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某是全省著名的“农民企业家”。他自称：“给个县长都不换。”

　　他的“名”是怎么“著”起来的呢？

　　他首先是得益于有“政治头脑”。当许多人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之后对政治厌烦了，惧怕了，想远离政治。凭着农民的聪明，他却认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想要干成点事必须借助于政治。七拐八绕认识了省委主要负责人，这位负责人为他批条子，下指示，先后让银行给了他近两亿元的贷款。这种贷款有大人物做保证，银行不敢不贷，而且知道这钱贷出去如同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的。李某也确实没有想过还要归还这笔钱。

　　他抖起来了，发起来了。有国家银行和省委大头头做后盾，能发不起来吗？

　　有人生气，有人眼红。生气和眼红都没有用，不是所有人都有李某那样的胆量和机遇，省委领导人也不可能给每个人都批条子。群众只好发牢骚：“这年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每年春节，省委领导带着孙子、孙女，坐车专程去给李某拜年，后面还跟着一大群记者。

　　对李某来说这是何等威风，何等光耀，又上电视，又登报纸，不花钱的大广告。更重要的是他能经常出出风头，跟领导人握握手，照个相，在电视上露露面，在报纸上成为新闻人物，就证明他正走红，正跑风。借钱容易，买好东西容易，走后门容易，企业好办，工作好于，没人敢惹。有些不大不小的官想要见省委领导，还得走他的门路。

　　他是农民，却玩弄政治于股掌之上。得心应手，左右逢源，不仅财源茂盛，而且头上还有不少的荣誉称号。

　　四邻八乡议论纷纷，说头头把国家银行的钱给了他，他要大头，把小头变成现金返回给头头，他是头头的私人银行行长。三天两头往领导家里跑，把他用得着的头头都喂胖了，一年四季，到什么时候送什么东西。

　　这都是心里不平衡的人背后发议论，谁也没有抓到什么。即便抓到了李某送礼，又能证明什么？又能怎样？

　　省委领导深入基层，扶植乡镇企业家，和农民交朋友，不仅符合党的政策，顺应时代的大潮流，而且说明这个领导人作风深入，联系实际紧密。一切都堂堂正正，光明磊落。

　　政治就是这般阳刚气十足。

　　据说资本主义制度有“金钱政治”——用金钱买政治或参政议政，给政治施加影响和压力。有钱的人想清高想远离政治是不可能的。想操纵政治，想在政界寻找自己的代言人，倒是很正常的。这样做的一个主要目的：如果不是自己想当政治首脑，就是为了获取更多的金钱。

　　中国眼下深感头疼的是“政治金钱”——用政治兑换金钱。这种兑换不是等价的。因为政治权力对某些人来说是党和国家给的，是无本的，甚至是“不劳而获”，或“小劳大获”的（如“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的官儿们），可以减价，可以贱卖，给钱就卖。吃亏的总是国家，损害了国家的政治形象，损失了大量属于国家的金钱。

　　上面提到的那位所谓“农民企业家”李某，就是靠“政治金钱”发的家——也就是说借助政治势力把国家的钱变为自己的钱。

　　这样的企业家有多少？

　　这样发财的人有多少？

　　不会少，当今富翁阶层的大多数。发政治财，即发国家财。国家穷了，某些政治上有神通的人富了。

　　一个政治人物的批条可以卖到几万元乃至几十万元，为什么一张纸条可以这么值钱？这张纸条就是一项特殊优惠政策，是一项大买卖获得成功的保证，可获利几百万元乃至数千万元——这不是用政治赚钱吗？

　　有了政治后台就可以开公司，炒房地产，搞进出口贸易，倒买倒卖紧缺物资。近水楼台先得月，先得消息，先走一步，先捞一把，一路绿灯，畅通无阻。甚至可以走私，搞非法交易……一些有大政治背景的人先富了起来，在海外有了大宗存款——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

　　“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经济所造成的破坏，有目共睹，且统计出了数字。这些年有多少人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把大量国家的钱糟踏了或转化为私有？该怎样计算？

