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敏感
越南人的敏感，体现在能非常精确地理解我们的敏感，决不使自己和对方有丝毫的难堪。
我们在出发前，自恃有多年对外工作经验的领导同志对我们耳提面命：当越南人提一些敏感问题时该怎样回答。可访越十天，从北到南，从他们的国家部长到一般办事员，从敏感的作家到普通百姓，没有一个人向我们提一些有丁点敏感的问题。
因为，他们用不着问。
也许，他们对这些事情比我们还清楚。一般我们上午发生的事情，越南下午就知道了。越南作家对中国政治的关心程度常令我自愧不如，就像那位越南作家协会的二号人物范进聿，除去能背诵一些我们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以外，还认真向我介绍他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体会，一勺烩地把雷锋甘当螺丝钉的精神也加进来，说毛泽东要求作家都要当螺丝钉——你也不能说他这样理解有什么不妥。有一次饭后闲谈，有人问天津市有多大，我正调动记忆力准备回答，一位越南诗人却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市内人口900万，加上郊区共有1200万人，正好等于两个胡志明市。
我以前出国，特别是去欧美，常有一种轻松感或者叫做优越感，那就是我对他们的了解远远胜过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在任何场合讲话都不犯怵。在越南可就不一样了，我对越南文坛的了解无法跟他们对中国文坛的了解相比，时时让我感到惭愧和不安。在一次次的座谈和闲聊中，越南作家津津乐道于中国文坛这几十年来的一个个浪潮，一场场争辩，直至一桩桩趣闻轶事和谁跟谁打过官司。他们还可以哼唱一首首中国民歌，讲中国笑话……
在一次酒会上我曾为自己对越南文学的无知表示了歉意。饭后，一位越南翻译家就向我解释，他说中国的专家学者对越南文学是非常了解的，还当即举出中国的某某刊物翻译介绍了越南的某某作品……我很快就理解了他的敏感：他可能认为在相互了解的多少上存在着一种不平等，一般规律都是小国了解大国多，大国往往了解小国少，这或许由于不屑，或许由于傲慢。所以，了解对方多于对方了解自己并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因此他要反复证明，中国了解越南也跟越南了解中国一样多。
我接受了他的赠书，并称许他把中国当代一些优秀文学作品翻译介绍给越南读者，同时也在心里记住了他的敏感。越南人的这种敏感是很普遍的，也是有传统的，一个外国人应该特别注意尊重这种敏感。比如，中国人几乎遍布世界各地，无论加入了哪一国的国籍，都叫华侨或华人。惟独在越南，只能称“华族”——越南的一个少数民族。而越南人，无论加入了哪一国的国籍，他们都通称“越侨”。有意思吧？
我还记得几年前第一次去越南回来写过一篇文章，讲越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个的陵园，那是在越南见到的最触目惊心的一种景观。在公路两侧，除去村庄就是墓地，一片村庄一片墓地，足见这是一个多战祸的民族。仅回忆近百年的历史就能证实这一点：1884年沦为法国的“保护国”，1940年被日军侵占，1945年日本败撤，越南建国。但建国后又进行了9年的抗法战争，到1954年才让法国人承认了越南的独立。旋即美国又扶植傀儡占了南方，1964年北部湾战争爆发，将越南全面推进战火，打了9年，1973年美国撒出。再打两年，1975年南方傀儡政权垮台，全国统一。1979年，在跟中国接壤的地方爆发了边界冲突，此后断断续续地将战争又持续了近十年……
