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新闻：“2009年全国有13名官员自杀……”对于公职人员，过去叫“干部”，现在叫官员。这只是称谓上的变化，还是现在的官员跟过去的干部相比，的确有了许多变化？现代人对今天的官员多不陌生，对30年前乃至半个多世纪前的干部，还有着怎样的印象呢？我碰巧曾给一位“大干部”当过秘书，一边读着这条新闻，一边又想起了他。

　　每个人的一生，肯定都经历过几桩痛快事。我人生中的一大快事，是刚参加工作便一步跨进当时的头等大厂“天重”——天津重型机器厂。当时作为全国“五大重机厂”之一，曾是工业时代的一个标志。我亲身经历了它波澜壮阔的辉煌，正是这个过程，改变了我人生轨迹。早期的一批作品，都取材于这个厂。我文字中的气脉、视野和个性，也得益于这个厂。我至今还记得刚进厂时的震惊，展现在眼前的是一个巨大的工业迷宫，如果单用两条腿，跑三天也转不过来。当天车钳着通红的百吨钢锭，在水压机的重锤下像揉面团一样反过来掉过去地锻造时，车间里一片通红，尽管身上穿着帆布工作服，还是会被烤得生疼……我相信无论是什么人，在这种大机器的气势面前也会被震慑。

　　我小说中的“局长”、“厂长”，就是在这样的气势中诞生的，他们的身上有着“天重”第一任厂长冯文彬的影子。因为“天重”的这种规模和气势，就是他设计和缔造的。他是从中央下来的大干部，还不是一般的大，经过长征，当过团中央书记……我在帮他搬家整理书籍时，发现了两张毛主席亲笔写给他的条幅。那两条后来让全国人民倒背如流的语录，就是专门送给他的。他也确有大人物魅力，做报告时会将早、中班和正常班的职工集中到一起，至少也有四五千人，他却只在手心上记几个数字就上台了，一讲两三个小时不断流。台下绝对没有打喳喳、织毛衣、嗑瓜子以及出出进进的，大家都觉得比看电影还过瘾。

　　抓工作就更狠了，每天上班来必定先到各主要车间转一圈，从他嘴里听不到“研究”、“商量”一类的词，他说了的事就得非办不可。有一回车间里需要高压无缝钢管，供应科长派采购员到鞍钢去买，一个星期没有下文。在生产调度会上车间里又提出钢管问题，厂长责问供销科长是怎么回事？科长不敢说别的，只好说钢管很快就到。说完借着去厕所就溜号了，一口气跑到车站登上火车就去了鞍钢，第二天他从鞍钢打电话给车间，说钢管已经发货。他这次若弄不来钢管，简直就不敢再见冯厂长的面了。

　　还有一件事，水压机进入安装调试阶段，技术人员认为至少需要十天，冯厂长却指示必须三天拿下来。他布置完任务后就让我给搬了把椅子往现场一放，他坐下后不说话，也不跟着干，更不干扰工人干活，整整坐了三天三夜，没见他打过盹，甚至没见他伸懒腰、打哈欠，也没见他吃饭。只是在工人吃饭前的半小时，他会到食堂转一圈，嘱咐食堂把饭菜搞好，或许他就抓这个时间吃点东西。等到工人们吃完饭回来，他早已经坐在现场等候了。因为他坐在现场，工程师们和各有关科室的头头全都来到现场，也跟着工人连轴转。只用了三天三夜，果真把设备调试好了，大家都觉得从来没有干过这么漂亮的活。冯厂长当即宣布，每人回家好好睡上两天两夜。他说：打仗的时候，如果这个山头有战略意义，就一定得拿下来，死人也要拿下来。搞生产也是这个道理，该下决心的时候就得下决心。如果我心一软，你们说十天就给你们十天，一晃荡说不定半个月也完不成。

　　1959年10月1日，天津市要在海河东侧的中心广场举行建国十周年大游行。市里提前好几个月就下通知，有头有脸的大单位为了能够争取到参加游行的资格，抢破了脑袋。我们厂是全市重型机械行业的老大，最后争取到出一辆彩车参加游行，彩车上要载着我们厂最拿手的产品，除司机以外还可以再跟一个人，厂里人谁不想去？冯厂长却把这个任务拍到我头上。由于在厂里连轴转有好几天没有睡好觉，又是早晨5点钟就赶到了集合地点，一坐到车上眼皮就睁不开了，我告诉司机游行开始的时候喊醒我，脑袋舒舒服服地往后一靠就没有意识了……到我被喊醒的时候，已经是中午回到厂子里了。这时候轮上我犯傻了，用当时的话说，能参加国庆游行是极大的荣誉，我却既没“游”也没“行”，什么都没看到，怎么跟厂长交代？心里恼怒就怪司机，他却说喊不醒我，这还能怪谁？没办法我只好如实向冯厂长汇报了游行睡觉的事，冯厂长听后哈哈大笑，一摆手倒给了我三天假。

　　到底是大干部，处理问题的方式就是不一般。半个多世纪都过去了，冯厂长的一些小故事还记在心里，也常会引起思索：“大干部”应该大在哪里？ 天下大美：蒋子龙杂文自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