　　——这就是“政治金钱”的破坏力。

　　报纸上披露了一个数字：中国每年公款吃喝花掉一千亿元——真是吃喝大国！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敢这样吃法。这不是财务的问题，在财务上曾卡过许多次，整过许多次，都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因此应该说是政治问题，是政治体制问题。南方人管这个叫“吃阿爷”——公款就等于没有主的钱——也就是“政治金钱”——本事大吃大头，本事小吃小头，沾点边儿喝口汤，没有本事又沾不上边儿的就什么也吃不到。吃了白吃，不吃白不吃。

　　商品大潮势如排山倒海，社会开始崇尚土包子式的文明：炫耀富有，哪怕是假富、虚富、浮肿。一切都不如马上发财，最要紧的就是捞钱。这使一些掌权者一下子变成了弱者，权力不能给人以绝对地满足了，金钱倒可以买到许多欢乐。经济上的缺乏安全感，使一批领导者对自身的价值产生了怀疑，担心下台后会沦为城市贫民。与其“有权不使过期作废”，不如趁早将权力兑换成金钱。于是——

　　政治，或者说这些人手里所掌握的那一级政权，失去应有的品格，甚至转变了性质，向金钱折腰，直至屈下一膝。为自己的家属、亲戚、朋友、有特殊关系的商界人物，批条子，透消息，给政策，通关节，让他们大发，自己沾光。

　　这种政治和金钱的交易，与把经济搞活和以经济工作为中心是两回事，只会极大地损害国家经济。

　　政治只为少数有钱的人提供保护和方便，政治的性质就变了。

　　令人费解的是，当今社会上大大小小掌握一定权力的人，决不会是最贫穷的一群。为什么正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对金钱更贪婪，对造成权力和社会的腐败应负首要责任呢？使我对某些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以富养廉”的办法，在中国是否也有同等效果，产生了疑问。

　　这恐怕又是政治问题。

　　政治家考虑的是怎样对历史负责。

　　而政客只考虑自己下台以后怎么办，眼睛紧紧盯着钱，“其它的一切都去他妈的吧！”

　　有些人靠“政治金钱”发了财以后，反过来又对政治表示出极大的蔑视。一位曾不可一世的农民企业家是这样做的：一方面他要不断地制造新闻，上电视，上报纸，甚至不惜重金买记者、买镜头、买版面，要当这个委员，那个代表，参政、议政。同时他又公开向手下人讲，买通个部长只要五千元就行，谁多花一分钱算你失误，扣你奖金！买通个局长二千元，买通个处级干部嘛——五十斤大米加二十斤玉米面……政治、权力、领导人，在他眼里就这么不值钱。凡见到官衔比他大的人，他第一句话必问：“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得到回答后就撇撇嘴：还不如我这里一个打工仔挣得多，还不够我抽烟的！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北京参完政议完政之后，去他的村子参观，或者说去朝拜“致富典型”，看看这位名扬四海的人物是什么样子。他却不给面子，不肯出面“接见”一下，只叫下边的人放放他的讲话录音，或者叫他的儿子摇着扇子，穿着拖鞋，傲慢地向所谓中国的“议员”们训导一番。

　　当政治向金钱屈膝，政治必然会受到金钱的戏弄和鄙视。

　　而中国的政治又不可一日无典型，通过典型引导社会。典型就是一个时代的宝塔尖。当下的“致富典型”，可以更容易地得到大量“政治金钱”。典型越多，“政治金钱”花费就越大。

　　既然典型是政治根据自己的需要扶植起来的，它命中注定是短命的。没有永久的在任何政治时代都吃香的典型。

　　政治会经常风云突变——这是政治的规律。不只中国如此，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都是如此。

　　所以，从眼前看能得到“政治金钱”是很便宜的事情。从远看贪用“政治金钱”则是极其危险的。靠“政治金钱”建立起来的财富，也最容易被政治风浪吞没。倘若谁有了钱之后，就自以为可以买政治、玩弄政治了，那他就会被吞没得更快！想想禹作敏以及过去许多风云一时的典型人物吧……

　　1994年1月 当今骂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