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丽而坦诚的法国女子，她的眼神之丰富让我在见到那幅挂在奥塞美术馆里的法国女作家乔治·桑的画像时，格外惊讶于她们的神似。到巴黎的当天晚上，在法国文化部大楼，一位法国出版商将里尔大学副教授、汉学家傅玉霜（Françoise Naour）女士介绍给我，两个人没说几句，她就转而对正在台上致辞的法国政府官员的所谓废话表示明显的不耐烦。这位有一个古典中国名字的法国女子离开在里尔市的家，乘坐高速列车专程来酒店看我，是我抵达巴黎以后第三天的事。正好有记者在，我便介绍说，这是我的翻译。记者很惊讶，难道中国作家每个人都配有翻译。我只好补充一通，将傅玉霜女士是我的小说法文主要译者的事实说得清清楚楚。这次见面，我也不再客气，挑剔她取了一个用普通话讲起来很不响亮的名字，这样的名字只能在昆曲或越剧等古典戏曲的念白中才会显得动听。这是汉语老师给她取的名字，不能改了。傅玉霜回答时的表情就像面前有一块“天地君亲师位”供牌。

　　具有古典情怀的傅玉霜在现代意识上一点也不落伍。她来找我的第一要务是陪我逛巴黎左岸。那天巴黎的气温只有八摄氏度。她穿着呢绒大衣系着丝绸在小雨中问我，是乘地铁还是坐出租车。听我说一路走过去，傅玉霜高兴得不得了，沿途不断地介绍，日常生活中不管是自己家的车，还是外面的车她都不会轻易使用，汽车太多对环境是一种破坏。绿色的巴黎，环保的巴黎多了我一个，却也苦了我一个。那天我只在休闲内衣上套着一件薄薄的外套，法兰西的春风亦如中国江南的二月剪刀，我们在冷雨潇潇的左岸走了整整一天，好不容易回到酒店，什么也顾不上，赶紧放上一浴缸热水，狠狠地泡出一身热汗才没有冻出毛病。傅玉霜还有一个让人惊讶的习惯，她家至今没有电视机。她觉得电视里的东西会在不知不觉中左右人的思想，所以她和她的丈夫坚持一星期上一次电影院，要看新闻就读报纸。我回国的那个星期五，法国国家电视三台介绍了傅玉霜为我的小说所做的最新译本，相关电视节目，傅玉霜还是在别人家看到的。

　　前些年的傅玉霜为王蒙先生的小说做了大量的翻译工作。这些年，她用同样的热情一口气翻译了我的三本小说集。从一九九八年的一次深夜的电话交谈为开端，这是我们之间的第一次见面。她用与生俱来的法国浪漫气质爽快地赞同了我的说法，因为我写的是地道的中国乡村，而不是那种挂在中国乡村名下的国际村。三月二十三日下午，在巴黎图书沙龙的乔治·桑厅与法国读者见面会结束后，她将来此看望“外国作家”的白发苍茫的父母介绍给我。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自己在见面会的演说中插入的乡村小诗为何能让法国读者像中国人一样热泪盈眶。法国作家贝尔纳·克拉韦尔在《冬天的果实》卷首中写道：纪念被劳累、慈爱或战争悄悄折磨致死，而在史册中未见提及的父亲和母亲。文学对于每个人正是如此，写作和阅读，都是为了纪念那些曾经活在我们心中爱的细小痕迹。恨是面向过去的，是倒退的，原始的欲望，过多的仇恨会只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肮脏。而爱是面向未来的，是向前走的，是将人的原始欲望改变后的一种伟大的动力。在文学中，恨是一种丑陋的审美，爱的审美才是完美的。在巴黎图书沙龙上我谈到上述这些时，受到法国读者的热烈欢迎，语言是有界限的，文学的本质应该不受这种界限的限制。

　　二〇〇四年四月二日于东湖梨园 我有南海四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