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走进中关村南大街18号院，是一九八九年初秋，那也是我第一次正式到北京，并拉开架势准备长期驻扎。

　　我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第三届学员，我们那一届，连同武警和地方委培学员，共有三十八名。那时候，这个院子和那个时代一样，简朴，天真，文学也像朝霞一样映照着大地。我们这些来自部队基层的文学青年，踌躇满志，壮怀激烈，如梦方醒地阅读，两眼放光地写作，在文学的道路上扶老携幼跋涉了两年。然后，我们从这里出发，回到老营盘，回到训练场。二十四年弹道无痕，三十八人马上天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二〇一三年年初，我回来了，带着的是补偿和忐忑的心理，还有沧桑和疲惫。

　　我说忐忑，并非矫情。时过境迁，院子还是那个院子，学校还是那个学校，但老师和学生已经换了一茬又一茬，它让我感到亲切却又陌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学校转型，招收本科学员，成了一所学历教育的大学，教师队伍中，硕士、博士和博士后多了起来，师生的文化程度猛地往上蹿了一大截，像我这样土生土长、只有成人教育学历的人，来到这个环境里，当真有些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一时半会儿回不过神来。

　　但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

　　二〇一三年三月，全军和武警部队中青年作家、评论家研修班开班。这三十一个学员，至少有一半我认识，不认识的也彼此听说，都是近几年活跃在军内外文坛的作家和评论家，多数是业余的，基层干部、机关干部、学者教员、医生护士、工程师技术员……从身份看，琳琅满目五花八门。哈哈，这太好了，太像当年的我们了。

　　我在开班仪式上真诚致辞，我希望从他们的身上看到文学系初创时期，那种肝胆相照、取长补短、热烈探讨、激烈争论、良性竞争的生动活泼的局面。我们甚至期待，当年的黄埔军校、延安抗大、西南联大的学风将弥漫在我们这支文学部队的上空，为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教学注入新鲜的文化活力。

　　研修班在校期间，我们想了很多办法丰富他们的学习和生活，举办高端讲座，进行专业授课，组织参观，开展研讨交流。作为这次研修班的具体承办者，文学系向大家郑重承诺，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将秉承文学系徐怀中老主任开创的“不拘一格，八面来风”、注重实践等成功办学传统，为同学们的学习和创作“端好盘子”“扶好梯子”，尽可能地提供最优质的服务保障。开学第一天，研修班的同学每个人都登台，自报家门，表达自己的文学理想和军事文学创作计划。这期间，我们先后邀请王蒙、莫言、蒋子龙、李敬泽等名家大师来做讲座，研修班的同学和本科生坐在一个教室里上课，营造了很好的创作教学氛围。

　　莫言返校那次，文学系全体教职员工和全体学员，济济一堂。外系的师生闻讯而来，也挤在会场的各个角落。没有领导，没有嘉宾，没有记者，没有鲜花，没有军乐，没有红地毯，只有中关村南大街18号“母系社会”（军艺文学系）的子民N世同堂，欢迎载誉归来的兄弟。至今难忘那热烈坦诚的场面，欢声笑语，其乐融融。研修班的同学处在两代人之间，活跃其中，承上启下，话题滔滔，不时擦亮思想的燧石，绽放语言的花朵。

　　随着这支队伍的到来，我渐渐找到了感觉，找回了自信，找回了二十四年前的激情。我们称兄道弟，亦师亦友，高谈阔论，吹牛聊天。酒逢知己没完没了，话不投机吹胡子瞪眼。他们中有很多人亲切地喊我“老大”。有一次研修班和本科生合课，课间休息的时候我问曾皓到哪里去了，研修班女生孙彤马上跑到教室门口吆喝，曾皓曾皓，老大找你。本科生面面相觑，平常我在这些孩子面前挺注意为人师表的，他们无法想象这么一个严肃的老师何时成了个“老大”，以至于“老大”这个称号后来不胫而走，文学系的司机和公务员在背地里都喊我“老大”。

　　跟他们在一起，我感到我像个掉队的红军又回到了组织的怀抱，更重要的是，也正是通过他们，我开始摸索学历教育和能力教育相结合的路径。我请他们给本科生做讲座，一起讨论，手把手地带徒弟。早晨出操，这支年龄参差不齐的队伍，军容严整，步伐一致，口令嘹亮，让缺乏军旅生活体验的本科生同学们叹为观止，从这些学兄学姐的身上，他们对军队、军人和军旅作家有了近距离的、直观的了解。在那些日子里，每到下午体能训练时间，学校的操场上，常常可见研修班同学和本科生同学在一起的身影，从蓝天白云下聊到夕阳余晖中，他们为文学系的创作教学传递的是直接的经验，对此我们寄予很大的希望。

