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连市，杨文安曾经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当过市级、省级乃至国家级的劳动模范和优秀企业家。他创办的大洋公司（实际是为了安排知识青年就业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红红火火，下属十几个工厂、商店、生产队，还有两个与外商合资的企业。船小掉头快，很及时地顺应经济形势的发展，东方不亮西方亮，又是尖端产品，又是与外商合资，效益大，知名度也大。得到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的肯定，中央专门为他派过调查组。他担任总经理七年——在这个多变的无法预测难以规划的时代，七年不算长，也不算短了。

　　他无疑是个成功者，同时也是个失败者——两次被撤职，最长的一次在家里蹲了两年多，十五个月不发工资，被所在的工厂关押过，被办过“死班”（最严重的学习班）。受他的牵累，妻子徐桂兰在单位被一个泼妇殴打致伤。她老实过分，论打打不过人家，讲骂骂不过人家，胸中的恶气出不来，大病一场。大儿子杨青、小女儿杨敏，都在杨文安的公司工作，老子前脚倒台，儿女后脚就被赶出了工厂。杨青二十八岁，本是汽车司机。杨敏二十五岁，大专毕业生。双双失业在家，自然也无法谈对象。二儿子杨春最聪明，办好了去日本上学的一切手续，突然又被通知不许出国，一切手续全部作废。当然也是吃他父亲的挂落。

　　转眼间五口人有三口失业。徐桂兰办了退休手续，总算还有一点劳保金。杨春不和父亲一个单位工作，出国不成又回原单位上班了，还有碗饭吃。杨文安的家庭面临一场严酷的大地震——经济上的打击自不必说，精神上感情上能挺得过去吗？

　　这事变发生在一九八七年的夏天。

　　一个火爆爆令人羡慕的兴旺发达的家庭，突然冷寂下来，成了人们议论的对象。没有什么比一个家庭倒了大霉更能激发中国同胞的奇特的想象力。幸灾乐祸是当代麻木社会的兴奋点，看打架的嫌架小，看着火的嫌火小，社会上说杨文安什么话的都有。希特勒的造谣专家说，谎言重复一百遍就是事实。现在用不着，假的重复两三遍就变成真的。一家人成天蹲在家里，连杨文安这个身高一米八二、自视十分强大的汉子也被搞迷糊了，离自己越来越远，有时甚至还感到奇怪：为什么自己还没被抓走？

　　“人总是离自己最远。”

　　儿女们年纪轻，受的打击最大，怨气也最大。因为这突然变故，耽误了他们的前程，甚至会影响他们的一生。但孩子们都不会首先表达自己的怨气，更不敢痛快淋漓地向父亲发泄这怨恨。他们知道父亲是个有本事的人。以前曾为他感到骄傲，现在埋怨他又有什么用呢？这是一种很普通很实在的想法——正是中国人特有的这种很善良很普遍的想法，往往能起到一个家庭一个团体的黏合作用。

　　埋怨杨文安最厉害的、不肯原谅他的，倒是杨文安本人。

　　他好悔、好恨。挨整不是头一次，从来没有这一次这样窝囊、这样冤屈、这样伤透了心。他咒骂自己是混蛋，应该把双眼抠出来当泡踩！整他的人正是他信赖重用的人，是他自己选拔起来的副手。他一直认为他工作能力不强，但老实可靠。他的精力全集中在公司的经营业务上，像牛一样驾着公司的双辕成年累月在外面跑，把公司的人事、财务等大权全交给了副手。谁想到人家并不满足。副手搞掉正手，学生打倒老师，是一般规律，不奇怪也不新鲜。也是他得罪人太多，特别是得罪了一些头头。他的下级不借助他的上级是不会突然置他于死地的。

　　他恨自己没长前后眼，得意的时候没有认真想过自己会倒台的事。苦熬苦挣风风光光起起落落干了半辈子，给老婆孩子带来什么好处？

　　自己是最有现代意识的企业家——别人这样说，他自己也不否认。出洋过海，走南闯北，吃过见过，可家里却是两间又小又破的旧房。孩子们全到了结婚的年龄，没工作，没收入，没房子，没对象。自己的孩子都成了“四无青年”。全大连市也不会再有第二家，还有什么脸当父亲！在台上的时候搞几间房子是很容易的，也是应该的。当初真是鬼迷心窍，为谁拼命为谁愁？让老婆孩子跟着自己受罪！

　　人家奖给他电冰箱，他让转送给集体使用。去年他得了九千六百元的超额完成承包指标奖，拿出六千元给工人们买石油液化气罐，用另外的三千六百元奖励给贡献突出的职工。真是冒傻气！该要的不要，现在人家连工资也不给他了，谁又来救济他？也许就是因为那笔奖金才得罪了副手。如果自己拿大头，分给副手一部分，也许不会有今天这局面。副手觉得跟着他只能多干，不能多拿。这个年头大家都疯了，哪个能够多分的会少分呢？公司的天下是他打下来的，钱又多，分少分多就在他一句话。他只想干事业，今天一个新项目，明天一个新计划。事业越大，他的名气越大。别人又能得到些什么呢？

