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上了点年岁，就容易被人在姓氏前边或头衔前面加个“老”字。我现在常常集“三老”于一身：“老工人”“老兵”“老作家”。唯“老作家”担不起，我以为作家能称“老”，不是光靠熬岁数，成就才是最主要的。“老兵”我可以认领，1960年的兵，还不算老吗？至于“老工人”一衔，我领之泰然，且欣欣然。

　　当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候，我头上戴着“保皇派”“修正主义黑笔杆子”两顶帽子，我若说当过工人，那就是往自己脸上贴金，不怀好意地想混入革命队伍。今天我自称是“老工人”，恐怕就没有人跟我争了，也不会再怀疑我别有用心。

　　那我就以一个老工人的身份，实实在在地回想一下作为工人的经历和命运。我珍惜那段岁月，万千感慨于命运被涂抹上的工人色彩。

　　1958年我成为一名实习热处理工，住工厂的单身宿舍，宿舍就是一张床，床下塞着一些极其简单的日常用品，那个时候所有人都活得简单，就是到睡觉的时候回宿舍，其他时间都长在车间里。车间就是家，家就是车间。后来有人把“以厂为家”，当成说大话、喊口号，那是没有经历过50年代那个特殊的时期。我周围的师傅们也都喜欢车间，喜欢自己的工作。经典哲学家有个观点，工作就是目的，有明确的工作目标，能享受工作的乐趣，人生就是天堂。我第一次赶上抢修24米热处理炉，那真叫长见识、学本事。天车在吊装一根大轴时把炉内壁撞坏了一大块，连同几个烧嘴都毁掉了，工长下令立刻关闭所有烧嘴，打开炉门，将所有处理件都吊出来。按常规检修程序，要等炉温降到能进去人的时候再修理，可那批正在保温等待处理的锻件就得报废了。当班的崔师傅指挥人准备好检修工具和器材，到库房领来几条厚麻袋，用刀子裁开，放到水龙头下浇透。等着掌管温度表的郁良报出炉内温度已降到270度的时候，崔师傅将湿淋淋的麻袋片往自己脑袋上一披，就钻进了炉膛。

　　外面有人掐着表，到20多分钟的时候第二个工人披着新的湿麻袋进去，把崔师傅换出来……每个人在炉膛里不得超过半小时。就这样一个一个地轮换着，我也想进去试试，被崔师傅一把扒拉开了，人家不信任我，到里边干不了活别再惹出点事故。我只知道100度的开水浇到身上会烫坏皮肤，270度的高温人怎么受得了？我仔细观察每个人的脸，因为他们在炉膛里只露着脸，除去有点红，还有点干了一件漂亮活之后的兴奋，谁也没有被烤伤。没用半天时间就把炉子修好了，装好锻件重新点火升温。许多年之后我当了工段长、车间主任，不止一次地用此法抢修过热处理炉或大型加热炉。

　　有句老话叫“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像天津重型机械厂（以下简称“天重”）这样高水准的国家大型骨干企业，在“文革”后缺了一课：就像部队打完一场恶仗之后，总要休整一个时期，进行战斗和思想总结，补充给养和弹药，扩充编制或按编制配齐人员。工厂也一样，至少要恢复正常的工厂理念、生产理念、技术理念，乃至树立起工人对国家对企业的信仰和信心。“积重难返”尚未“返”，就匆匆“转型”“改制”。到底该怎样“转”，怎样“改”，没有调查，没有论证，更没有征求工人们的意见，企业不行了就频繁换头头，头头换了一茬又一茬，却是黄鼠狼下耗子，一拨不如一拨。腐败开始滋生，让工人们真正感到了危机，看不到希望。最让他们犯愁的还不是没活干、领不到工资，而是精神上被冷落、被蔑视，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工厂已经变得很少正式开会了，工人在下面能听到的都是传言和小道消息，上边一会儿这么个主意，一会儿那么个想法……工人曾经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工厂的主人”，现在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自己已经成了工厂的负担，群众成了领导的包袱。

