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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说——在联合国“世界文明论坛”上的主题演讲

何谓文化 余秋雨 4661 2021-04-06 06:21

  主席,各国的学者、专家、朋友:

  我作为本届“世界文明论坛”邀请的唯一中国演讲者,准备从文化的视角,对“中国威胁论”提出一点异议。

  我是一个纯粹的民间学者,坚持独立思维,连任何协会都没有参加。因此,今天也只是从个人的立场来谈中外文化比较中的一个学术问题。

  我想从四百年前一位欧洲人的目光说起。

  继马可·波罗之后,另一个完整地用国际眼光考察了中华文明的,是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w Ricci 1552—1610)。

  与马可·波罗不同的是,利玛窦在中国逗留了整整三十年,深入研究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和经典,与许多中国学者有充分的交往。他在晚年所写的《利玛窦札记》第一卷第六章中,表述了他几十年研究的一个重要答案,那就是中国文明的非侵略、非扩张本性。

  利玛窦说:虽然中国人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临近的国家,但他们的皇上和人民都从来没有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在这方面,他们与欧洲人很不相同……

  利玛窦说,当时有一些欧洲学者写的文章中认为,中国曾经或必然会征服邻国,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与他同行的一些西方传教士,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这种说法是不真实的。他写道:

  我仔细研究了中国长达四千多年的历史,不得不承认我从未见到有这类征服的记载,也没有听说过他们扩张国界。

  他还说,他经常拿着这个问题询问中国博学的历史学家。他们的回答完全一致:从来没有发生过侵略和扩张的事,也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

  对于成吉思汗的大范围征服,利玛窦认为,当时中华文明的主体部分也是“被征服者”,而不是“征服者”。

  利玛窦的这部札记,由一位比利时籍的传教士从中国带回欧洲,一六一五年在德国出版。后来有拉丁文本四种,法文本三种,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和英文本各一种。

  为了在广泛的对比中研究利玛窦论述的可靠性,我本人,经历了长期的研究和考察。甚至,冒险穿越了从北非、中东到西亚这一现今恐怖主义横行的“古文明发祥地”。在这过程中,我还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仔细分析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在这些问题上的思维异同。

  我发现,古代的希腊人、波斯人、罗马人、阿拉伯人,近代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都在一系列历史文献中留下了征服世界的计划。但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各类典籍中,却怎么也找不到类似的计划。

  古代中国虽然对世界了解不够,但也早已通过一些使节、商人、僧人和旅行者的记述,知道外部世界的存在。在唐代,通过丝绸之路,中国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已相当充分。但是,即便如此,中国在实力很强的情况下,既没有参与过中亚、西亚、北非、欧洲之间的千年征战,也没有参与过近几百年的海洋争逐。

  这实在太让人惊讶了。大家都在伸手,它不伸手;它有能力伸手,还是不伸手。大家因此不理解它,不信任它,猜测它迟早会伸手。猜测了那么多年,仍然没有看到,大家反而有点慌乱和焦躁。

  是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产生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中华文明的本性决定的。

  中华文明的主体是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很不相同。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大多具有生存空间上的拓展性、进犯性、无边界性。它们的出发点和终点,此岸和彼岸,是无羁的,不确定的。相反,中国农耕文明的基本意识是固土自守、热土难离。它建立精良军队的目的,全都在于集权的安慰和边境的防守。农耕文明的“厚土观念”、“故乡情结”,上升为杜甫所说的“立国自有疆”的领土自律。结果,中国历代朝野,压根儿对“占领远方”不感兴趣。

  万里长城作为中华文明的象征,便是防守型而不是进攻型的证明。我在中东和欧洲见到不少进攻型的城墙,总是围成一个大圈,用的材料是刚刚被破坏的古典建筑残片,里边造了很多马槽,只等明天一开城门,蹄如箭发。经过反复对比,我终于强烈感受到,中国的万里长城是干什么的了。

  即使具有马背上的尚武精神,中国军人也主要是为了守护疆土、排除干扰,偶尔有一些边界战争,但也仅止于此。即使有些使者远行万里,也是为了《尧典》所说的“协和万邦”。明代的大航海家郑和七次大航海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对于所到之地并无领土要求。从郑和本人到每一个水手,一丝一毫都没有这种念头。而且正如大家知道的,他七次大航海结束后,朝廷又是长期的闭关自守。这与晚他六十年的欧洲航海家哥伦布等人发现新大陆相比,就完全不同了。不同在行动,但行动的背景是文化。

  这种非侵略性的特点,也护佑中华文明成为所有人类古文明中传之今日的唯一者。因为在古代,一切军事远征都是文明自杀,或迟或早而已。

  这个观点也获得了现代国际学术界的支持。三十多年前,美国学者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Edward McNall Burns)和菲利普·李·拉尔夫(Philip Lee Ralph)合著的《世界文明史》(WORLD CIVILIZATIONS)第一部分第七章第一节写到中国文明时,曾经这样说:

