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为出版《蒋子龙文集》整理自己的作品时，突然感到我正面对着的是一次人生的收割。

　　付出了多少心血，收成到底怎样，哪个品种歉收，哪个品种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一目了然地全堆在场院里。当初庄稼长在地里的时候，曾是那么花花绿绿的一大片。只有收割后才能一览无余地看见土地的面目，看出自己的真相。

　　收割是喜悦的，也是严酷的。需要有勇气面对收割后的土地和收获。

　　回想我和文学的缘分，开始写作纯粹是出于对文学的即兴式的，后来能成为作家，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于外力的推促——那个年代的青年人，其他的生活理想破灭后往往喜欢投奔文学，靠想象获得一种替代性的满足。一旦被文学收容下来，麻烦就会更多，于是人生变得丰富了。身不由己，欲罢不能，最后被彻底地放逐到文学这个活火山岛上来了。

　　因此，我的作品关注现实是很自然的。而现实常常并不喜欢太过关心它的文学。于是当代文学和社会现实之间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关系，文学的想象力得益于现实，又不能见容于现实。

　　我尝过由上边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批倒批臭”的滋味，也知道被报纸一版接一版地批判是怎么回事，因小说引起了一场又一场的风波。不要说有些读者会不理解，连我本人也觉不可思议，翻开不久前出版的《蒋子龙文集》，每一卷中都有相当分量的作品在发表时引起过“争议”。“争议”这两个字在当时的真正含义是被批评乃至被批判。这些批评和批判极少是艺术上的，大都从政治上找茬子，因此具有政治的威慑力，破坏作家的安全感和创作应有的气氛。

　　值得吗？从这个角度说我是个不走运的作家。是现实拖累了文学？还是文学拖累了我？

　　这就是我以及文学无法脱离的时代。

　　说来也怪，正是这一次又一次的批判，像狗一样在追赶着我，我稍有懈怠，后面又响起了狂吠声，只好站起来又跑。没完没了地“争议”，竟增强了我对自己小说的自信心，知道了笔墨的分量，对文学有了敬意。自己再也没有什么可丢失的了，在创作上反而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当一个人经常被激怒、被批评所刺激，他的风格自然就偏于沉重和强硬，色彩过浓。经历过被批判的孤独，更觉活出了味道，写出了味道。我的文学结构并非子虚乌有的东西，它向现实提供了另一种形式。

　　当然，我也获得过许多奖励。其实批评和奖励都是一种非常表面的东西，它最大的功能是督促我去追求一种更强有力的叙事方法。

　　无论读者怎样评价我的作品，它都是我的别传，是这段历史时期的一个投影。我唯一能说的是对得住自己的责任和真诚。经历了争争斗斗，七批八判，如同庄稼经历了自然界的干旱、雨涝、风沙、霜冻、冰雹，仍然有所收获，仍然保留了一份坦诚，一份自然，人格文格仍然健全，我忽然又生出了几分欣慰。

　　艺术说到底，还不就是求真，存真嘛。

　　面对自己，发现这十几年来对创作的想法有了很大的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从1979年到1983年算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我写得积极严肃，快而多，我的大部分短篇和中篇小说都是在这个阶段写的。写了以《开拓者》、《拜年》为代表的一批工业社会领导层里的人物和以《赤橙黄绿青蓝紫》为代表的年轻人。往往这一篇还没有被“批深批透”，我的新作又出来了，使某些人批不胜批。这个时期我的情感以忧、思、愤为主，文学的责任承载着现实的严峻，视真诚为创作的生命。尽管这真诚有点沉重，有时锋芒直露，对前途倒并未丧失信心，甚至对有些人物还投以理想的光焰。就这样，形成了这一阶段我的创作基调，或者说我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风格了，并有意强化这一风格，追求沉凝、厚重。跟文学较劲，努力想驾驭文学。

　　自1984年至1989年，想摆脱自己的模式，扩大视野。文学不应该以题材划分，作家不应该被题材局限。这个时期写了两部长篇小说和以《收审记》为代表的“饥饿综合症系列小说”。这个时期的情感和创作基调是沉静，沉静中有反思有热望。冷静地观察和思索，并未使我脱离现实，相反倒更重视文学的现实品格了。冲出工业题材的束缚，对工业社会的熟悉更有助于我探索和表现工业人生。我的文学天地开阔了，能够限制我的东西在减少，创作的自由度在增长。

　　——这个阶段对我是至关紧要的。走出了自己的阴影，也走出了别人的阴影。这很难，但很值得，没有这个阶段的变化就不会有今天的“收割”。我想人的所谓的“昙花一现”（像昙花那样烈烈轰轰、辉煌灿烂地一现也很了不起，不应该受到嘲讽，也没有必要自惭形秽）就是不能突破最初使自己成名的风格和题材的局限，从始至终都是“一段作家”。

　　自1990年以后，我不再跟文学较劲，不想驾驭文学，而是心甘情愿，舒展自如地被文学所驾驭。超脱批判，悟透悲苦，悟出了欢乐，笑对责难和褒奖，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自觉正在接近文学的成熟期，进入创作的最佳阶段，各方面的准备都做得差不多了。

　　这次“收割”实际是在我的播种期进行的，它只占了我很少的一点精力，并不影响正常的耕作。况且，收割后的土地会渴望着新的播种。

　　春种秋收，乐此不疲。 省识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