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残疾学生身边忙来忙去的还有他们的家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由家长送来的。这很好理解，那些四肢健全的孩子参加升学考试，还都要家长护送哪。有时等候在考场外的家长比考场里的学生还多，因为有的家庭双亲或更多的成员一齐出动。即或智商不错的小伙子、大姑娘去大学报到也要家长陪伴。他们躲在阴凉地方吃冰棒、喝汽水。替他们站在太阳底下排队、领表、填表、交费的几乎都是家长。时代变了，老小的位置也可以颠倒，“孝子”为什么不可以解释为老子孝顺儿子呢？何况我们的学生都是伤残人。他们的家长跟那些考上大学的学生的家长，心情又不一样。忧多于喜，紧张不安，对自己的孩子不放心，对我们的学校也不放心。从外地来的学生家长几乎都要在学校附近的旅店里住下来，他们要看一看，尽量对自己的孩子再多照顾几天。他们坐在教室的窗户跟前或站在平房的墙根下列席了开学典礼，明天学生就要正式上课了。不论他们放心还是不放心，也不准进教室旁听，都该回家去了。心急的已经买好了今天晚上的车票。明天走的也得在今天晚上跟孩子告别，再千叮咛万嘱咐一番。每个家长离去也都要找到我千恩万谢一番，无非是希望我对他的孩子多加关照。我全都答应着，说着千篇一律的客气话。其实谁是谁的家长，姓谁名谁，我大都记不住。这两天我手忙脚乱，晕头转向，一下子哪能记住这么多学生、这么多家长的名字呢？

　　但是，当于青陪着一个中年妇女来向我告别的时候，我一下子就猜出那可能是她的母亲。女儿在开学典礼上出了一下风头，也给当母亲的脸上涂上一层光彩，暂时盖住了因长年焦虑和愁苦所形成的那一层灰。我领她们回到办公室。

　　照样是可以理解的谦卑和客套。这些家长们之所以如此，就因为养着个伤残的儿女。最看不起残疾人的也许是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亲属。面对于母的谦卑，感到尴尬的却是我。她为什么像其他家长一样也认为非得求别人的施舍与照顾呢？他们的孩子心里怎样看待这一套？

　　我想赶紧把谦卑和客套岔开。从我嘴里说出的仍然是一些没有多大意思的应酬话：“于青很聪明，歌也唱得不错，大家都很喜欢她，您尽可以放心。”

　　想不到于青的母亲突然哭了。我心里愈发不自在，对一个自己很熟悉的女人突然掉眼泪都没有办法，更不知该怎样应付一个陌生妇女的哭泣。特别是还当着自己的学生。盼着沈大夫快回来为我解围，她肯定比我有办法应付这些养育灾难也被灾难养育的母亲。窗外漆黑，各个房子里都有说话声，不知沈大夫被什么样的学生或家长围住了，她又是怎样应酬的呢？于青看出了我无所措手足的窘相，解劝她妈妈止泪。

　　妇女眼泪来得容易，收回去也容易：

　　“汪校长，我是打心里感激您才忍不住哭的。于青这孩子从小就爱唱歌。她是先学会唱歌后学会说话。上完小学二年级就休学了，天天抱着收音机学唱歌、学识字。能有现在这点文化知识全是通过唱歌学来的。”

　　天哪，靠背歌词认识的那几个字能够学医吗？她是怎么通过考试的？靠唱歌把平军的心和耳朵都唱软了？

　　“她没有伙伴，也不能跑出去玩儿，只有歌声是她最幸福的收容所，一钻进去就把一切忧烦都忘了。她醒着的时候知道自己永远成不了一个演员，只有在做梦的时候才敢登上舞台，有好多人听她唱歌，为她鼓掌。想不到今天她的梦变成真的，真的比梦还要好。有这么多领导，这么多记者，给她录音，为她拍电视。校长，这对她太重要了！她长这么大还从来没碰上过喜事，谁会用正眼看一个残废孩子呢？要不是你们办了这个残疾人学校，怎么会轮上她出头露脸？也许从今往后她的生活真会发生改变……”

