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朋友来武汉，或者自己去外地，在一起说着话，总会情不自禁地提到高铁。而我也特别愿意与他们聊高铁。聊起高铁，就像聊自己开的汽车、自己种的蔬菜花草树木、自己写的满意与不甚满意的文字。

　　朋友圈内都晓得我不爱坐飞机，实在没办法时才硬着头皮去机场。最近一次是从太原飞杭州，原因是一家文学杂志的活动，原本说好不去，因为需要救场，而不得不临时乘飞机前往，正高兴碰上升舱的好事，从经济舱挪到头等舱，却又赶上沙尘暴，飞机起飞时的那个难受劲儿，让我在这以后再也没有乘飞机出行。近两年，多次接到邀请，去云南、贵州、西藏、青海、新疆和内蒙古等地，一想到去那些地方只能乘飞机，还没开口问去那里干什么，心里就打了退堂鼓，又怕被人当成矫情，不好意思说不想坐飞机，往往结结巴巴半天才让对方打消好心邀请的念头。尽管朋友们都劝，一九九七年夏天，我从大连回武汉时，所乘飞机曾经出过起落架和机翼都折断的大事故，等于说是消灾了，往后就不会再有灾难了。在我心里却不是这样想的。倒不是担心自己会成为世上罕有的接连遇上空难的倒霉蛋，而是因为自己天生不敢登得太高，只要不是脚踏实地，就觉得自己不是自己。飞机不敢坐，一般的火车又太慢和太乱。如果世界不作改变，于我真的是自废行走之功，自绝于五湖四海了。

　　二十岁时，生平第一次坐火车，从武汉上车到洛阳、西安、成都，再转重庆、贵阳、柳州，最后取道桂林、长沙，返回武汉，从西北到西南绕了几乎半个中国。那时候自己正在工厂当车工，厂里有位采购员犯了严重的在今天来看也非同小可的男女作风错误。受了处分的采购员被放到铸造车间当了一个月的炉前工，再回到原先的岗位上时，免不了闹点小情绪。那时我还很年轻，采购员的浪荡苟且之事听着都脸红。也不知厂里是怎么想的，竟然派我陪采购员出差推销本厂的产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火车全靠燃煤作动力。更早的时候，家居的镇上铁匠铺换掉木炭，改烧煤炭后，带给小镇的工业气息，曾令一群少年在浓烟弥漫中欢天喜地地蹦蹦跳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火车，将童年时期对充满硫黄气味烟雾的夸张喜悦打回了原形。途经成昆线上的火车要在山肚子里盘旋几个小时的大小凉山隧道，一开始还为其世界著名而自豪，半个小时下来，就感到一种身处地狱般的窒息。好不容易熬到出了隧道，打开车窗张大嘴深吸了一口外面的空气，那滋味很接近天堂的恩赐。这一趟跑下来，回到工厂后接连洗了几次温泉，鼻孔里的黑算是洗干净了，身上的煤烟气味依旧隐约可辨。

　　关于火车的经历，这还不算悲惨，一九九二年夏天从长沙去广州，那番经历才是真正的炼人之狱。下午四点左右，长沙的两位朋友先将先行上车后堵着车窗口的乘客吼得放弃抵抗，然后硬是用四只手将我从玻璃缝里推进人多得被大家齐声骂成“拉猪的”火车内。我一直相信那趟从西安开往广州的火车上的乘客，除了制造时称京广线上最乱最差的名声之外，还独创一系列乘车宝典：上车后双脚几乎不用沾地，用彼肩膀挂着此肩膀，用此腰肢撑着彼腰肢，任凭火车急转急停，绝不会有失去平衡的情形发生。后半夜终于得到机会蜷缩一下身子，在密密麻麻的大腿、小腿以及膝盖中蹲了半小时。原以为这是最困难时刻的最大享受，不料在腿缝中的一瞥让我发现，长条座椅底下竟然同样密密麻麻地平躺着许多比我这一蹲更为“享受”的男男女女。那天夜里，每到一个站，我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才不让自己冲动地跳下火车，中断这次行程。最终能熬到广州站，不全是个人毅力，部分原因是自己缺乏冲破层层阻拦去到车门的力量。车行一夜，也想了一夜。从最初妒忌那些有座位的人，到最后同情那些有座位的人，个中原因很有意味，在同一车厢里不存在所谓的天壤之别。当座椅的靠背上趴着人，当座椅名义上的主人鼻尖贴着站立者的屁股，不同角色已不能用权贵与贱民作区分，唯一的差异是坚韧与脆弱。

　　多年以来，关于火车的纠结，像感冒发烧一样每隔一阵就要犯一回毛病。有些地方有事不得不去，有高速公路之后，就多了开车自驾的选择，譬如去路途遥远的泸州、亳州、宁波和武威。我喜欢自驾时那个酷劲，只是来来回回，路上耗费时间太多，有些不划算。

