——那时的一百多可是个大数目呢。他和儿子往往就在夜晚的星空下，很开心地算帐，算这月能挣多少，下月能挣多少，钱够不够3口人吃饭，外带给方碧薇治病补充营养——那时方碧薇患肺结核正住着院——还有，啥时才能存够156块钱买辆“永久”自行车。

　　正是在星空下答应给儿子买自行车的。也是在星空下辅导儿子完成六年级大部分功课的。如果记忆没欺骗他的话，自行车好像是作为对儿子六年级好成绩的奖赏答应的。答应以后，儿子真兴奋，脸都涨红了，很激动地说，他要马上把车子学会，等妈妈出院，他就能骑车子去接妈妈了。

　　然而，自行车在以后的两年一直没买成，不是没钱，而是买不到。1966年，当自行车真的买来时，儿子却把它砸了，是用一把劈木材的斧子砸的。儿子不但砸了那辆车子，也砸碎了司徒效达和方碧薇的心……

　　司徒效达常想，如果生命的脚步可以在人生的某段路程上多停一会儿该多好，那么，为了1964年任何一个和儿子共同度过的夜晚，他都愿付出10年的生命代价。

　　在那些夜晚，儿子不是走在他的身边，便是坐在他的车上。他和儿子讲他们那代人的人生故事：关于他自己，关于方碧薇，关于他和方碧薇共同拥有的缅甸，共同拥有的军政大学，儿子入迷地听着，许多路途就在这述说与倾听中被远远抛到身后。

　　有时候，他和儿子还会停下来，在路边的河沟里捉鱼，捉青蛙，用一片浸着苦涩的欢笑声驱走白日一天的劳累……

　　儿子那时真懂事，还一次次拉过他。儿子知道他累，知道他心里苦，就让他躺在满是沙石渣的车上，把自己的衣服披在他身上，要他睡一会儿，再睡一会儿。

　　儿子拉着车在黑漆漆的路上唱歌——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

　　团结起来继承我们的父兄，

　　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

　　每每听到儿子天真的歌声，司徒效达不知咋的总想哭。那时他并不知道后来会有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他想哭不是为自己，是为儿子，为儿子注定黯淡的前途，这里面潜藏着的除了深深的父爱，再没有一点别的了。儿子歌声中隐含着的伦理悲剧和时代悲剧的因素，司徒效达一点都没看出来。

　　当然，就是看出来，司徒效达也没办法，儿子不是孤立的存在，儿子是自然的人，更是社会的人，社会上风行的伦理道德是一定要影响儿子，改变儿子的，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不论是司徒效达还是方碧薇，做为个人都不可能和一个时代对抗，该来的一定要来，该变的一定要变。

　　变化在1966年夏天突然来临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红卫兵运动兴起，小将们真格“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戴着红袖章从学校走向了社会，“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司徒效达和方碧薇都被戴上纸糊的高帽子，让自己的学生拉到街上游了街——这年二月，司徒效达已摘了右派帽子，重新分到东方中学做语文教员。

　　儿子当时正在东方中学上初二，自然不愿置身事外，也想革命。可儿子要革命，革命却不要他。一开始申请参加红卫兵就碰了壁，后来上街破四旧也不准他去。东方中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司令、高三学生聂松林很明确地说，他是黑五类，在没和自己的反动家庭划清界限之前是不能参加造反行列的。儿子真伤心，在家里哭过，在学校里哭过，还在语文教研室门口贴出大字报声明，宣布和家庭脱离一切关系。但都没用，革命不相信他——就像当年革命不相信司徒效达和方碧薇一样。

　　儿子在绝望下采取了极端行动。把至少三枚毛泽东像章血淋淋别在胸前的肉上。咬破手指写血书。在血书上说，他生是革命的人，死是革命的鬼，心中只有党，只有毛主席，为了党和毛主席，就是亲手去镇压司徒效达和方碧薇这样的反革命，也决不手软！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聂松林这下受了感动，在自己的司令部召见了闹闹，对他说，忠不忠看行动，我们要看你拿出进一步的行动来。闹闹立即答应拿出行动来：亲自带着红卫兵到自己家里抄家。