　　记得盛夏一次中午散步，我和研修班年龄稍长的学员蔡静平一起散步，在图书馆门口的花园边上，看着滚了一地的小枣，珍珠玛瑙一般，蔡静平突发感慨：这块土地很神奇啊，好像地下流淌着诗的泉水，插一根树枝都能长出文学的大树。蔡同学的感慨其实也是研修班多数同学的感受。就在这短暂的几个月里，在这块滋养过莫言、李存葆、柳建伟、麦家、王海鸰、石钟山、刘静等人的土地上，研修班的同学倍加珍惜，潜心创作，写出了很多上乘作品，其中有一些已经成为在校学生的教材。

　　二〇一三年八月上旬，研修班和四年级本科生一起到华北某训练基地进行教学实践。因为时间关系，乘坐的是一列破旧的火车，从北京站登车时，机关组织得极其混乱，十分狼狈。上车后又得知，半夜到达的那个小站，只停靠一分钟，而且只有一个车门。本科生有点紧张，那么多的行李，肩扛手提，队伍臃肿，过道狭窄，要想在一分钟之内顺利下车，还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研修班学员区队长蔡静平，副区队长丰杰，班长李茂增、魏远峰、杨新华等几个人在车厢里开会，进行分工，居然成立了男生突击队，女生也进行了编组，行李集中摆放。几个骨干过来向我和廖副主任报告：请老大放心，军事化行动，万无一失。那段旅程，我一点也没有操心，呼呼大睡。

　　半夜里车到小站，女生退居一隅，但见研修班二十几名男生虎虎生威，车上车下，厢内厢外，无声行动，快速传递，井然有序。随后女生班长杨新华一个手势，本科生在前，研修班的女生殿后，在不到五十秒的时间内，人和物质全部下车。火车还没有离站，已经整队完毕。那情景，就像战争年代部队穿越敌人的封锁线。这次行动，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也让本科生受到一次极好的教育。什么叫军事素质，这就是。什么叫军人作风，看看研修班的老大哥老大姐就知道了。本科生有个同学对我说，当年的老八路，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那次到华北，还有一件事情让我很有感慨。因为很多同学都是第一次到大漠深处，我们考虑安排研修班进行一次体验民俗民风活动，我委托训练基地的郭副司令安排了几个蒙古包。但是上级领导坚决反对。上级领导的慎重自然也有道理，因为研修班学员都是部队干部，团营级别的占了一半，军中有句话，战士怕分散，干部怕集中，干部集中在一起主意多，不好管理，如果再烤个全羊会个餐，兴之所至，酣畅淋漓间容易闹事。经过再三权衡，系里决定，这个活动还是要搞，精心组织就是了。当天下午，我把队伍集合起来，宣布今晚进行夜间科目训练，同时也在这里给研修班举行结业仪式。不许喝酒，只喝草原水。大家都挺高兴。结果到了蒙古包才知道，基地领导送来了两件“草原王”——七十元钱一瓶的当地白酒。那一顿饭，载歌载舞，如火如荼。第二天出操，上级领导莅临操场，一行一行数人头，三人一伍，一共九伍，研修班前出到训练基地的二十七人，一个不落，步伐矫健，精神抖擞。上级领导也很高兴，明知故问，我怎么闻到味道不对啊？我说是啊，草原上的水甘洌清醇，晨风扑鼻啊！上级领导意味深长地说，文学系研修班太有战斗力了，喝水都能喝出排山倒海的气势。哈哈！

　　那时候，我们是多么的默契，多么的惬意，我和研修班的同学，经常会为一些小小的计谋得逞而乐在其中。

　　转眼，四个月过去了，研修班结业了，真的恋恋不舍。我在总结会上说，军艺文学系，永远是大家文学创作道路上的充电器和加油站，同学们结业后，不管走到哪里，我们文学系都是军队作家和评论家的精神家园，都将一如既往地关注并支持研修班同学的创作，为大家取得的每一点滴进步而快乐。这不是套话。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初，文学系首届作家班招生，也是三十一个人，毕业结集作品，书名是《梦想成真——三十五个文学梦》。这一次研修班，是三十一个文学梦，梦中鲜花盛开。他们的作品即将出版，请我作序，捧着厚厚的样稿，我的眼前不断闪回他们在校的日子，那些洋溢着阳光和诗意的意象纷至沓来，所以我采用了杨新华的小说标题，把本书命名为《穿透阳光的日子》。 穷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