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夜里到达莫斯科的，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大雪。好在大雪在我生活的天津也不常见。第二天上午，雪还在下，俄罗斯作家协会的朋友却领我们先来到莫斯科的新圣母公墓，并说让我们先通过死人来认识这座城市。我不免心头一惊，不远万里冒雪来到俄罗斯，竟要先看他们的坟地，难道这片坟地有什么惊人之处，是来到莫斯科所不能忽略的？

　　大雪中的新圣母公墓，洁白而安静，却并不觉得特别寒冷，更没有一般墓地里惯有的森森死气，飒飒阴风，甚至给人一种别样的生动和温暖。对，我斟酌再三，用“生动和温暖”来概括当时的感受，是比较准确的。

　　同行者很快就兴奋起来，在墓地里跑来跑去地寻找自己所熟悉的作家和名流们的墓碑。每个墓碑都有着鲜明的个性，就仿佛他们的灵魂还活着……

　　没有人不知道这里是埋葬死人的，可奇怪的是“百花齐放”般的墓碑传导出一种生气和活力，盖住了墓地里的死亡气息。葬在这里的人活着是什么样，死后就还是什么样，而且选其生前最精彩的瞬间凝固住，移植到这儿。让死亡自然而然地显现出生的活力、生的燃烧，当然也就有了生的温暖。使这里更像是俄罗斯现实社会的一个浓缩版。

　　比如赖莎，作为前苏联国家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夫人，生前可谓风光无限，曾被评为“世界最有魅力的女人”“着装最时尚的女人”等等。新圣母公墓里的赖莎仍然风姿绰约地站在镜头或众人前，神采飞扬地在说着什么，依旧非常醒目，引人驻足。

　　再比如俄罗斯的“芭蕾舞女皇”乌兰诺娃，她墓碑前的雕像依然着舞衣、穿舞鞋，定型在一个最优美的舞姿上。她的死就仿佛是生的继续。

　　此时，耳边不由得回响起经典诗人的名句：“没有比由生带来的死更加绚丽，没有比死里孕育的生更加高贵！”卓娅墓碑上的形象是在激烈地扭动、抗争，那也应该是她生前面对敌人时最典型的神情。她之所以不朽，留给人们的记忆就该是这个样子。

　　而俄罗斯的前总统叶利钦的墓，却建在整个墓地中央的空场边上，使这块原本四四方方的墓地广场不再规则。陪同的一位俄罗斯作家大概不喜欢叶利钦，便发牢骚说：“他活着破坏国家的完整，死后破坏墓地的秩序。”这不也正是老叶的性格吗？

　　在这里，每个死者都极好地保留了生前的个性，性格张扬者还自管张扬，性格内向的就静静地看着别人张扬，各随其所好。因为每个墓碑的设计者都是死者生前亲自选定的，或死后由亲属代为选定的，而设计者又都想在墓碑上体现死者生前的特点。比如老外交家莫洛托夫的墓碑上，雕刻了他凹凸两副面孔。设计者是想揭示他职业上双面性，还是做人上的两面性？无论是哪一种，这墓碑都是获得了莫洛托夫家人认可的。

　　赫鲁晓夫的墓碑就更为引人注目，用黑白分明的大理石，凹凸无规则地包捧着他的大脑袋，强烈地突显了赫氏性情急躁、喜怒形于色的个性，以及大起大落的人生命运，和人们对他像黑与白般截然不同的评价。而这个设计者恰恰是痛恨赫鲁晓夫的人。赫氏在当政时曾公开批评过这个艺术家一幅作品，并挖苦他不懂艺术。后来他可能意识到自己的批评有误，在死前留下遗嘱，自己墓碑就要请这个人设计。艺术家起初不想答应，但死者的遗愿怎好违背，便提出条件：“想叫我设计也可以，那就得我设计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政府和家属都不得改动。”

　　事实证明这位墓碑设计者与赫鲁晓夫是一对知音，这块墓碑设计得新颖奇特，在墓园里广受赞誉，甚至成为一段佳话在社会上流传。罗马哲人奥维德说：“人在入墓地之前，是不能宣称自己是幸福的。”一个人临终的时候从不流泪，只有出生时才会哭泣，越是生得充实，就越不怕死。赫鲁晓夫进了这样一个墓地，并有了这样一块墓碑，他可以含笑九泉，称自己是幸福的。

　　墓地能让人有幸福感，这是怎样一片神奇的墓地！

　　这也正是在大雪中我还能说它给人以温暖之感的原因。这甚至是一种在人间也少有的温暖，因为在这里不仅埋葬着大人物及各界名流，还埋葬着许多普通百姓，他们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属于各种不同的政治流派，有的生前是政敌、是冤家，谁曾整过谁，谁曾陷害过谁，相互曾折腾得你死我活……但死后大家共处一个墓园，完全平等了。公墓里保留了每个人的人性特点，大家都相安无事了，平和而安静。

　　特别是看到王明一家人的墓碑，不能不让一个中国游客在心里泛起一种特别的欣慰。不管历史怎么评价他，一家人能在这个著名的公墓里团聚，岂不是获得了一种心的满足？李白有句：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王明以一种依赖的无比亲近的目光望着妻子和女儿，那娘俩也用近乎崇敬抑或是怜爱的眼光回应着他，中间隔着一条小路。

　　世俗的死的观念，常常会欺骗人们，让活着的人怕死，消磨生存的意志。其实达·芬奇有言：“我以为我在学习如何生存，而实际上我一直在学习如何死去。”死是有素质的，新圣母公墓里的死，素质就很高，让人感到这里是很好的最终归宿。长眠于此，便能获得一种长久的生动和温暖。 天下大美：蒋子龙杂文自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