　　儿子的毁灭就这样开始了——从1966年秋天的一个很平常的早晨，从他带着一大帮腰扎铜头皮带的小将冲进自己家门时就无可逆转地开始了，从那时起，司徒效达和方碧薇失去了他们唯一的儿子，世间多了个丧失人性的革命疯子……

　　事过这么多年，司徒效达依然记得很清楚，儿子站在他面前时，他是怎样的感到恐惧。许多年前那粉红的一团变成了一个让人不可思议的怪物，怪物手里拿着斧子，先砸了刚买来的新自行车，说自行车是糖衣炮弹；接着，把家里的所有花盆也砸了，还敲碎泥土，查看里面有没有微型发报机；最后，又在那帮红卫兵目光的鼓励下，要当着司徒效达和方碧薇的面宣读一份和自己反动家庭宣战的《郑重声明》。

　　司徒效达怕方碧薇受不了儿子恶毒话语的刺激，就好言好语地对儿子说：

　　“闹闹，声明就……不要念了吧，我……和你妈都知道你和我们划清界限，向……我们宣战了……”

　　儿子眼一瞪：

　　“为什么不要念？我就是要当着大家的面再次表明自己的忠心！我就是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我是党的孩子，不是你们的孝子贤孙！”

　　司徒效达说：

　　“这事大家也……都早知道了，你在学校贴过大字报的，再说，我和你妈也有文化，你就让我们自己看吧！”

　　司徒效达想从儿子手中拿过《郑重声明》。

　　万没料到，儿子竟一拳将他打倒在地，又在他身上踢了一脚，嘴里还骂着：

　　“司徒效达，你这个混帐反革命，到现在还要阻拦我的革命行动？真是痴心妄想！”

　　站在一旁的方碧薇哭了，扑过去抓住儿子的手说：

　　“你……打你爸？那好，你……就先打我吧！”

　　儿子真就抬手打了自己母亲一个耳光，打得方碧薇歪着身子站在儿子面前，差不多傻了……

　　司徒效达忘不了，正是在这时候，住在隔壁的工人师傅李四民看不下去了，从家门口走过来，一把揪住闹闹的衣领说：

　　“革命就兴打爹打娘了？把你爹扶起来！”

　　闹闹不干：

　　“他不是我爹，我没有反革命的爹！”

　　李四民把闹闹的衣领揪得更死：

　　“你就有个反革命的爹，这没办法！今天你不把他扶起来，我就打死你这个不通人性的东西！”

　　闹闹依然坚持着：

　　“他不是我的爹，我的爹娘是党和毛主席！出身不可选择，道路可以选择，我选择了革命道路，就没这种爹娘了！”

　　李四民一拳打到闹闹脸上，闹闹栽倒在地上连声高呼“毛主席万岁”。

　　直到这时，红卫兵们才干涉了，团团围住李四民，问他是什么出身。为什么破坏闹闹的革命行动。

　　李四民眼一睁多大：

　　“啥出身？老子三代工人！现在也是机车厂工人造反司令部副总指挥！”

　　“那你就该支持闹闹，支持我们！”

　　李四民哼了一声：

　　“划清界限我支持，打爹骂娘我不支持！他爹娘再反动，也是屎一把、尿一把把他拉扯大的，不容易拉扯大的！今天我还得当着你们的面和他说清楚，日后我要再见他敢碰他爹娘一指头，照样要教训他！”

　　闹闹抹着嘴角上的血喊：

　　“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

　　红卫兵们也一起喊：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

　　……

　　要革命的儿子从地上爬起来，站到了红卫兵的行列中，和红卫兵们一起挽着手唱起了语录歌：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多亏有个当造反副总指挥的李四民，那不堪回首的一幕才在一片语录歌声中结束。

　　闹闹和他的红卫兵战友走时，挨了耳光的方碧薇还担心闹闹日后的生活，还想把家里仅有的一百块钱让闹闹带走，不是司徒效达死命拦住，没准方碧薇就会追出门去，再讨一场没趣。

　　那天正好是儿子15岁生日——事到今天司徒效达依然弄不清楚：儿子挑选这一天到自己家里造反，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故意的？