　　因为如此，我现在喜欢与朋友开玩笑，说中国高速铁路是专为我这种德行的人设计制造的。甚至与他们说，等高铁修到你们那里了，我才去你们那里走走。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两年我敢于不坐飞机也是被高铁娇惯的。待在武汉这地方，能切身感受到一百多年来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三大机遇，一是民国时期京汉铁路的开通，二是共和国时期长江大桥的修建，三是如今像蜘蛛网一样向全国各地辐射出去的高铁。

　　汽车没有改变我，过去与现在仍旧是那个安于写作的奇葩宅男。虽然常常有自驾去青藏的念想，但那只是一百种人生浪漫之外的又一种。去年夏天坐火车去青藏，算是圆了这梦想的一半，虽然还是费时，但比坐飞机一下子就到了拉萨，其对青藏之美的身心感受，性价比少说也要优良十倍以上。那段旅程最难忘的不是藏羚羊，不是藏野驴，也不是神秘的可可西里，而是一只只站立在铁路边，拎着两只小小前腿盯着火车的可爱的小野兔。

　　电脑也没有改变我，过去与现在仍旧不大与太多光怪陆离的事物、时尚风潮亲密接触。天天在电脑面前坐着，不过是将钢笔换成了键盘，将纸换成了数码。

　　然而，高铁实实在在改变了我。首先让我深深喜欢上自己所在的城市。以往，自己是何等不客气地批评甚至批判其恶俗与落伍。几乎是一夜之间，这座城市就成了无与伦比的出行极为便捷的高铁运行中心，其独步天下的优雅气质，在一夜之间改变了武汉形象，更是改变了自己因为不愿意坐飞机而尽量减少出行的习惯。去年一年，绝大部分时间我都关上手机闭关写作长篇小说《蟠虺》。如此誓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也没办法阻止我半年之内乘高铁去广州三个来回，去南京一个来回，去镇江一个来回，去北京一个来回，去上海一个来回，去济南一个来回，去长沙一个来回，加上从武汉至太原，从西安至武汉各一趟，还有已经买好了票，因故不得不退票的往北京等地的好几个来回。最漂亮的一次是去中山大学办讲座，早上出门，到广州吃过午饭，小睡一阵，下午两点半开讲，讲座结束后，马上乘高铁回武汉，晚上十一点，又是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习惯景象。以至于家人都怪怪地望着我，好像我根本没去过广州。今年已经实现的行程和已有计划的行程，假借高铁独步天下的机会不会少于二十次。

　　高铁更让我改变了写作习惯。写作多年，成稿的多是大部头。相对而言，随笔散文一类的文稿，因为觉得时间上不合算，常常想写又不愿意写。坐上高铁后感觉就不同了，四五个小时的车程，独自一人时，只用来打盹儿太可惜，正好打开电脑，去时写篇初稿，回程时细细改定，一篇短文就成全了。与朋友们聊起这些，也有不以为然的，说飞机也能做到这样，候机时、飞行时都能写一写。但朋友也承认，候机时不管是飞机正点还是延误，总令人心神不定害怕耽搁，飞行途中更是如此，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乘务员提醒说是遇到气流，小心颠簸，让人收起小桌板和电子设备，在这种环境里是写不出好文章的。

　　一个人坐高铁，可以发很深刻的呆。当时空速度超过早先习惯的最高速度时，身边那些司空见惯的恶习干扰就幻化成无声无息的宇宙尘埃。

　　一个人坐高铁，可以读很艰涩的书。当熟悉的万物以不寻常的身姿飞跃时，悬挂在神经末梢上的思绪也会变得异乎寻常的敏感犀利。

　　这两年，每次坐高铁我都会揣上一本关于青铜重器的专业书籍。那样的文字，只要周边有一点点喧嚣，就很难往心里去。如果心里再有不能安静的因素，那些文字便会像绣花针一样不可入眼。在高铁上读青铜重器，能方便地找到金属的天然质感。这种天籁意味与文学本质已近在咫尺。在高铁上，与我相遇的蟠虺意境，直接升华的结果便是长篇小说新作《蟠虺》。

　　高铁改变了武汉自不待言，高铁正在改变中国，也是不争的事实。当中国的高铁从哈尔滨通达到深圳，从上海延伸到乌鲁木齐，先前那些诅咒的声音也像是在一夜之间消失了。大概是那些人实在不好意思再违反常识，肆意歪曲在三千公里、五千公里的中国大地上奔驰的高铁，与在两百公里、三百公里的日本新干线上跑着的快速列车是同一回事。去年还是门可罗雀的各处高铁车站今年就变得熙熙攘攘。去年各路高铁车厢还是空空如也，今年就变得一票难求。我希望我们的高铁上更多一些思考者与读书人，也希望父老慈母兄弟姐妹们打工的所得与工厂的利税，多用在民族工业的高铁上。由此我们有理由期待，再过些年，崛起的大中华因为这项改变世界和我的伟大贡献而真正受到世界的尊敬。世界和我正心甘情愿地快意见证。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九日于东湖梨园 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