　　我不知为什么突然走神儿又想到了杨康，他的妻子和那个姚克宗，也许他们该把那个流氓送到我这儿来……

　　她的眼泪随着她的话又流出来了。于青也在旁边陪着母亲抹眼圈儿。让一个残疾人当众说几句话或唱一首歌对他们的心灵竟有如此强烈的复苏性震撼，抑或是巨大的慰藉。今天这风头可出得有价值！以后我为什么不多为学生组织一些让他们有机会表现自己的社会活动呢？

　　母女俩并不想马上告别离去。我请她们坐下，有一句没一句地搭讪，等待着她们说完她们准备好要跟我说的话。在她停顿的时候，出于礼貌我也问一两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实际上我的脑子很难集中，眼睛看着她们，心里常常想到别的：

　　“您做什么工作！”

　　“在中学教书。”

　　难怪她的语言表达能力这么好。她的女儿即使一天学没上过也不会成为文盲的。

　　下面我似乎应该询问于青的腿是怎样残废的。对这个问题不问不合适，好像你对人家的残疾一点不关心。问也不大合适，触动对方的痛苦不是一件愉快的事，非道德君子所愿为。医生则除外。有人愿意向别人讲述自己的不幸，有人则非常厌恶讲述自己的事情。健康的正常人又总是对残疾人抱着某种不同程度的好奇心，他们残在何处以及因何致残的等等。我固然多年行医，常见伤残，特别是最近，几乎天天都是满眼伤残；由于我跟伤残人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医生和病人的关系，我看伤残的角度也不一样了。好奇心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加强了。也许是对他们加深了理解和同情的缘故。

　　作为一个残疾姑娘的母亲，她心中的忧烦积压太久太多，需要疏导，需要宣泄。跟别人谈自己不幸的女儿的不幸，几乎是她唯一重大的永恒的话题：

　　“于青从来不知道健康人的生活是怎么回事。到五岁还不会走路，以后能走了也是一拐一拐的。到八岁才上学，每天都是我用自行车把她送到学校。刮风下雨同学们有时也会把她背回家。当然有更多的人是嘲骂她，公开地喊她‘小拐子’！对一个身体有缺陷的人来说，歧视无处不在。她还太小太嫩，自卑感来得快，忘得也快。凡是学校组织的活动她都参加，居然第一批加入了少先队。”

　　于青在母亲身边没有丝毫娇气，倒有些不耐烦：

　　“妈，你又说这些！”

　　母亲却不愿意让女儿打断她：

　　“跟你们校长我什么都可以说。于青十岁的时候后脚掌磨起一个水泡，剪破后露出红肉，住院两个多月不合口儿。医生不让她下地，她憋不住有时偷偷拐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后来脚跟的骨头就露出来了，发展成骨髓炎，连续发烧。我们带她到北京积水潭医院去治，大夫一检查就说得截肢。我当场就背过气去，眼看她就没救了。人的一生既漫长又迅速。她父亲也不敢做主，叫她自己拿主意。当时于青还不满十五岁，却已经有很强的自制力。被病魔缠的不论心里承受了多少痛楚，脸上也不表露出来。她不同意截肢，叫我们把她背回家去。她说就是脚后跟起了个水泡，破皮后还不愈合哩，截去双腿剩下两个碗大的口子怎么能保证会合口呢？既然反正都很有可能要死，不如留住两条腿。坏腿也比没有腿强……”

　　听着她的叙述，我感到自己的下肢开始发麻，似乎也要瘫痪。对面的学生宿舍里喧哗声愈来愈高，还夹杂着一些叫骂：

　　“混蛋，就不替你老子想想！”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我只好请于母原谅，起身往外走。

　　于母话未说完，只好长话短说，跟在我身后边走边托付：

　　“于青这孩子早熟，也许是肢体越残废的人神经越健全、越敏感。因此对痛苦的感受也就越强烈。她又不愿多说话，宁肯一个人唱歌。务请汪校长多费心，有什么问题及时通知我。”

　　“妈，我不是小孩子！”于青不高兴地停住了双拐。

　　“你也不是大人。”母亲也只好停住脚，准备在黑暗中随时可以搀扶女儿，“我在跟校长说话，你干什么老插嘴！”

　　我趁机跟于母握手告别，叫她放心回家。然后循吵闹声来到一间男生宿舍。这里已经拥挤着很多看热闹的人，沈大夫也在场。大家闪开路让我进屋。有人喊：

　　“校长来了！”

