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者为圣贤。”这是长篇小说《蟠虺》开篇的一句话。

　　写这句话时，脑子里联想到另一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么联想看起来实在有些奇怪，其实不然。原本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名言，这些年来，被弄成只顾肉体享乐的“实践”，不要安妥灵魂的“标准”，或者说是只看到识时务的俊杰们的“实践”，而看不到不识时务的圣贤们的“标准”。

　　人类如果对自己的灵魂不管不顾，所谓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就会变成无视科学的名利赌博，变成披着科学外衣，没有人伦天理的技术暴徒。比如最近发现武汉市场中五种牌子的大米有三种含有转基因成分BT63。那个因为种植转基因水稻而变得赫赫有名的五里界就在我家附近，每年春天自己都会去那里买菜秧子，逢年过节也会去那里买风靡武汉三镇的粉蒸肉。一想到自己赖以生存的食物，却是连虫子都不吃的；一日三餐不能缺少的大米，连那些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最珍惜粒粒皆辛苦的耕种者都不用筷子碰一下，就感到最为宝贵的生命正在受着那些“科学奸商”“技术骗子”的谋害。

　　回头来看，时常被一些“强势团伙”、被一些“利益共同体”看作可有可无的文学，却在“生死抉择”时，给我们提供抒发情怀、安妥心灵的帮助。因为文学是用审美的形式，用对生命个体充满关怀、充分尊重的方式，为时下出现的困境提供价值判断。就像太多人只想做一个“识时务时的俊杰”，文学便适时提醒有一种真理名叫“不识时务者为圣贤”。

　　离开文学的人，往往只是一个符号。

　　文学中的人，才是那个喜怒哀乐、爱恨情长、有血有肉甚至五毒俱全的活灵活现的人。即便有问题出现，也是人所遇到的问题，作家通过解构这样那样的问题，最大限度地发现并还原生命的真相。

　　文学之所以令人不舍不弃，是因为她关注小地方的事、小人物的事，将大地方分解成许多小地方，将大人物消解成也要吃喝拉撒、也会喜怒哀乐的小人物。就像老舍将老北京分解成一座小小的茶馆，莫言将北方大地拆解成些许红高粱。文学所表现的这些小之又小、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部分，恰恰是人类的文化基因，是灵魂和命运的最终归宿。

　　文学在很多时候就是对生活习惯表示异议。比如当在机场、车站等的各种店铺叫卖讲述厚黑的职场、官场和借励志之名，贩物欲之实的出版物时，文学就要旗帜鲜明地告诉人们，用人的眼光去看，满世界全是人；用畜生的眼光去看，满世界全是畜生。一个人的眼睛如果习惯欣赏丑恶，那一定是自己的心灵已受到丑恶的污染。将人生的目标设定为美和更美的人，所能看到的一定也是美和更美。

　　为什么洞庭湖边的人要一次次地修复被损毁的岳阳楼？因为我们不能失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为什么鄱阳湖边的滕王阁要一再翻修？也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失去“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名篇。至于长江边上的黄鹤楼，更是屡建屡毁，屡毁屡建，哪怕最后弄成一个钢筋水泥的庞然大物，也要让它屹立在早已今非昔比的晴川之上、鹦鹉洲头，同样是因为没有哪个读书人会不在乎的“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的伟大的文学经典。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每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既是写作者生命力的汪洋肆意、源远流长，也是这个民族精神生活的人格指数和物质生活的幸福指数。

　　日常阅读中，凡是经典作品，哪一部、哪一篇不是对个人品质和素养的挑战？没有挑战的阅读是伪阅读，这样的阅读是无效的。作为一名有着作家身份的读者，我不会信任那些有意用作品来讨好读者的写作者。就像社会生活中，那些一味阿谀奉承，只知溜须拍马的家伙都不是好东西。天下想当官的人，不是全是要为老百姓做好事。在菩萨面前烧香叩头的人，不全是大慈大悲的善良之辈。文学之事也不例外。出版界有句口头禅：读者是上帝。这句话其实是在为资本吆喝。对文学来说，有些读者是上帝，有些读者却是魔头，有些读者是智者，还有一些读者是智者的反义词。一个有知识、有情怀的人，最应当信任的还是自己内心的悲悯、宽容和仁爱。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但凡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都是这个民族的文化标识。任何一部堪称经典的文学作品，都是从对应的那块大地里生长出来的，不同人群的性情抒写，不同地域风情的特殊精妙，这些都像是修筑在广袤大地上的坚固要塞。

　　从某种意义上说，唐诗宋词是从边疆要塞中传承下来的。

　　国防上的每一寸边疆都关乎民族的尊严，文学的边疆更是关乎这个民族的光荣与梦想。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切不可因为生活得太安逸，快乐来得太容易，而肆意追逐娱乐，将一切文化都放在娱乐的染缸里变成声色犬马。要像热爱长江、黄河那样热爱小说，要像崇拜泰山、普陀山那样崇拜诗歌，要像保卫钓鱼岛、保卫南沙群岛、保卫北疆的夏尔希里、保卫藏南的达旺地区那样保卫我们的母语，珍惜我们的母语。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都是这个民族的文化边疆。美国的文化边疆是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法国的文化边疆是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英格兰的文化边疆是莎士比亚，是狄更斯。俄罗斯的文化边疆是托尔斯泰，是普希金，苏联持不同政见的作家索尔仁尼琴曾经宣称自己是“苏维埃政权的头号敌人”，在苏联垮掉之后，当俄罗斯的地缘利益被欧美无情蚕食，他毫不犹豫地宣布自己是爱国者，并于一九九四年重返离开三十年的祖国。回国才两年，他就创作小说《在转折关头》（一九九六年），一方面为曾经强大的祖国表示惋惜不已，另一方面开始肯定斯大林是伟大人物，赞扬斯大林发动的“伟大的向未来的奔跑”活动。索尔仁尼琴说过：“人民的精神生活比疆土的广阔更重要，甚至比经济繁荣的程度更重要。民族的伟大在于其内部发展的高度，而不在于其外在发展的高度。”索尔仁尼琴最终没有死在将他从勃列日涅夫的监狱里拯救出来的德国与美国，而是选择长眠在俄罗斯母亲的大地，用自己的才华与人格极大地拓展了俄罗斯的文化边疆。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要用“蟠虺”这两个绝大多数人不认识的字作为书名，只要理解了文学是文化的边疆，就很容易明白，老祖宗给我们留下如此宽广的边疆大地，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每一个汉字，都是文化边疆上的界碑。

　　当俄罗斯人在索契冬奥会闭幕式上，亮出一大串俄罗斯作家时，全世界真的只能五体投地。俄罗斯人能想到如此展示自己国家的文学，是因为在世界上面积最广阔的那片国土上，生活着地球上最为珍惜并最为热爱自己国家文学的人民。

　　别笑话一块石头愚笨，当我们还是石头时，它已经是贤哲。别讥讽一块石头丑陋，当我们还是石头时，它已经开过花。

　　作品是一个作家的气节。文学是一个时代的气节。

　　中国的文学并不缺乏伟大的作品，但在我们这个时代更需要，懂得一块石头的命运的伟大的读者！

　　（本文系二〇一四年上海书展书香中国阅读论坛暨《解放日报》第六十七届文化讲坛的讲演）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三日于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堂三楼 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