　　儿子从此以后再没回过家，学校里的红卫兵自作主张，每月从司徒效达的工资里扣下15块钱作为儿子闹闹的生活费，一直扣到闹闹不辞而别，去参加世界革命。

　　到自己家造过反以后，闹闹的红卫兵终于当上了，而且还当上了宣传组副组长什么的，打派仗时很英勇，被土手榴弹炸伤过，差点送命。

　　儿子受伤时，方碧薇去看过他。方碧薇喊司徒效达一起去，司徒效达不干，他觉得这个儿子早已死了，还劝方碧薇不要去。方碧薇非去不可，且带了很多吃的东西和两百块钱。儿子收下了自己母亲的东西和钱，一句感谢的话没说，只像当年的革命者那样，给自己母亲打了一张借条，说是世界革命成功的那天，凭这个借条还钱。

　　据方碧薇说，那时儿子住在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司令部里，已迷上了格瓦拉，小行军床的床头就放着一本手抄的《格瓦拉传》，立志把全世界三分之二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都解放出来，好像已有了输出革命的疯狂想法。司徒效达记得，方碧薇从儿子身边回来，除了带回一张借条外，还带回了一份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战报，战报上有儿子的一首诗，题为《毛泽东的旗帜插遍全球》，内容就是关于世界革命的。

　　诗中写道——

　　……

　　我们自豪，我们战斗在这样的世纪：

　　一个红色的世纪，毛泽东主义的世纪！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阿芙乐尔战舰在我们手中怒吼，

　　向白宫，向克里姆林宫，向吃人的华尔街和唐宁街，

　　发出了最后的攻击，

　　——以世界革命和毛泽东的名义。

　　……

　　儿子本准备去越南，可不知因为什么没去成，最终去了缅甸。和他同行的还有他们的聂松林司令和13个男女同学，走时连片纸只字的留言都没给家里写——方碧薇是从闹闹一个女同学家里听说这一消息的。

　　从此后，儿子消失了，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准确的音讯。1979年听一个从缅甸回来的同学说，闹闹在缅甸参加了缅共游击队，还当上了小头头，后来在一次作战中和聂松林一起遇难。

　　方碧薇当时就不信，跑到聂松林家去打听，聂松林的家人告诉方碧薇，聂松林早回国了，如今在云南军区某部当副团长。方碧薇第二天便给聂松林写了封信，向他了解闹闹的情况。半个月后，聂松林回信了，说是闹闹在他回国前4个月就失踪了，没人知道他到哪去了。聂松林还在信中向司徒效达和方碧薇道了歉，说是在过去那疯狂的日子里很对不起他们，今后愿替闹闹尽到一个为人子者的义务。

　　司徒效达揣摩，儿子不愿回国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造反离家时的决绝。漫长的十几年过去了，儿子不该再是个疯子——至少不该像当年那样疯得丧失人性和理智，不回来十有八九是因为愧疚。

　　然而，儿子又错了：天下父母哪有和自己儿女记仇的呢？更何况使他变成疯子的是那个疯狂的时代！

　　方碧薇临咽气时还挂记着儿子，还流着泪问司徒效达：

　　“闹闹咋……就不回来？惠通桥不是一直通着的么？又不是当年打鬼子，有鬼子飞机轰炸……”

　　司徒效达无法回答，他不愿再伤一个母亲的心。

　　方碧薇又说：

　　“这……是不是命运轮回呢？咱……当年去了缅甸，在远征军新一军里，命运就让咱们的儿子，落……到缅甸……”

　　司徒效达哭了，泪水滴到方碧薇苍白的脸上……

　　儿子如果还活着，实足年龄应该是40岁了。孔子说，“四十而不惑”，儿子或许不会再被人世间的那些喧闹的假象所欺骗。真能这样的话，他和已过世的方碧薇就放心了，不论他们的儿子在哪里，他们都会从地下人间为他祝福的……

　　这夜，连续几天一直失眠的司徒效达，头一次沉沉睡着了5个多小时，且在睡梦中做了一个好梦。梦中的儿子依然是粉红的一团，依然和他一起并肩拉着车，依然唱着《共产儿童团歌》……

　　醒来时是凌晨5时25分，天还没亮透，司徒效达却再也没睡着。 此夜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