　　“好，我让校长管管你！”

　　说话的是位秃发老者，站在临窗的单人床前，一脸无可奈何的凄苦相。坐在床上的是个独臂少年，低头不语，任别人说得天旋地转，他岿然不为所动。

　　老人求救似的望望我。

　　“怎么回事？”

　　我在沈大夫旁边坐下。沈大夫向我解释这件事的始末：

　　“他叫高长起，都十九岁了还像个小孩子，离不开家，离不开大人。他父亲在这儿已经陪了他三天，买了今天夜里的火车票要回去，他死活不让。要么他父亲留下来陪他一块上学，要么他跟他父亲一块回家。反正他父亲去哪儿他就要跟到哪儿。”

　　不用问，高长起在家里准是个剩宝贝。他认为自己是给他爸爸上学，留下何益？我这里不是幼儿园，不能因为他晚熟就像哄孩子一样娇惯他。

　　老人见从我这里得不到帮助，只好再去求他的儿子：

　　“长起，咱在家里不是说得好好的吗？我把你送到这儿就回去。你得学点本事，将来自己养活自己。我不能养你一辈子、管你一辈子，有一天我蹬腿闭眼了，你靠谁呀？”

　　他儿子照旧不吭声、不抬头。

　　屋里的热心人又开始帮腔，这个重申残疾人掌握一门一技之长的重要性，那个自告奋勇愿意照顾他，保证让他比在家里过得还舒服。我可不赞成打这样的保票。大家为什么都爱管别人的闲事？难怪中国人老是长不大。

　　老子总是往好处想自己的儿子。高长起的极有个性的沉默，被他父亲认为是动心了、听话了。老人想趁机脱身：

　　“就这么办，长起，要听老师的话，过几天我再来看你。”

　　高长起那只尚好的手突然死死抓住父亲的衣襟：

　　“我跟你一块走。”

　　“长起，你就当是给你爹上学还不行吗？我求求你啦！”

　　老人扑通一声冲着儿子跪下了。

　　屋里人一下子全都傻了，谁也想不到一个慈爱的心强命蹇的父亲在儿子面前竟软弱无能至此！也许他们还有说不出口的隐衷……

　　沈大夫劝说老人起来，其他学生的家长则申斥高长起：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想把你老子逼死吗？”

　　“你白活这么大！”

　　他的父亲也觉得老脸丢尽，不再答理儿子，竟自往外走。高长起也不怠慢，一瘸一拐地紧随其后，如同其父摇摆的尾巴。那只手又毫不犹疑地从后面揪住了父亲的衣服。其父怒极，转身朝着他的脸抽了一巴掌！

　　儿子一个趔趄，但抓着父亲的手并未松开。老子又怕儿子摔倒，赶紧扶住。突然悲从中来，不禁抱住儿子放声大哭，老泪滂沱。儿子依恋父亲，并非心如铁木，爹哭他自然伤情，也抱着老爹大声哭号起来。

　　我示意大家赶快离开，不要在这儿给他们增加额外的精神负担，这种事情越有人看越坏。

　　开学后的第三天有白星春的课，我搬着自己的椅子提前坐在教室的后面。公司找我，病人找我，平军和沈丹实还有一大堆大事、小事、正事、闲事要找我商量。天塌下来也不管，我必须听白星春讲课。出于礼貌，以示隆重，给她捧场，满足自己或者还有其他想不透、说不出的原因。反正我是校长，想听谁的课就听谁的课，理由充足，光明正大。谁又说我不够光明正大呢？何必心虚。无非让赵力力、钱瑛她们几个多是多非的闲女人斜瞪你几眼，多甩几句不咸不淡的话。又奈我何？

　　她又换了一身衣服，恬静庄严。冬天的衣服谁能经常换得起？她有多少套衣服？——我为什么老注意她的打扮？医院里谁穿了件什么新衣服，我向来不特别注意。以前连惠英有几套衣服，她喜欢穿什么样式的衣服也没有留过心。对白星春身上最细微的变化都格外敏感，我还不敢对自己承认，心里有一种隐秘的感情在萌发。

