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上海这座城市俨然就是梦想的代名词。在日常生活中，几乎在每一个方面都是如此。不只是普通人，就连一些见多识广之士也脱不了这个俗。文学上也是这样，特别是在对文学怀有宗教般情感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于上海发生的种种文学现象，莫不迅速席卷全国，倒过来产生于各地的种种热情反应，又迅速地汇聚回来，特别是一九九〇年前后，以《上海文学》和《收获》为焦点，那个时候的上海，简直成了一座文学的圣城。
人的一生总会与一些特定的地理达成某种默契。出生地是一处，那是一个生命的起源，那是天籁，由不得生命本身的执拗与反对。之后，就不同了，因为有些命定的因素，真去寻找，总是得不偿失。譬如北京，我总觉得，那是一座与我无缘的城市。为什么？我也说不出来，只是一向坚决地这样想，这样认为，并且与实际情况并无多少出入。当然，假如从梦想方面来看，也许还能找到一些可以说得出口的道理。
一九九二年春天，写完《凤凰琴》后，我紧接着又写了一部名为《暮时课诵》的中篇小说。然而情况并不像前几篇小说那样顺利，因为写了一座庙，以及庙里的几个和尚，从北京开始，连续投寄了几家刊物，都被退了回来。有些说了原因，有些没有说原因，只是希望再寄新作。所说的原因最厉害的一条是，作品涉及宗教问题，不好把握。那几年，文学界接连出了一些虽然是风马牛不相及，硬被人扯到一块的这种问题。编辑为难，我也理解。有一阵，连自己都对这篇小说失去了信心，只是自己太偏爱这篇小说，后来雷达先生所评论的那些缘故，也许有，也许没有。不管怎样，即使是现在来看，作品中的某些小说元素，一直是我十分珍惜的。正因为这样，在办公室的抽屉里放了几个月后，我又将它翻出来，邮寄到《上海文学》。时间很短，大约就在十天到十五天之间，就收到卫竹兰大姐的来信，言及，前几天编辑部开编前会时，周介人先生专门提请大家注意，新出现的一个名叫刘醒龙的作者，并要负责湖北片稿件的卫竹兰与我取得联系。话音刚落，《暮时课诵》就到了。卫大姐在信中对我形容了周先生当时高兴的样子。很快，《暮时课诵》就在《上海文学》上以头条位置发表出来。并被《新华文摘》等多种选刊转载，日本《中国现代小说》也译载了。后来的评论家，也时常提及这部作品。
在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二日的《新民晚报》上有篇名为《怀抱“金鸡”来上海》的采访文章，其中提到我是“昨晚”从长沙抵达上海的。因为那篇众所周知的小说改编为电影，使我像捡洋落一样，在电影界拿到几座奖杯，其中包括在长沙第三届金鸡百花电影节上获得的镀金的“金鸡奖”。我写小说时从没有愧对读者之感，但是染指影视，尽管不是我的责任，但总觉得在银幕与屏幕上映出的我的名字下面，推卸不了的是自己对观众不起。当年在长沙，其时号称国内电影界第一编剧的作家张弦闻讯后，将电话打到我的房间，再三嘱咐我：千万别触电，他自己已是不能自拔了。其实在长沙的那几天，我心里一直惦记着随后要去上海的事。
从长沙开往上海的直快列车，晚点得一塌糊涂，因为是去领取《上海文学》奖，杂志社安排张重光到车站接我。上了火车才知道，上海车站有两个出口。这之前，除了从上海走出去的国家领导人以外，再也没有人是我所认识的，杂志社的人也不例外，因为那是我开始写小说后，第一次来上海。在晚点几个小时以后，列车驶入上海车站，我在犹豫之中，最后一个离开软卧车厢。下车走了一阵，站台上有个男人匆匆地迎面走来。我们擦肩而过，相向走了几步后，下意识地一回头，没想到对方也在回头，就在那一刹那间，我们都毫不犹豫地叫出了对方的名字。说来也怪，茫茫人海，过客匆匆，就凭那心中的一点灵犀，在有两个出口的火车站，两个互不相识的人居然没错过。