  它之所以能长期存在,有地理原因,也有历史原因。中国在它的大部分历史时期,没有建立过侵略性的政权。也许更重要的是,中国伟大的哲学家和伦理学家的和平主义精神约束了它的向外扩张。

  我认为这两位学者说得很内行。

  漫长的历史,沉淀成了稳定的民族心理。中华文明的内部,为了争权夺利发生过大量的血腥争斗;但是对外,基本以和平自守的方式相处。它大体上是一种非侵略性的内耗型文明。国际社会一次次产生的“中国威胁论”,只是一种被利玛窦神父早就否定过的幻觉。

  中华文明的固土自守思维,也带来了自身的一系列严重缺点。例如,自宋代以来,虽然屡有边界战争,却对世界上其他文明的了解越来越少,已经很难见到从北魏到大唐的世界视野了。尤其是明代以后,更是保守封闭,朱元璋亲自下达了“片板不许入海”的禁令,不知道欧洲在“地理大发现”后,海洋已经开始被划分、被武装。结果,中国失去了原本可以拥有的海洋活力。中国在十九世纪所遇到的一次次沉重灾难,全都来自海上。

  偶尔翻书,读到清代晚期主持朝廷外交的李鸿章写于一八七四年的一段话,表示他已感受到中国在这方面的生存危机——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糜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东南海疆间各种外部势力名为和好,实想吞噬,“一国生事,诸国构煽”的情景屡屡发生,这是李鸿章深感不解的。我在几年前系统地考察了北欧海盗的历史,才知道“一国生事,诸国构煽”的情景,其实是出自于“一船寻衅,诸船围攻”的海盗文化,中国对此了解不多,因此当时几乎都束手无策。处于如此狼狈的境地,还被“构煽者”诬陷为“威胁”,中国实在受冤屈了。在这里,请原谅我要借用两个中国成语,来揭示“构煽者”的行为。说轻微一点,他们是“以己度人”;说严重一点,他们是“贼喊捉贼”。

  中华文明在近几百年的主要毛病,是保守,是封闭,是对自己拥有的疆土风物的高度满足,是不想与外部世界有更多的接触。结果,反而频频遭来列强的欺侮而无力自卫。

  作为一名文化史学者,我很希望国际同行们能像利玛窦一样,真实、深入地研究中华文化,然后作出合理的判断,而不应该随着某些政客,想当然地来评述一个历史最长、人口最多的文明。现在我们看到的某些书籍,把中华文明的优点和缺点恰恰颠倒了,在学术上真是有点可笑。

  刚才这位日本学者的观点,我更不能赞同。你说十余年前曾在上海复旦大学做访问学者,正好那时我是复旦大学兼职教授,有此同校之谊,我也就直言了。

  作为日本学者竟然如此不了解中国人的集体心理,我深感惊讶。难道,唐代的船帆、近代的战火、现代的血泊,还不能让你比利玛窦更感知中华文明?我知道我的同胞,他们所要的,不是报复,不是雪恨,不是扩张,不是占领,而只是历史的公道,今天的理性,未来的和平。

  今年是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并结束太平洋战争六十周年。记得五年前我曾经应邀到广岛,参加八月六日的和平大会。会上,由原子弹的受害者代表、投掷者代表发言,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美国人,都上了年纪。我是第三方发言者,代表被日本侵略国的民众。

  我说,我是二战结束后一年出生的,从懂事开始,就知道侵略和被侵略,就知道烧杀抢掠,就知道家国深仇。但到少年时代,整个中国却被一种声音所裹卷,那就是“中日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就连那些死了很多人的家庭,也都艰难地接受了这个口号。我熟知世界历史,从来没有发现另一个地方,另一种国民,能够如此高尚地呼唤和平。带着巨大的伤痛,带着恐怖的记忆,却全然放下,只要和平。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让他们看到对方的真诚。万不能故意再去触动远年的伤疤,还把责任推给他们。

  既然你到过中国,我建议,学习利玛窦,更加深入地研究一下中华文明。

  这种学习和研究,应该摆脱国际政治“阴谋论”的沙盘推演,而是回归文化,回归由文化所沉淀的集体心理。这种集体心理,也可称之为“集体无意识”,即一种很难变化的心理本能。

  中华文明作为一个庞大种族在几千年间形成的精神惯性,早已把和平、非攻、拒绝远征等原则,变成不可动摇的“文化契约”,根植于千家万户每个人的心间。其实,对此存疑的外国人可以到中国乡间,随意询问任何一个地头老农。我保证,谁也不会对远方的土地产生不正常的兴趣。

  如果离开了基本事实,离开了历史文化,离开了集体心理,伪造出“中国威胁论”,互拾余唾,不断起哄,那是学术的悲哀,良知的坟墓。

  最后,我要感谢大会在讨论中国文化的时候,能够邀请中国学者作主题演讲。

  谢谢!

  (二〇〇五年七月二十日,东京) 何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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