　　“人体的构造和功能是非常复杂的，到目前为止，人类对自身的认识落后于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从今天起我们要学的这门课是正常人的人体解剖生理学。一个医生必须透彻灵活地掌握并运用关于正常人体的构造和功能的知识……”她忽然停顿了，可能顾虑刚才这番话会伤害残疾学生。正常人给残疾人讲课双方都很敏感，她这门课是最难讲的。“残疾人除去某个受残的部位外，其余的跟正常人一样。从现在起你们要以未来的医生的热情和专注来学解剖生理学，不要老忘不了自己是残疾人。按理说残疾人学解剖学更迫切、更容易。但要克服心理上的障碍，这障碍就是对正常人体的忌羡和仇视。我讲授的是科学，科学不受感情的影响。当然我会尽力理解你们。最近几天我把能够找到手的描写残疾人生活的文学作品都看完了，最让我感动的是一个下肢瘫痪的作家写的自传。他说残疾人都有阴暗和反抗的心理，常常抱怨健康人不理解他们。他们更不愿意理解健康人，总以为健康人会鄙视他们，可怜他们。这位作家知道这一点，所以就格外宽容、厚道、乐观，克服自己的局限性，去理解健康人。几个健康的朋友邀他去逛五台山，朋友们抬他上下山，他丝毫不说客气话，不做被感动状，不自惭形秽，不自卑。想上就上，该上就上，谁想抬就让谁抬，只要想上山就不愁没人抬他。游人围观，他也很大方自然。谈笑风生。买纪念品、买食物，他的朋友们也不是全包下来，该让他出钱的就让他出，以示平等。完全把他当做一个不能走的健康人。今后我对你们也是如此……”

　　不管同学们以为如何，我被她的话感动了。为了适应这个残疾人的讲台她居然去阅读大量关于残疾人的书籍。我还没有做到这一步。

　　听她讲课是一种奢侈的精神享受。我不必动脑子跟她对话，却可以大大方方地盯着她瞧个够，仔细观察她感情细微的变化，一言、一笑、一扬眉、一举手，教养有素，风韵稳重。但她的口才像她的智慧一样锋芒逼人，话音如乐声，清晰、优雅。真好听，带着聪颖的信息轻轻揉搓我的脸、耳及每一处暴露的部位。我的存在看不出对她有什么影响。假如我们两个换个位子，我没有把握将分寸能掌握得这么好，不炫耀，不紧张，认真而又轻松，应付裕如。她并没有讲出什么惊人的东西，却始终牢牢地抓住学生的注意力。像指挥一个乐队，她的一个眼神儿，一个手势，一句话，写出一两个字，都会牵动整个课堂上的气氛。只偶尔用目光朝我这边轻拂一下。我立刻感到有风在心头徘徊。静静地坐在她的课堂上，想自己愿意想的事，看自己愿意看的人，听自己愿意听到的声音，妙不可言。往后我将经常躲到她的课堂上来。她的声音似乎能将一切烦恼都挡在教室外面。

　　她不用站起来拿粉笔往黑板上写字，随身带来一个精巧的幻灯机之类的玩意儿用粗铅笔在纸上任意写写画画，黑板旁边的墙上立刻就出现清晰的投影，比粉笔字还要大几倍。有些人体生理图是现成的幻灯片，放进机器就等于挂在了墙上，而且放大了几十倍。效果很好，又省了吃粉笔末。她身上穿的手里用的都是新鲜东西。我应该记住，每逢她的课就提前把黑板摘掉。可惜我不能永远躲在她的声音和目光里，时间由她支配就过得飞快，丰富而单纯。下课后走出教室，属于我的仍然是一团鱼龙混杂的现实。白星春也帮不上多大忙。

　　权力无所不在，任何一个有人群的地方都要受它的支配。过去没有创办这样一所“残疾人职业学校”，公司的领导很少过问医院的事情。“公用医院”也像垃圾箱、电话亭、邮筒、公共厕所等许多只有人用而无人管的公用设施一样。现在，领导突然对医院有了热情。而批判和纠正我主持医院工作上的错误又能集中体现领导的关怀。领导对我的不满意通过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渠道散布开来，很快地、很容易地动摇了我这个本无根基的小小院长的座椅，受残疾学生的影响，我们都变得格外敏感，心智脆弱，公司打来一个电话，在医院就足以引起一场地震。

　　“你是谁？通知汪治国到公司党委来汇报。什么？汇报什么他应该心里明白。你们办残疾人学校请示谁了？谁批准的？”

