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再去查资料，引经据典地指出在什么年代、是谁规定了干部是群众的公仆（简称“仆人”），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简称“主人”）。这早已成了中国人常挂在嘴边上的口头禅，是连小学生都必须知道的常识，干部们在大会报告、小会发言、起草文件和写材料的时候是要经常使用这些名词的，因此电脑里都输入了这个词组，现在对我写这篇短文就非常方便，只要敲四个键，“公仆”就跳出来了。

　　它不同于“顾客就是上帝”这句商界最大的谎言——那是一个油嘴滑舌、虚情假意的时代的象征，说的人和听的人都不相信，是不必认真的。而主仆之说就不同了，在十多年以前，几乎是存在于口头上的一条制度和纪律，“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人当家做主”是被当做口号要经常喊的。

　　其实，就在那个时候，有“突击提干”，没有“突击提工”；有“入党做官论”没有“入党做工论”。“仆人”犯了错误，下放车间当“主人”，“主人”干得出色，可以提拔上来当“仆人”。孰高孰低，不是非常清楚了吗？

　　说是说，做是做，在人们的心里“主人”和“仆人”的地位正好是颠倒的。

　　随着社会的变化，一切都在“拨乱反正”，“主人”和“仆人”的称谓也越来越变得像一种讽刺——

　　各机关的“公仆”们，这些年来经常提级加薪，背后是牢靠稳固的国家，端着社会主义的铁饭碗，碗里却装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各种美味佳肴，好处漏不下，风险不承担，悠哉！优哉！而“主人”们不管是哪个行业，一律被推向市场，背后不再是国家，而是老板——“主人”上面又有了老板，是实实在在能支配“主人”命运的老板。“主人”们就只有撞大运了，一切要看你碰上个什么样的老板和企业，碰上好的跟着沾光，碰上坏的倒霉的只能是工人了。“主人”们没有变，人民群众还是过去的人民群众，老板却是什么样的都有，大的小的不大不小的，真的假的半真半假的，有钱的没钱的有钱的装没钱没钱的装有钱的，中国的外国的城里的乡村的中外合资的城乡合办的，认真负责的坑蒙拐骗的……世上有多少弄钱的招，就有多少老板。于是“主人”们的境地也就千变万化、苦乐不均了。“主人”们连自己的命运都做不了主，又算哪门子“主人”呢？现在还有哪些事是工人群众能插得上嘴的呢？

　　1996年的春节前夕，2月11日的《新民晚报》介绍了一位女“主人”的生活境况：“每个月二百一十元是杨美芳全部收入，除去房租、水电，还要自付六十元医药费。家中只有一口橱，一张床，一桌二椅，破冰箱没插电，放着一包粉丝，一碗清水光汤的黄芽菜。煤气装不起，就用小电炉子熬粥烧水，真可谓一贫如洗。儿子上初中，瘦得像根豆芽，衣衫也很单薄，杨美芳说：‘这些衣裳全是人家送的，儿子从来不跟我提任何要求。七岁就帮我当家，洗衣服，每天踏三刻钟自行车去上学，中午一块八角吃一碗面汤……’”

　　杨美芳不是惟一的，也不是最苦的。

　　但是众多“仆人”落到了这般境地的却很少。

　　国营企业“大面积亏损”已不是新闻和秘闻，首当其冲的是工人，或减薪，或停薪，或干脆被裁掉。而“公仆”们被裁掉的就很少，他们的收入也基本不受影响，甚至不影响出国，不影响坐豪华轿车，不影响脑满肠肥嘴边流油。某大厂，各个车间里均冷冷清清，处于停产状态，惟独招待餐厅里天天烟雾腾腾，灯红酒绿。工人们说：“我们厂穷得只剩下让头头们吃饭的钱啦！”如今任何一个企业对工人的约束机制都极为严密，对“公仆”们的约束和监督则相对宽松得多，何况他们有职有权有自己的活动空间和灵活性，也就有能力进行“你有政策我有对策”的运作。“富了和尚穷了庙”的事已不新鲜。

　　工人们可以不要“主人”这顶桂冠，但不会不要生存的权利和做人的尊严。凡事都要有个限度，“主”和“仆”的关系已经变得十分敏感了，可还没有引起“公仆”们应有的重视。其实，哪一个成功的企业里，管理者和群众的关系会是尖锐对抗的呢？恰恰相反，成功的企业无一不是能成功地调动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责任感的。这并非是社会主义的说教，即便是在西方一些发达的国家里，他们也有裁员，也有失业，也有贫困，也有巨大的贫富差距，但少了一些花里胡哨、自欺欺人的文字游戏，多了一些实实在在的自尊和自信，因此管理者的任务反而单纯得多。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相信现代“公仆”这些“毛”们，对此古训不会感到陌生。但有些“毛”已经膨胀，不再重视“皮”的存在，只看到自己是多么光亮，多么飘柔，可以神气活现地凌驾于“皮”之上。拼命使用高档的洗毛水、美发膏之类的东西，却忽视营养赖以生存的“皮”。忘记了一旦失去“皮”，自己这些“毛”们又能光亮、飘柔几时呢？

　　1996年10月 当今骂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