　　许多产业工人怎么也想不明白，国家的大形势是以经济为重心，农村甚至用“大跃进”的办法在大搞工业，原本不懂工业的农民搞起了次等的乃至不入流的工厂，重复生产一些粗制滥造的产品，却能挣大钱。而城里的正规工厂却被荒弃、亏损，一些高、精、尖的机器设备闲置着锈蚀损坏？有些头脑灵活又有点门路的工人，开始改换门庭下乡投奔农民兄弟，靠卖手艺混口饭吃。我的车间也有那么十几个“自寻出路”的人，这些人后来都没有真正在农村扎下根，他们在农村没有得到真正的尊重，一旦人家能够应付生产了，就会把他们打发走。反过来，许多年后农民工进城，倒能扎下根。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社会现象，中国的农村那么广阔，其包容性却不如城市。

　　后来市里下令，以主持“常务工作”为由，强行将我调入作家协会。为什么说是“强行”？市委宣传部的领导征求我的意见时我拒绝了，但市委还是下了调令，当时主管天重的第一机械工业局的老领导张华国，立刻下令将我的人事关系全部由工厂转走。后来他对我说，我知道你留恋工厂，尤其对天重有份特殊的感情，但此时不走，将来你会后悔。

　　我确实留恋天重，这里有我的根，是我的生活基地，不知为什么待在工厂里我心中就踏实。还有就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天重保护了我。“文革”中武斗最厉害的时候，来自内蒙古的三个穿军装的造反派，要“揭开天津市文艺界阶级斗争的盖子”，想把我揪到内蒙古去批斗。但他们在市里折腾了一个多星期，竟始终不敢进天重的大门，天重的造反派可以编成一个步兵师，还不等他们“砸烂”我的狗头，自己的人头可能先被拍扁了。我被“监督劳动”，实际上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工人在关键的时候还是重义气的：“我们的黑笔杆子，要砸烂也由我们自己砸，用不着你们来多管闲事。”

　　我调走后又过了两三年，天重开始有大批工人下岗，好端端的一个大企业被大卸八块，变卖的变卖，破产的破产。为什么说它是“好端端的”？如果不好，就不会有那么多私人老板，有些还是农民企业家，像饿虎扑食一般将天重膘肥肉厚的地方全买走了，而且一到他们的手里就发了大财。他们虽然发了财，但生产水准、产品质量，却无法跟过去的老天重同日而语，甚至在生产和技术上也大大地倒退了。现在的私人老板们还怎么能出现王义礼式的人物呢？那个时候车间的同事来找我的最多，大都是让我想办法找点活干，有个进厂比我晚几年的锻工，还想出家。我劝他说，出家不是坏事，那是为了信仰，追求一种修为，你为了什么？正拉家带口，却想一走了之，心里能清净得了吗？社会上的事在社会上解决，工厂的事在工厂解决，别再去给佛添麻烦了。后来听同事说，他还真去当了和尚。我在心里祝福他，默念阿弥陀佛大慈大悲，中国的庙宇再多，也盛不下这么多的下岗工人啊！

　　人们都习惯性地认为，城市里的农民工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有些我的老同事却觉得自己还不如农民工。他们至少在城里有活干、有钱挣，堂堂正正地卖力气吃饭，现在的城市是有求于农民工，甚至是离不开他们的，因此他们心里踏实，晚上睡觉安稳。而我们这些过去所谓的正牌工人，如今变成了“下岗的”，人家能可怜你、不拿斜眼夹你就不错了。但过去当工人的烙印一时很难去掉，不要以为只有当官的有架子，过去当工人也是有尊严的，现在变得还没有打工的有尊严，就总觉得这一辈子算白混了，很失败，心里老是酸不溜丢的不得劲。

　　对产业工人来说，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自己正从事的工作，工作是心灵的营养。难以计数的国营企业的工人下岗后，心灵备受煎熬，他们丢失的不仅仅是一份职业，还有对国家的信赖和忠诚。以前他们总以为自己是在为国家劳动，忽然国家和工人之间冒出一个老板，一切都由老板说了算。于是有一种被抛弃、被欺骗的感觉。在工人的心里，国家的失信、国家形象的毁坏，所付出的代价是无法估量的，不知还要影响多少代人？

　　2002年3月 借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