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农村长大,自小就对草有着特殊的感情,小小年纪就能辨认各种各样的草,不认识草又怎么能分得清苗呢?待长到能帮助家里做活了,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下洼打草。知道什么样的草硬,什么样的草嫩,哪些草牲口爱吃,哪些草牲口吃了不长膘……
草可是好东西,农村不能没有草,农民也不能没有草。但草不能长到庄稼地里,无论什么草到地里都要锄掉。
后来到城里上学,经历了1957年,城里人见不着草,却知道有一种草叫“毒草”。我的老家没有毒草,查《本草纲目》,才知道有些草药带毒。后来参军,每到学雷锋的日子就去帮着当地农民除草。再后来复员回到工厂,工厂在郊区,占地数千亩,不能地尽其用,凡没有钢铁和水泥的地方就长满了草。每有领导人物来视察或有外宾来参观,全体职工就要在厂区内拔草,把房前屋后及所有空地方的草都拔掉,让工厂变得光秃秃,再撒上石灰,就算干净了。
总之,城里人不喜欢草,因为城里人只吃牲口而不养牲口。
1982年我第一次去美国,令我惊异的不是他们的高楼大厦,而是他们的草。农村自不必说,就是城市里也种着大片大片的青草,有些中小城市,草地比建筑物还要多。我不免生出疑惑:一个国家发达与否,是表现在楼上,还是表现在草上呢?
将近20年过去了,中国人对草的认识也变了。城里人买房先看小区里有没有草,旁边没有草的楼没人要,拥有较大的草地的住宅小区,楼房也就特别值钱。你说是楼贵,还是草贵?好像还是草贵——因为现代社会的等级,是以草来划分的。如前面说过的,大凡富裕的国家,无一例外的草也最多。穷地方才缺草,叫“寸草不长”!现代人的贫富差距极其悬殊,可在吃上穿上不大容易区分开来,也要靠草来标明阶级——人的级别高低贫富差异全取决于占有多少草!
在西方私有制国家,贵族和有钱的人都有自己的私人草场,草场的大小要看财富的多少和贵族头衔的大小。最底层的贫民则没有属于自己的草坪,眼馋草了就只能到公共草地上去呆一会儿。社会主义的中国,也有了带草坪的私人豪宅,和有大面积草地的豪华住宅区……草——在中国岂不是同样也正在变成“富贵标志”?
有些城市漂亮,还不就是草多?草多了,有钱的人就去投资,就去住……如今的草是真正的富贵草!有人说此草非彼草,这都是从国外引进的洋草,并不是你在农村时割下来能喂牲口的野草。我当然知道这一点,买进这些外国的富贵草,不仅要花大价钱,而且无比娇气,老是水土不服,许看不许碰。实际上连人们多看它几眼也受不了,不知怎么就打蔫了,半死不活,赖拉巴几。
真是邪门儿,如今的草竟然比人还娇贵!越娇贵就越脆弱,死了换,换了死,为了移植成富贵草,为了显示一点富贵气,钱可糟踏海去了。我不免又瞎操心了,我们这么大的国家,靠买进外国的富贵草到多少才能把黄土都盖过来?
再有了出国的机会,我对洋草比洋人还上心。看了世界上草化比例最高的英国,感觉又是不同,他们不提绿化——也许是因为已经绿了,而是有意识地倡导“野草化”。何谓野草化?以自生自长、野性十足的杂草,取代那种品种单一、整齐娇弱的富贵草。我在一位爵士的庄园里住过,他有9公顷的私人草场,除去中间一块用来野炊和嬉戏的草坪是要修剪的,四周都是荒草地,各种各样的杂草异常茂密,人一走进去就会惊扰野兔、松鼠和其它小动物乱跑乱窜。我在爱丁堡住过的一家私人旅馆的草坪,干脆就是荆棘丛生的野草坡!
剑桥是一座名城,有一条剑河款款地从城中流过,河的两岸除去校舍就是草坪,有的草坪是修剪整齐的富贵草,有些大片的草地就呈现着杂草丛生、野花怒放的自然生态,深处荆棘挂衣,古木森森。距离灯红酒绿的城市中心没有几步,就像进入了荒无人烟的原始地带。剑桥有个“果园”,是当年令徐志摩流连忘返的去处。有天早晨我和妻子遛早想进去看看,走到门口却看不到门,野草野花竟有一人多高,掩藏着一条窄窄的土径。我不知这小径是不是能走得通,也不知闯进这野草阵中还能不能再闯出来?愣了一会儿终究没有敢进去。
第二天,由法学博士单文华先生领路,二闯果园,果然就是从那条野草丛生的小径走进去。所谓果园,也完全像一片野生园林,地上铺着厚厚的落叶和各色干枯的花瓣,四周有天然的灌木和粗大的原始林木,包围着枝干弯曲而低垂的苹果、桃、梨等果树。单博士买了一壶茶和几样小点心,我们便坐在树下享受这恬静的野趣,居然会有小鸟落到我们的木桌上,争食盘子里的点心渣。小鸟可不是广场上的鸽子,它们极为敏感灵巧,你稍微弄出一点声响就嗖地飞走。但很快又有其他的鸟落下来。能与鸟共食,在我还是平生第一遭。
旁边的剑河里有不怕人的野鸭,两岸长着齐腰深的茅草,间或会挺出一蓬蓬的荆棘和离流歪斜的杂树。我请教单博士,这么好的自然条件是没有人管呢,还是不想管?他回答说:这是精心维护成好像没有人管的样子,追求一种完全自然的野性生态。
谁能想得到呢?我们学外国,除尽自己的野草改种他们的富贵草,谁料他们又把富贵的标志改为养野草。
这才叫折腾人呐!可,为什么挨折腾的老是我们呢? 我说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