　　我不善于不喜欢汇报、请示之类的形式，也说不上惧怕这一套。骑上自行车一通猛蹬，赶到公司，头头刚走。至于干什么去了问谁谁也不知道。只好再追回医院。来回一个半小时白白扔掉了。屁股还没坐稳公司又来电话催我快去汇报，说头头回来不见我的人影儿很恼火。这纯粹是戏弄我，他们会发火，难道我就不是人，就没有火性！吃过午饭再去，趁下午刚上班的那一会儿堵住高经理。据说头头们一上班先到公司打个照面。我准时踏进了公司的办公大楼，里面空空荡荡，许多办公室都锁着门。从一楼走到四楼竟没有碰上一个人，楼道里非常清静。我怀疑走错地方进了一栋还没有使用的空楼，要不就是记错了日子今天是星期日。到哪里去找高经理或党委书记？

　　我只好耐着性子文雅而又没完没了地挨个敲响公司办公室的门。打电话叫我来汇报的那个人就自称是办公室的，公司里有这么多办公室，我的人忘记问他是哪个办公室了。堂堂一个庞大的公用公司，上班的时间其他科室里没有人，办公室里总该留个人看摊儿吧？我突然明白了，有人敲我的门的时候为什么像打砸抢！那些人也像我眼下的心境一样，心急火燎，撞上了巨大的铁围墙似的官僚体制和像慢性疾病一样无边无际、无孔不入的懒散风气，一肚子怨气、怒气无处排泄，就都撒在门上。敲一个迟迟不开的门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周冠五睡眼惺忪，没有歉意反倒一脸不耐烦：“你有什么事？”

　　“不是你们叫我来汇报的吗？”

　　他睡得迷迷糊糊，居然没认出我来或者认识我但记不得我的名字了。天气这么冷他们还有午睡的习惯，春天未到，“春困”先来。“秋乏”大概也将变成一年四季都乏。

　　“哦，是汪院长，快请进。”

　　办公室里热烘烘的，暖气很足，怪不得他们发困呢。周冠五还不错，大概是看在过去他常找我给头头治病的情分上，给我倒了杯水——虽然我决不会用那油渍麻花的杯子喝水。他也能抬起眼皮跟我说上几句话。

　　“你怎么不上午来？”

　　“上午我来过了，找不到人。”

　　“下午就更没有人了。”

　　公司的干部们是这副样子，有什么资格领导和批评下边？

　　周冠五给我出主意：

　　“你要想见到高经理只有两条道，一条是到他家里去找，还有一条就是明天早晨一上班来办公室堵他。”

　　叫我来汇报工作而又不让我找到他，这是什么意思？平军也劝我到高经理的家里去谈残疾人学校的事，容易得到他的理解和支持，至少在他的家里他不会轻易发火，便于对话。我还是决定明天再来第三趟，这是公事，就要公办。他不见我，我就不汇报。我没有也不敢怀疑和蔑视高经理及公司党委的权力，我不花国家的一分钱，有积极性办一点善事，有什么不好？难道非要哀求领导的准许吗？

　　“汪院长，这回你们可大发了！”

　　周冠五的话引起我的惊觉：

　　“这是什么意思？”

　　“别装傻呀，有好处也想着咱这公司的穷干部一点。”

　　这也许就是症结之所在。他们以为我捞了大钱而又未给公司上供。我对这种猜度和误解厌烦透了，不想再解释。实际也无法解释，解释了他们也不信。

　　周冠五告诉我一个消息，马士殿很快就要从拘留所放出来了。这个人真有办法，出了那么大的事，居然没事了。他是不是还要回医院？周冠五告诉我这件事是什么意思？

　　第二天我踩着上班的铃声在高经理的办公室里果然堵上了他。他正翻找文件急着要去市里开会，没有耐性听我说话，甚至不愿意看我一眼。我为自己感到悲哀，这是何苦呢？又没有勇气掉头而去。

　　经理高高胖胖的体魄，堆满厚肉的冰冷而死板的面孔，阴郁的眼睛，陌生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官腔，六亲不认、忘恩负义的官势——都对我构成一种巨大的压力，能够把我碾碎！他的身体好了，但愿他今后永远不得病，永远别再求我。