　　老实一辈子、担惊受怕一辈子的徐桂兰一下子成了家庭的主心骨，她必须撑住丈夫，撑起这个家，不能让好好的一个家垮了。

　　她从来都习惯于躲在别人的后面，丈夫、儿女、外人，谁都可以站到她的前面去。她用天赋的沉默和微笑对待一切。认识她的人都说她从生活中得到的太少了。一九六〇年结婚时做的小棉袄，现在还舍不得穿，逢年过节才亮一亮那鲜活的色彩。一年到头没人见她穿过新衣服。手脚不停地忙，嘴却老闲着。然而这正是她的力量所在，是智慧的表现。在她沉默的时候，杨文安也不可能忽略她的存在。他们五十年代在沈阳一所中等专业学校里同学三年，老夫老妻，知根知底。

　　徐桂兰并不认为自己冤，人无论怎样都是一辈子。她嫁给杨文安这一辈子可没有白活。她的信念就是跟丈夫过一辈子，而且始终站在这个信念的高处看生活。凡丈夫做过的，不论错对都是应该做的。他是强极则辱。自己平时软弱无大本事，这时候却感到心里明白，比丈夫强。她要替丈夫喝下这杯生活的苦酒——

　　自己每月有近百元的退休金，二小子每月还有百八十元的工资，再加上前些年五个人挣钱总有些积蓄，一家人吃饭不成问题。吃好的办不到，这个年头反正不会饿死人。

　　“钱要紧还是人要紧？”她问丈夫。

　　有人，将来就不愁没有钱。她每天保证丈夫有两顿酒喝。杨文安喝酒不计较菜，有菜没菜，菜好菜坏一个样。他也很知趣，以前从不喝每斤五块钱以下的酒，现在只喝一块钱一斤的酒。喝了酒话就多，就骂街，就懊悔，就抱怨。

　　徐桂兰对这些话听了三百六十遍了，烦透了。她知道他太好斗，爱打官司招惹人。虽然怕他又惹事，脸上仍然挂着笑，鼓励他说，引逗他说。不能叫他喝闷酒，喝闷酒心里会坐病。如今他不能到外边去说了，就叫他在家里说个够，说出来心里痛快。杨文安酒足饭饱之后就一觉睡到大天亮。凡有朋友来看望杨文安，她死拉活扯也要留下人家吃饭，为的是陪着丈夫喝酒说话。尽管杨文安被撤职了，社会上传说的也很邪乎，他的家里经常摆着流水席，没有人责怪徐桂兰的菜太简单，酒也不够高级。是出了名的会过日子会节省的女人。一九八九年秋天，二小子杨春结婚，徐桂兰摆了十六席，把亲戚朋友们送的红包全让亲戚朋友们再吃回去，还险些把自己的老积蓄也都搭上。这是她家的大事喜事，杨家正倒大霉，屋里要什么没什么，还有姑娘愿意嫁到杨家来，应该扬眉吐气地办一办，不能让新人感到晦气。她更知道丈夫好强，不能让小人们看笑话。

　　徐桂兰为自己感到骄傲。杨文安老埋怨自己没给家庭带来好处，徐桂兰则说：

　　“男人出事都是因为女人太贪。不是你不会往家里拿东西，是你没有这个习惯，也不敢。过年过节公司里每个职工都分点东西，我三番两次地问你交钱没交钱，只要没交钱我立即就把钱送去。正因为你身上干干净净，没有一点把柄落在人家手里，所以三番五次地整不倒你。这次反腐败抓走了多少人？你如果经济上不干净，这次就不是蹲在家里，而是蹲大牢了。那才是后大悔。现在我一点不后悔。”

　　也许是杨文安一生中最难熬的两年多过去了，靠妻子的退休金过活，身上背着黑锅，他却养得又白又胖，脸上冒油。他总结出一番道理——自己富有现代意识，老想进攻，因此防卫意识就弱，身体前倾，容易跌倒；多亏找了个富有传统意识的老婆，传统道德抗震力强。如果两人都是“现代派”，这回也许就散了。

　　徐桂兰则不以为然。她并不认为自己是老式妇女，有时甚至比杨文安更“现代”。

　　也许她是对的。哪有绝对纯粹的“传统人”或“现代人”。

　　一九八九年底，杨文安复出，被招聘为大连市北方企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徐桂兰又开始沉默了。在她的沉默中杨文安仍然听到了她的声音——当然是一种聪明的、给他以温暖和支持的声音。

　　1992年7月 蒋子龙文集.12，人物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