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4月17日清晨6时许，我照例走进游泳活动中心，有几个“泳友”几乎是同时大声告诉我：“知道吗，禹作敏被抓起来啦！”

　　整个早晨，游泳池内外，大家谈论的就是这件事。而且异常兴奋，有人甚至情不自禁地欢呼。

　　我游完泳回到家，无论来人或来电话，有朋友甚至从广东、沈阳打来长途电话，也都是通报禹作敏被刑事拘留的事。大有奔走相告、人心大快之“轰动效应”！所谓“中国第一村”及其“村长”，再一次成为“热门话题”。

　　待我见到当天的报纸，才知是新华社记者从公安部获悉这一“重要新闻”的。一个农民触犯刑律被拘留，为什么会如此兴师动众？

　　这件事带给人们的冲击和思考，决不到此为止。

　　我曾经有幸结识了许多企业家，也包括一批农民企业家。近几年来，他们中有些人的变化，令人震惊，不无忧虑。他们的财富与国际富翁的财富相比，只能算是“小打小闹”，充其量不过是“小富”。然而，其中的某些人却敢于凶猛地乍富。其自我膨胀的速度和程度，可令世界超级富翁汗颜。养狼狗，雇打手，修防原子的别墅外加铁丝网，成立自己的派出所，穿警服，开警车。有枪支弹药，修坟纳妾，欺男霸女，敢于再一再二地打死人。为耀其富有，穷奢极欲，挥霍无度。主要的资金和精力不是用于投入再生产，而是投入消费。超常的变态的歇斯底里的消费，必然造成腐败和堕落。

　　他们并不是一下子变成这样的。在创业的初期，则充分展示了农民的智慧、勤奋和胆识，有自己的哲学和绝招，甚至也不缺乏机智和幽默。值得人们思考的是他们的演变过程……

　　一有了点钱以后，其自身素质的局限性，其潜藏的劣根，便暴露无遗。所以难有大的气候，难成大企业家。一成“地主”，便当恶霸，一成恶霸就快作到头了。

　　当年只要是一块地方的能人，靠聪明，有点子，抓住机会就有可能发一笔财。出头露脸，成为典型。今后的市场经济，是大市场、大循环、大经济，需要有大作为、能成大气候的企业家。淘汰的正是眼光短浅、急于享受、作威作福的“土财主”。

　　近年来人们不厌其烦地宣传富翁阶层：亿万富翁有多少，千万富翁有多少，百万富翁不计其数……却很少介绍这些财富的积累过程。仿佛一夜之间中国需要一个富翁阶层就真的冒出了一大群富翁。人们有理由发问：有些人的财富有多少是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用正当手段获得的？

　　某些地方在经济活动中出现的弊端，确实令人警醒。请看一个惊人的“创举”：让自己的村跟某党政机关“合资”。跟外国人合资、搞真正的工业到大市场上去赚钱，太难了，需要真本事，还要冒很大风险。莫如花钱购买权力，通过权力获取更大的钱。一个信息、一条政策、转一下发货票，几百万、几千万乃至上亿元的钱就到手了。使自己的企业变成某些有权者的“小金库”。自己得大头，让那些有权无钱而又贪钱的人、经济上缺乏安全感的人以及穷疯了的人得小头。公开宣扬买通哪一个级别的干部就用哪一个级别的钱，多花一分钱就算失误，要扣办事者的奖金。钱来得容易，且来路不正，自然舍得挥霍，舍得花钱行贿。

　　人穷不要紧，怕的是心穷，体制穷，权力穷。现在有一种奇怪的现象，你只要敢吹自己有花不完的钱，吹得越邪乎，就可以得到更多的钱。谁都愿意把钱借给你，想从你这里得点便宜。有人就专门用钱吓唬人，鄙视人。因此用钱开道办事更容易，也会得到更大的便宜。花钱买名声，到处出风头，然后再用名声去唬人，去换钱，哪管你法律不法律……

　　大邱庄被新闻传播媒介以铺天盖地的声势誉为“中国第一富”，决不亚于当年对大寨和小靳庄的宣传。然而那两个“典型”都是在它们所代表的时代结束以后，才开始沉寂。可惜禹作敏本人连那样的福气也没有。功过是非，历史将会作出评说，绝不能因其乃“典型”而容忍其恣意践踏法律，为所欲为。这是社会的一大进步，标志着中国最高权力机构和执法部门有足够的清醒——这才是老百姓所以欢欣鼓舞的真正原因。

　　曾经建设了人类文明的农民以及现在生活在大城市和工作在大企业里的农民，恐怕不能不想：从土改、合作化，到“四清”、“文革”，每场运动都有农民典型，每个典型的寿命都不长。典型不同，其本质、其盛衰规律却差不多！我们难道就不能摆脱这一命运模式？

　　1993年4月 当今骂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