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各国的学者、专家、朋友：
我作为本届“世界文明论坛”邀请的唯一中国演讲者，准备从文化的视角，对“中国威胁论”提出一点异议。
我是一个纯粹的民间学者，坚持独立思维，连任何协会都没有参加。因此，今天也只是从个人的立场来谈中外文化比较中的一个学术问题。
我想从四百年前一位欧洲人的目光说起。
继马可·波罗之后，另一个完整地用国际眼光考察了中华文明的，是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w Ricci 1552—1610）。
与马可·波罗不同的是，利玛窦在中国逗留了整整三十年，深入研究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和经典，与许多中国学者有充分的交往。他在晚年所写的《利玛窦札记》第一卷第六章中，表述了他几十年研究的一个重要答案，那就是中国文明的非侵略、非扩张本性。
利玛窦说：虽然中国人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临近的国家，但他们的皇上和人民都从来没有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在这方面，他们与欧洲人很不相同……
利玛窦说，当时有一些欧洲学者写的文章中认为，中国曾经或必然会征服邻国，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与他同行的一些西方传教士，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这种说法是不真实的。他写道：
我仔细研究了中国长达四千多年的历史，不得不承认我从未见到有这类征服的记载，也没有听说过他们扩张国界。
他还说，他经常拿着这个问题询问中国博学的历史学家。他们的回答完全一致：从来没有发生过侵略和扩张的事，也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
对于成吉思汗的大范围征服，利玛窦认为，当时中华文明的主体部分也是“被征服者”，而不是“征服者”。
利玛窦的这部札记，由一位比利时籍的传教士从中国带回欧洲，一六一五年在德国出版。后来有拉丁文本四种，法文本三种，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和英文本各一种。
为了在广泛的对比中研究利玛窦论述的可靠性，我本人，经历了长期的研究和考察。甚至，冒险穿越了从北非、中东到西亚这一现今恐怖主义横行的“古文明发祥地”。在这过程中，我还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仔细分析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在这些问题上的思维异同。
我发现，古代的希腊人、波斯人、罗马人、阿拉伯人，近代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都在一系列历史文献中留下了征服世界的计划。但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各类典籍中，却怎么也找不到类似的计划。
古代中国虽然对世界了解不够，但也早已通过一些使节、商人、僧人和旅行者的记述，知道外部世界的存在。在唐代，通过丝绸之路，中国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已相当充分。但是，即便如此，中国在实力很强的情况下，既没有参与过中亚、西亚、北非、欧洲之间的千年征战，也没有参与过近几百年的海洋争逐。
这实在太让人惊讶了。大家都在伸手，它不伸手；它有能力伸手，还是不伸手。大家因此不理解它，不信任它，猜测它迟早会伸手。猜测了那么多年，仍然没有看到，大家反而有点慌乱和焦躁。
是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产生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中华文明的本性决定的。
中华文明的主体是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很不相同。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大多具有生存空间上的拓展性、进犯性、无边界性。它们的出发点和终点，此岸和彼岸，是无羁的，不确定的。相反，中国农耕文明的基本意识是固土自守、热土难离。它建立精良军队的目的，全都在于集权的安慰和边境的防守。农耕文明的“厚土观念”、“故乡情结”，上升为杜甫所说的“立国自有疆”的领土自律。结果，中国历代朝野，压根儿对“占领远方”不感兴趣。
万里长城作为中华文明的象征，便是防守型而不是进攻型的证明。我在中东和欧洲见到不少进攻型的城墙，总是围成一个大圈，用的材料是刚刚被破坏的古典建筑残片，里边造了很多马槽，只等明天一开城门，蹄如箭发。经过反复对比，我终于强烈感受到，中国的万里长城是干什么的了。
即使具有马背上的尚武精神，中国军人也主要是为了守护疆土、排除干扰，偶尔有一些边界战争，但也仅止于此。即使有些使者远行万里，也是为了《尧典》所说的“协和万邦”。明代的大航海家郑和七次大航海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对于所到之地并无领土要求。从郑和本人到每一个水手，一丝一毫都没有这种念头。而且正如大家知道的，他七次大航海结束后，朝廷又是长期的闭关自守。这与晚他六十年的欧洲航海家哥伦布等人发现新大陆相比，就完全不同了。不同在行动，但行动的背景是文化。