第一次在上海，有两个人最让我难忘。按见面的顺序，第一个人当然是周介人先生，如果说默契的上海是雅致的，周先生一定是将这种雅致融入骨髓，变成了中国文坛上我所见到过的最清瘦的男人。当我情不自禁地问他为何瘦成这样时，他竟然急促地回答，自己的身体很好。默契是用不着细想的，这是我后来才明白的一种生活常识。周先生那时一定已经与自己的生命达成了某种默契，他这样说时，没有人觉得有何不对。第二位则是茹志鹃先生，那天晚上，在一家川菜馆里，茹先生比我们早到了。编辑部专门安排的，没有其他人。后来，我在上海又见到过茹先生一面，她说她是第一次见到我。旁边的王安忆提醒说，这是第二次了。茹先生开心地笑了。一如先前见到的慈善与慈祥，让人难以置信，在灯红酒绿的大上海，除了说这是生命与现实达成的默契，很难再能想起别的。
记得那次，《光明日报》的韩小蕙约我写一篇关于湖北人性格的文章。信笔写来，不禁地提起毛泽东一生当中先后二十六次来到我所居住的武汉。这件事，一直被人引为趣谈，抑或成了相关学者研究中国当代史时的神来之笔。实际上，用不着太夸张，也用不着视为党史国事中某种神秘，简简单单地说，武汉之于毛泽东，也存在着一种默契，地理上的，人文上的，或者只有毛泽东和武汉这当事的二者才知道，或者连毛泽东和武汉这当事的二者都不知道。默契不是选择，默契是浑然天成的。譬如上海，与它形成默契的人太多了。导致这座城市本身都成了一种默契。
在二十世纪的文学高潮期，上海这座城市与文学默契得让人妒忌。记得在张重光的带领下，我从火车站出来，沿着那一会儿是霓虹万丈，一会儿是老巷幽幽的黄昏景致穿行，然后住进一所旧时权贵们的私宅，蓦然面对从许多陈年烟痕中剥落出来历史奢侈。心里反复想到的只有一句话：上海呀上海！事隔多年，再来续这句话的下文，才想起来，其中意思分明是：文学呀文学！
几年之后的一九九八年五月，又一次去上海参加《上海文学》举办的现实主义文学研讨会。夜幕降临后，一群人坐着中型面包车去喝咖啡，车到新锦江饭店门口，正好遇上红灯停下。突然间，有人跳出车窗，就在铁栅栏旁做了一件常人不应该做的龌龊事。车上的我们惊得大叫。而马路旁的行人，并没有如我们所料，做出应该做出的反应。他们站在原地不动，侧目相向，等待其人从原路爬回车窗，才继续该疾走的疾走，该慢行的慢行。那一刻里，我有些迷糊，长时间地想，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后来，我终于明白，这也是一种默契。至于这样的默契意味着什么，那就要看我们每个的造化了。
这一年的稍后，周介人先生不幸大行了。在我看来，周先生的早逝，既是中国文学界的一大不幸，更是上海文学界的一大不幸。在周先生之后，我不能不回想，当年他为何要在私底下对我说那么多，其中一些，听起来已经不仅仅是入木三分的程度了。后来我想——再后来我想——再再后来我还在想：周先生也许早就发现，默契其实就是规矩，太多的默契对一项每时每刻都必须有所创造的事物，会在无形中限制人的创造力的彻底发挥。在拨乱反正时期，默契对社会规则的形成无疑起着巨大的过渡作用。社会已经建立起一定之规后，各种固有的默契会不会反过来形成某种发展的阻力呢？因此，周先生才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每年都用第一期的头条来发表我的小说，大概是想借助我这草莽出身，写起小说来，天不怕地不怕无拘无束的劲头，给沪上文坛注入某种活力。
同样如此，前不久，杭州女作家顾艳将自己所撰写的洋洋十六万言的《陈思和评传》寄给我，读完手稿，便决定在我所主持的《芳草》文学杂志上全文刊载。我甚至还想过，如果周介人先生在，他一定也会这样做的。传统延续得太久时需要反拨，这种反拨的目的并非是抛弃传统，而是为了更准确更精深地承传继续。对默契的反拨也是一样的，一切都是为了建立更宏大更有意义的默契。
二〇〇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于东湖梨园 我有南海四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