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八岁那年开始，我在一家阀门厂当了整整十年工人，从拿二十元工资的学徒工干起，一直到晋升为三级车工，虽然后来做过车间副主任和厂办公室主任，但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那三班倒的几年车工生活。由于自己的技术是优秀的，干维修活的时候占多数，更多的男车工成年累月都在满身油污地同沉重的铸铁阀搏斗。那段青春虽然远去，却没有逝去，每当自己在城市里看到或听到我的工人兄弟的有关消息时，甚至遇到静坐于街道上、市府前的工人队伍时，那些陌生的面孔中透射出来熟识的忠诚和勤劳的光彩，都让我感到难以言状的揪心，特别是那种光彩被压抑和无奈半掩半遮时，更是如此。

　　我当工人的最后几年，赶上了工厂实行改革的日子。大家当时都挺浪漫，看着工资飞快增长，奖金逐月增加，都以为日子会越来越好。接下来的事实是，日子越来越好甚至好到人间天堂的大有人在，我的工人兄弟却不都在此列。当听到我的那些工人兄弟的实际工资比前几年下降许多时，眼前顿时闪现出一个个熟悉的面孔：那位被车床铰断胳膊的女师傅，那个被铁屑弄瞎了眼睛的小伙子，那位被冲床切断五个指头的工友……他们都是有家有口的人了，那么一点收入怎么可以活下去呢！

　　记得当时厂里的一位工程师就强烈地批评过厂长责任制及承包制，他的理由是如果企业摊上一个混账厂长，那么这家企业就会完蛋。实际上，今天的许多困难都是几任的承包者一点点地积累起来的，才导致今日的积重难返。当初，全体中国人都为“一个能人能救活一个企业”而欢欣鼓舞，现在，许多的工人兄弟都在为一个所谓的能人也能搞糟搞乱搞垮一个企业孤独地背负着艰难。也许这是又一沉重的代价！将凤阳农民创造的农业生产承包方式引入意欲走向现代化的工业生产中，这是否还是以农业的方式和小农的意识来引导中国工业革命前进的步伐并终将证明是误导呢？我的那位工程师朋友曾经预言：早点实行股份制，工人兄弟们还能获得他们作为企业主人的一些利益，等到企业被少数人掏空了，工人兄弟们一辈子的希望也就变得渺茫了。

　　以上这些，就是我的长篇新作《寂寞歌唱》的写作背景，在一九九六年八九月武汉最难熬的酷热里，我在那间简陋但有空调的卧室兼办公室的房间里以每天八千到一万字的速度疯狂写作。隔着一层地板，在我的楼下便是一家全心全意为“人民币服务”的桑拿场所，在那里出入的人中绝对没有我的工人兄弟，但为这些人服务的人多数是工人兄弟的姐妹家人！真的，我感到那一阵子自己的笔尖在滴血。今天，我们是不是该重新思索一下“谁养活谁”的问题：是作为能人的老板养活了工人，还是流血又流汗的工人硬撑着大厦之将倾？不少人喜欢《寂寞歌唱》这个书名，我自己也很喜欢，寥寥四字便勾出了我的工人兄弟眼下所处状态的精神氛围。无论如何他们都是用心在歌唱，他们歌唱的是自己毕生为之营构的曾经光辉照耀的事业与理想。

　　当我写完这部书的第二天突然病倒时，我第一次感到死亡的威胁。不过死亡的挑衅很快就被击退了，大夫说心脏的毛病是劳累引起的，是功能性的。我祈祷工人兄弟们遇到的困难也是功能性的，挺一挺，对症吃点药后好日子还会有的！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于汉口花桥 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