这样一个国家，陵园能少得了吗？这样一个民族又怎么可能不敏感？
频繁的战争毁坏的不仅是人们的生活，还影响了人的性格，也许还不止是一代人的性格。
二、多情
在胡志明市有条“情人街”，又叫“恋爱一条街”，举世闻名。
凡到了胡志明市的外国人，没有不参观这条街的。恋爱能成为一种景观，恐在世界上也不多见。因为它确实代表了越南民族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浪漫多情。
每晚自华灯初上至次日凌晨，一对对情侣从四面八方涌到一条原叫阮惠街的大道上，或站，或坐，或相拥，或相依，或两头相抵，或贴着面颊，软语温存，卿卿我我，间或也有窃笑，也有娇骂。情侣们一对挨一对，一对挤一对，却互不干扰，各自沉浸在自己的小温柔乡里。灯光柔和，星空迷蒙，整条大街弥漫在浓浓的柔情蜜意里。从世界各地慕名涌来的参观者，一见这场景立刻都放轻了脚步，脸上绽开笑纹，心里泛滥着温情，手臂会情不自禁地伸向同行的异性伙伴，仿佛自己也成了恋爱街上的成员……
在越南期间，我们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米粉”——越南的男人把妻子叫做“米饭”——老得快死得慢，牢靠实在，搪饱解饿。把情人则称为“米粉”——流光水滑，色彩丰富，好吃却不搪时候。社会上流行的顺口溜是：“早上带着米饭吃米粉，中午陪着米粉吃米饭，晚上先吃米粉后吃米饭。打起架来，站在米饭的立场上坚决保护米粉的利益。”
刚开始我很不理解这个绕口令的含意，后经越南朋友反复讲解，才明白这非常典型地表达了越南多情男人的性格：既要“米粉”，又要“米饭”，并且还要千方百计地让她们能和平共处，而不是变成冤家对头。所以才会带着这个吃那个，帮着那个吃这个，发生了摩擦还要在中间和稀泥，站在这个立场上坚决保护那个的利益，也就是哪一个都不得罪。
越南哥们儿可真是高，这能做得到吗？
有位诗人，晚上跟我们告别的时候脸上还光洁无损，第二天一早陪我们外出时，大家都发现他的额头多了一道醒目的血痕。他的朋友小声告诉我，诗人昨天晚上站在“米饭”的立场上没有保护好“米粉”的利益，被“米粉”狠抓了一把。
我们曾采访过一位多年做妇女工作的领导干部，她说越南妇女最头痛的就是男人们下班不回家，在外面不管卫生不卫生地乱吃！
吃什么呢？
这还用问嘛，当然是米粉啦！
这次我们访问越南的作家代表团里有一位年轻隽丽、风度清雅的女作家，这是近二十多年来第一次有中国女作家访越。每到一地受到的特殊礼遇可想而知，有位男诗人在喝了酒之后竟当众向她求爱：“如果你的先生对你好，我也很高兴，如果他对你不好，我立刻就去！”
对我们来说最苦的是第一次告别。越南一些格外多情的男作家，想借告别之机能拥抱我们这位女作家和亲吻她的面颊，但又不能直奔主题，就假模假式地先向我们这四个男陪同进攻。有位北京的年轻男作家，特别不习惯男人嘴里喷出的烟酒臭气，每次告别之后回到房间，都用肥皂狠搓自己的面颊。待我们到了南方，没有一个北越的作家给我们这几个男士打电话，我们的女作家却每天晚上都能收到越南作家的问候……不知我们回国后越南的电话会不会打到她的家里去？
上面说的这一切，作为一个成年人来说，完全可以接受，可以理解，里面有逢场作戏的成分，不必过于认真。但是，在西贡河边我们看到的一幕，就不是很容易理解的了。
在临离开胡志明市的前一天，我们要游西贡河，在河边等船。河边公园的热带园林极富异国情调，又非常幽静，我们的女作家坐到草地上想拍照。这时远处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越南男孩儿，挣脱父母的手，摇摇摆摆地走到女作家的身后，伸出两只小手搂住了女作家的脖子，整个脸趴了上去。倘若仅仅是这么一搂一趴，也不足为奇。问题是这个小男孩儿的父母觉得不够礼貌，就高声喊他回去，小男孩儿便抬起脸，用两只小手开始细细地抚摩女作家的脖子，由下而上，然后是下颌、嘴唇、脸颊、直至额头发髻……那双小手竟是那么地老到、熟练、轻柔、细腻。一开始我们都非常欣赏孩子的童稚可爱和大胆不认生，大家都笑得很开心，数女作家本人笑得最响。渐渐随着男孩子那情种般精到的抚摩，大家全惊住了，女作家自己的笑容也变得僵硬了，大概她感觉到了那抚摩的味道不太像是一个小孩子了。