　　他求我和我求他，前后判若两人。他求我是为公，我求他是为嘛，人心不古若此，我还有什么可要汇报的呢？

　　“汪大夫，我们任命你当院长，是想叫你把医院搞好。谁想到你会把一个好端端的医院让一帮瘸子拐子给占了！”高经理终于找到了他想要找的文件，有心思训斥我了。

　　瘸子拐子碍了他什么事？碍了公司什么事？我想不通，公司的头头为什么会讨厌残疾人职业学校？他们扭住了哪根筋？人跟人之间就是这样，一碰面，刚发生甚至还未发生关系，一切都已确定了。不喜欢就是不喜欢，说不出为什么，就是不喜欢。

　　“你怎么不说话？”他用一片晦暗的目光打量我，我有一种不吉利的感觉，今天该我倒霉。他惯于自说自话，却又怪我不吭声。

　　“这叫吃家食下野蛋！办残废学校是民政局的事，有社会效益没有经济效益。我们公用公司能管得了那么多吗？你们只图自己出名露脸，还不知经济上会捅出什么娄子！”他锁上办公室的门。我跟在他屁股后面，听他粗鲁而直率地发泄着对我的不满。这就是全公司的最高长官！

　　从经理的话里我似乎品出了一点什么味道，终究还不是太明白。他叫我来汇报却不容我开口，没有时间也认为没有必要听我说话，他有自己固定不变的思路，只要求别人适应他。而且惯于发号施令，每句话都带着尖刺刺的命令意味。我跟他下了楼，看他坐进小汽车，屁股一冒烟儿，眨眼没影了。

　　领导毫不含糊地打了这么响亮的喷嚏，小小的公用医院还能不得感冒吗？各种闲话像中国人的鼻涕和黏痰一样到处乱甩、乱吐。我这个自封的残疾人职业学校的校长上任后的第一把火倒先把自己烧煳了。

　　我可以不理睬别人的碎语闲言，甚至包括顶头上司的误解，人世间的这些玩意儿是永远打扫不净的。我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谁有意见让他们当面来找我谈吧，这样既简单又干脆。作为中医大夫的汪治国完全能豁得出去。作为公用医院院长和残疾人职业学校校长的汪治国就豁不出去了！医生们需要评定专业技术职称，一般职工希望能晋级发奖，哪一件离得了公司领导的恩准能办得成？涉及每个人切身利益的事情，大家早就心里想着、眼睛盼着，我能豁出去得罪头头从而被他们卡掉群众利益吗？犯众怒是非常可怕的，且非我本意。我不能以牺牲众人利益保全自己做人的尊严。既当官就要随俗。现在哪个当头的不是用多给群众谋福利的办法买人心？用国家的钱给自己换个好声名是聪明的。反正是用河水洗船的事，何乐而不为呢？我不能给大家带来一些额外的实际的好处，已属不幸。摊上了我这么个院长就是大家的大不幸。倘若再把大家应该得到的东西弄飞了，岂不缺德，于心何安？上边压加上窝里反，我将无地自容。

　　我本人有恃无恐，当院长混不下去了还可以去当医生。那些残疾学生怎么办？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画虎不成反类犬，无异是雪上加霜，又一次坑害了他们。再说真要丢掉院长的职位我也并不是完全不在乎。如果从来没有当过官（哪怕是芝麻绿豆大的官），那是另一回事，当了几年已经尝到一些滋味——苦辣酸甜都是滋味，让人上瘾的滋味不一定都是甜的。正需要这个位子的时候忽然又被罢黜了，则是另一回事了。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越是当官的越怕官。公司里没有任何迹象要撤掉我的职务，自己倒先神经过敏了。明知可笑复可悲，还是禁不住要这样想。天才戴上乌纱也容易变得平庸，聪明人一朝权在手也会愚蠢，他想不愚蠢都不行。任何个人都无法改变权力本身那铁板一块的规律和巨大的销蚀性。我似乎看见了自己将来会变成一副什么样子——委曲求全的、牢骚满腹的、可怜巴巴的、精明奸猾的、充满痛苦的、脾气古怪的、说年轻不年轻、说老不老的一个兵头将尾巴。

　　还不知马士殿回来会有什么动作？！ 蒋子龙文集.2，子午流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