这种非侵略性的特点，也护佑中华文明成为所有人类古文明中传之今日的唯一者。因为在古代，一切军事远征都是文明自杀，或迟或早而已。
这个观点也获得了现代国际学术界的支持。三十多年前，美国学者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Edward McNall Burns）和菲利普·李·拉尔夫（Philip Lee Ralph）合著的《世界文明史》（WORLD CIVILIZATIONS）第一部分第七章第一节写到中国文明时，曾经这样说：
它之所以能长期存在，有地理原因，也有历史原因。中国在它的大部分历史时期，没有建立过侵略性的政权。也许更重要的是，中国伟大的哲学家和伦理学家的和平主义精神约束了它的向外扩张。
我认为这两位学者说得很内行。
漫长的历史，沉淀成了稳定的民族心理。中华文明的内部，为了争权夺利发生过大量的血腥争斗；但是对外，基本以和平自守的方式相处。它大体上是一种非侵略性的内耗型文明。国际社会一次次产生的“中国威胁论”，只是一种被利玛窦神父早就否定过的幻觉。
中华文明的固土自守思维，也带来了自身的一系列严重缺点。例如，自宋代以来，虽然屡有边界战争，却对世界上其他文明的了解越来越少，已经很难见到从北魏到大唐的世界视野了。尤其是明代以后，更是保守封闭，朱元璋亲自下达了“片板不许入海”的禁令，不知道欧洲在“地理大发现”后，海洋已经开始被划分、被武装。结果，中国失去了原本可以拥有的海洋活力。中国在十九世纪所遇到的一次次沉重灾难，全都来自海上。
偶尔翻书，读到清代晚期主持朝廷外交的李鸿章写于一八七四年的一段话，表示他已感受到中国在这方面的生存危机——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糜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东南海疆间各种外部势力名为和好，实想吞噬，“一国生事，诸国构煽”的情景屡屡发生，这是李鸿章深感不解的。我在几年前系统地考察了北欧海盗的历史，才知道“一国生事，诸国构煽”的情景，其实是出自于“一船寻衅，诸船围攻”的海盗文化，中国对此了解不多，因此当时几乎都束手无策。处于如此狼狈的境地，还被“构煽者”诬陷为“威胁”，中国实在受冤屈了。在这里，请原谅我要借用两个中国成语，来揭示“构煽者”的行为。说轻微一点，他们是“以己度人”；说严重一点，他们是“贼喊捉贼”。
中华文明在近几百年的主要毛病，是保守，是封闭，是对自己拥有的疆土风物的高度满足，是不想与外部世界有更多的接触。结果，反而频频遭来列强的欺侮而无力自卫。
作为一名文化史学者，我很希望国际同行们能像利玛窦一样，真实、深入地研究中华文化，然后作出合理的判断，而不应该随着某些政客，想当然地来评述一个历史最长、人口最多的文明。现在我们看到的某些书籍，把中华文明的优点和缺点恰恰颠倒了，在学术上真是有点可笑。
刚才这位日本学者的观点，我更不能赞同。你说十余年前曾在上海复旦大学做访问学者，正好那时我是复旦大学兼职教授，有此同校之谊，我也就直言了。
作为日本学者竟然如此不了解中国人的集体心理，我深感惊讶。难道，唐代的船帆、近代的战火、现代的血泊，还不能让你比利玛窦更感知中华文明？我知道我的同胞，他们所要的，不是报复，不是雪恨，不是扩张，不是占领，而只是历史的公道，今天的理性，未来的和平。
今年是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并结束太平洋战争六十周年。记得五年前我曾经应邀到广岛，参加八月六日的和平大会。会上，由原子弹的受害者代表、投掷者代表发言，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美国人，都上了年纪。我是第三方发言者，代表被日本侵略国的民众。
我说，我是二战结束后一年出生的，从懂事开始，就知道侵略和被侵略，就知道烧杀抢掠，就知道家国深仇。但到少年时代，整个中国却被一种声音所裹卷，那就是“中日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就连那些死了很多人的家庭，也都艰难地接受了这个口号。我熟知世界历史，从来没有发现另一个地方，另一种国民，能够如此高尚地呼唤和平。带着巨大的伤痛，带着恐怖的记忆，却全然放下，只要和平。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让他们看到对方的真诚。万不能故意再去触动远年的伤疤，还把责任推给他们。
既然你到过中国，我建议，学习利玛窦，更加深入地研究一下中华文明。
这种学习和研究，应该摆脱国际政治“阴谋论”的沙盘推演，而是回归文化，回归由文化所沉淀的集体心理。这种集体心理，也可称之为“集体无意识”，即一种很难变化的心理本能。
中华文明作为一个庞大种族在几千年间形成的精神惯性，早已把和平、非攻、拒绝远征等原则，变成不可动摇的“文化契约”，根植于千家万户每个人的心间。其实，对此存疑的外国人可以到中国乡间，随意询问任何一个地头老农。我保证，谁也不会对远方的土地产生不正常的兴趣。
如果离开了基本事实，离开了历史文化，离开了集体心理，伪造出“中国威胁论”，互拾余唾，不断起哄，那是学术的悲哀，良知的坟墓。
最后，我要感谢大会在讨论中国文化的时候，能够邀请中国学者作主题演讲。
谢谢！
（二〇〇五年七月二十日，东京） 何谓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