我绝对相信那个孩子的心里是不会有一点邪念的。他的这种令成年人大吃一惊的抚摩是出自天性，出于自然，可能是热带人成熟得早，看到一个如此漂亮的中国女人便情不自禁地无师自通。这也更证明越南人一生下来就多情，天生多情。
三、随意
我们在国内接待外国作家代表团，没有极端特殊的情况都要严格履行双方事先商定的程序表。可到了越南就不一样了，他们很热情，又很灵活，灵活到随意的程度。我却从这种随意中看到了越南人性格中的幽默。
我们要离开河内的时候，越南文化通讯部部长阮科恬主持了隆重的送行酒会，还把我们驻越南的李家忠大使也请来，大家该敬酒的敬过了，该说的话说完了，该交换礼品也交换过了，该拥抱的也抱过了，等我们到了机场，日程又变了。按原计划应该去越南中部的顺化省，可飞顺化的小飞机出了技术故障，从昨天就没有飞，而且机场的答复是再有两天飞机的故障也未必能排除……呀？这叫什么话？莫非要我们在河内无限期地等下去？难道还能再把越南作家协会的领导人物重新惊动出来，重新找话说，两天后再重新告别？这太尴尬了。
根据日程安排，我们在顺化一共就活动两天，等飞机能够起飞了我们也该去胡志明市了……与其被困在河内搞得大家都很尴尬，还不如提前飞去胡志明市。越南作协派出陪同我们的干部就改机票，带着我们于当天晚上飞到了胡志明市。好在于许多天以前就在胡志明市订好了下榻的饭店，还不至于无处投奔。可带领我们的那位越南同行，听信了汽车司机的话，拉着我们去找一个条件最好价格还便宜的饭店，在胡志明市就兜开了圈子……
问题是这个干部既没把这个变更告诉河内作家协会本部，更没有通知顺化省，害得顺化省的领导和顺化师范大学及作家协会的领导在机场整整等了一天，因为河内机场也没把飞机延误的原因通知顺化机场，他们不知道原因，自然也就不敢离开机场。只能翘首蓝天，希望能突然发现飞机的影子。最着急的当然是河内的越南作家协会总部了，好生生的一个中国作家代表团竟突然失踪了……直到第二天才跟我们联系上。
这只是许多变更中的比较典型的一次，各种随意性的小变更是经常发生，有时上午安排的活动到下午就又变了。当我们适应了这种越南式的风格以后，抱一种欣赏的态度，以不变应万变，就能歪打正着，常有意想不到的惊喜，让我们看到了许多更真实的东西。感动固然能通向美好，而一波三折往往会引向深刻和丰富。
一位老华侨知道了我们的诸多奇遇，他笑着提醒我：在越南凡事不要太认真，认真也真不起来，只能气死你。更不能生气，生气只能伤你自己，人家可是不往心里去。我想想还真是那么回事，陪同我们的那个干部把他的四面八方的领导都急得够呛，他却慢条斯理，大口喝酒、大声说笑，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忽然又生出疑问：他的那些领导就真的会着急生气吗？
后来我们到西宁省参观了高台教的大殿，对形成越南人性格的文化传统似乎有所领悟。越南盛行的佛教、道教、基督教和天主教，似乎不能算是越南自己的宗教，惟高台教才是越南独有的。此教信奉三教（佛教、圣教、仙教）五道，主张“万教大同”。在大殿的墙壁和中央，画着一只只眼睛，称做“天眼”。正面墙逐个供奉的神像是：释迦牟尼、孔子、耶稣、姜子牙、关公、李太白。对面墙上画着高台教的“三圣”图像：孙中山、法国作家雨果和一个越南人叫阮某某（恕我没有记住全名）。
能用的都拿来，兼容并蓄。把那么多的神仙、圣人、名人聚集到一起，大写意般地体现了越南人的随意性。可面对这么多神仙、圣人、名人，把这么多互不相干的体系凑在一块，你叫越南人怎么个认真法呢？该往哪个“真”上“认”呢？
在一个星期六的上午，我们参观了当年吴廷艳和阮文绍的伪总统府，外表是一座颇为堂皇的大厦，里面更像一个部队的地下指挥部。所谓总统府里，有类似古代皇帝使用的龙椅、龙榻、龙书案，也有高靠背的现代沙发、美国制造的通讯设备，餐厅简直就是一个营的食堂。伪总统府外面的草地上，集结了数千名小学生在进行智力测验，优胜者按中国古代科举的规矩在伪总统府大门前张榜公布，第一名叫状元，第二名是榜眼，第三名是探花……
你说，这是越南人的随意呢？还是他们的幽默？
四、人情味
在越南人的称呼中没有第二人称：“你”。
日常习惯的称呼是哥、弟、姐、妹。我们到越南后，很快就被越南作家排资论辈地呼哥唤弟了，我们团里那位唯一的女作家就成了许多越南人的“小妹”。
我请教越南一位老资格的翻译家：越南高层人物之间也像老百姓这样称兄道弟吗？他说都一样。在越南只要一提起胡志明，无论男女老幼，一律称呼“胡伯伯”，或只叫“伯伯”。有一回他给一个高级政府代表团当翻译访问中国，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献完鲜花以后，要分头活动，秘书长就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大声宣布：跟五哥去的往这边来，跟八哥走的到那边去。陪同的中国领导人听得满头雾水，其实五哥就是书记，八哥就是总理。
越南人的人情味儿不仅体现在称呼上，还在说话的腔调上有更淋漓尽致的体现。中国的语音分四声，越南的语音是六声，格外婉转柔媚，因此越南作家格外喜欢朗诵中国的古诗词，而听他们朗诵唐诗，那真是一种特殊的享受。
越南最早是使用中国文字的，在被法国占领期间一位法国传教士帮着越南人改革成了现在的文字。有些词句在含义或发音上还保留着中国文字的影响，比如中国人说谢谢——越南人叫“感恩”，同志——“秃鸡”，首都——“都兜”，文化——“温嘎”。还有些词句则故意跟中国话闹别扭，如卫生间——越南文叫“间卫生”，外交部——“部外交”，国防部——“部国防”……
越南的诗人非常多，我们从北到南，凡在作家协会碰到的人极少有不是诗人的，特别是相当多的政府官员，在介绍给我们认识的时候都格外强调其诗人的头衔。我以为，越南之所以盛产诗人有两个原因：一是越南人天生浪漫多情；二是越南语有助于写诗。正由于大家都写诗，就给越南的人际关系又增加了另一种别有情趣的人情味儿——赠诗和背诵对方的诗。
赠诗——诗人们一般都要经常在口袋里装着几首自己的诗，在一定的场合，兴之所至就可以把诗献给自己喜欢或尊重的人。有位曾陪同过我们的诗人，在旅游景点很会和女孩子们搭话，搭上话以后说到高兴处，就当场写一首诗献给女孩子，常能令女孩子们惊喜异常。他并无非分之想，也不是借诗调情或揩女孩子的油，看上去是一种很自然的交往。
长此以往难免也有闹笑话的时候，赶上了想被赠诗的人多，而自己偏偏才思阻滞，或出门时带的诗少，就把同一首诗分别献给了相互认识的几个姑娘，她们发现之后就会拿诗人取笑。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背诵别人的诗——越南人喜欢诗，似乎人人都能背诵几首别人的诗，特别是自己顶头上司的诗。无论是轻松的交谈，还是严肃的会见，都不会缺少这样一个节目：即席给我们朗诵在场的越方级别最高的一个人的诗，朗诵者往往是这个级别最高者的下级或副手。可想而知那位上级心里会多舒服！
经历过那么多的即兴朗诵，我没见有一个上级阻拦、责怪朗诵者，或谦虚地解释一番，推让一番。即使把这个看作是给上司拍马屁，这马屁也拍得灵巧得体，拍得有情调。比当着客人说一堆肉麻的吹捧话或一大套空话强多了。 一瞬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