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当年，红军在异常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中央首长曾想杀掉马匹为战士充饥。而战士们却保护住了首长的坐骑，并响亮地喊出一句富有经典意味的口号：“让革命骑着马前进！”

　　革命骑着马，最终创立了共和国。

　　而飞速建设中的新中国，光有马的速度不行。还需要装上飞旋的车轮，获得一种汽车的速度。济南规模最大的一家兵工厂换牌改成汽车修造厂，副厂长王子开是个“老兵工”，某一天突然被召到北京，做梦般地见到了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充满神奇色彩的大权威沈鸿。

　　他听到了一些似懂非懂、如诗如歌般的话语：你是个老兵，肯定懂得反围剿的意义，我们成功地进行了无数次的军事突围，才赢得了革命的胜利。今天国家在进行着一场政治和经济上的反围剿，速度就是生命！我们制造两弹一星，就是要拥有空中的速度、宇宙的速度，在地面上我们要掌握所有车轮的速度，无论是铁轨上的还是公路上的车轮。国家要强大，必须车轮滚滚……

　　在延安时期就被誉为“机器神（沈）”的这番话，王子开并没有完全领会。但副部长给他下达的任务，却是神圣而硬邦邦的，他不仅听懂了，且把每一个字都用凿子刻在了心上：

　　——制造八吨载重汽车！

　　他像战争年代接受战斗任务一样，不打折扣，不讲二话，待热血沸腾地走出了国家机械部的大门口，才忽然想起自己还没见过八吨载重车。见都没见过的东西怎么制造呢？没有吃过猪肉，无论如何也得见识一下猪走啊！

　　王子开本就是个能耐人，他急中生智决定在长安街上蹲守。长安街是中国的脸面，凡是稀奇古怪的好玩意儿，比如八吨载重汽车，一定会到长安街上来显摆。如果在长安街上还看不到这种车，那到别的地方就更见不到它了。他坚信守住长安街，就一定能看到“猪走”。

　　每天早晨天不亮，他就揣上两个馒头来到长安街道边上守候，眼睛死死地盯紧每一辆过往的车辆。从东长安街的最东边的一个路口开始，一天往西挪一个路口，守到第十一天的下半晌，忽然看见从南礼士路方向蹿出来一辆大家伙，平头高肩，块头壮实，他跳起来发疯一样地追上去，嘴里大声呼喊着：停车，停车！

　　那个年代长安街上车少，而热心人特别多，一见王子开这副架势，路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事，都帮着大呼小叫，伸胳膊摆手，眨眼的工夫便集结起一大帮人，追着卡车边跑边喊……这样的阵势像闪电一样在长安街上急速传导，很快就将那辆大卡车给拦住了。

　　司机打开车门，满头雾水，两眼发蒙：怎么了，出什么事啦？

　　王子开连呼哧带喘地跑到近前：同志，你这是什么车？

　　司机没好气：卡车呀，你没见过？

　　王子开老老实实地承认：没见过，个头这么大，载重多少？

　　八吨半。

　　八吨半？太好了！哪儿产的？

　　从捷克进口的。

　　工字板多厚？轮距多大？我能仔细看看你的底盘吗？王子开一连串的问题将司机问愣了，也将周围一大帮看热闹的人问糊涂了。他只好简单地解释了一下情况，然后掏出纸和笔，把捷克卡车的重要数据记下来……

　　2

　　一九六〇年四月，济南生产出第一辆八吨载重卡车。

　　半个月后，毛泽东、朱德等国家领导人就来到这辆大卡车跟前，从前到后，从左到右，围着这个车看了一圈儿，这儿拍拍，那儿摸摸，洋溢着抑制不住的喜爱之情。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还坐进驾驶楼子亲身感受了一番它的性能。

　　朱老总当场挥毫，为此车命名：“黄河”。

　　——此名一出，响亮而厚重。

　　黄河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于公元前二八〇〇年就孕育了中国文明，并以其雄浑壮阔和坚韧不拔，著称于世。

　　黄河载重卡车也一样，它是中国重型汽车史上第一个民族品牌。

　　它传承了黄河的精神——那是一种民族的精神，母亲的精神。

　　“黄河”一上公路，别的车都情不自禁地为它让道。是向它表达一种敬意，也因为它的块头太大了，在当时的公路上堪称巨无霸。

　　3

　　王子开领导着已更名为济南汽车制造总厂的工人们，一鼓作气生产出一千五百辆“黄河”，全部发往部队，以解国防之需。

　　黄河滚滚，车轮滚滚。从某种意义上说，各种型号的黄河重型卡车，改变了共和国的建设速度，演绎了建设者创造的激情。

　　作为对他们创造了“黄河”的奖赏和鼓励，当然也是一种重托，一九八三年，国家给“济南汽车制造总厂”挂上“中国”的牌子，成立了“中国重型汽车工业公司”。

　　一九八九年末，再次升格为“中国重型汽车集团公司”，下属六十三家加工配套的企业，这些企业分布在山东、陕西、重庆、浙江、江苏、河北、新疆等十四个省市和自治区，有职工十万余人，一个名副其实的重型汽车王国。

　　然而，这是一个消解神话的时代，大有大的危险。许多年前，有泰坦尼克号的沉没；许多年后，有美国通用汽车帝国的倾覆。

　　大，还能带起一股风，跟的，追的，捧的，打的，眼红的，眼热的……重型卡车属于生产资料，而生产资料就是用来赚钱的。既然生产“重卡”能赚钱，谁不想上啊？我们不是有句名言嘛：“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当时的社会思潮就是“跟着感觉走，抓住梦的手……”于是，中国的重卡业以超过实际的能力高速发展。但脚步却不是“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而是越来越沉重，越来越惊恐。因为眼馋中国市场的还有外国人，大批国际知名品牌的“重卡”若洪水猛兽，汹涌而进。

　　不光眼热，连头脑也发热的人们，似乎忘记了一个普遍规律：物极必反。天有不测风云。果然，市场急剧紧缩，原材料涨价，成本和成品价格关系严重扭曲。在价值规律和优胜劣汰的生存法则的双面夹击下，管理体制与经营理念又严重滞后。

　　重卡业终于盛极而衰。表面上看是起因于现实，实际却沉积于历史。原因多方多面。

　　拥有“黄河”的金字招牌，曾经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重汽集团，竟也江河日下，危机重重。国家的企业，危机多重都不怕，怕的是被揭破盖子。

　　盖子不揭破就不是危机。

　　像“中国重汽集团”这样的超大型企业，没有足够的能量不敢碰它，更甭想能揭开它的盖子。偏巧，具备软实力的《经济日报》，就有这个能量，又有这种胆识，以软碰硬，以柔克刚，在“中国重汽集团”成立十周年大庆的前夕，发文揭露它弄虚作假，游戏数字，表面上实现利润两千万元，实际却亏损近十亿元。

　　半年后，一份题为《重汽管理混乱，陷入困境》的新华社内参，摆到了国务院总理的办公桌上。内参里揭露重汽亏损八十多亿，有些公司已经连续十三个月发不出工资，且管理混乱，违法乱纪严重。

　　更因职工人数众多，加上家属有数十万人，涉及小半个中国。以前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重汽”，如今却有可能成为“中国生气”，或“中国泄气”，存在着巨大的社会隐患，形势非常严重。

　　当年“黄河”车诞生的时候国家领导人亲手抚摸它，表达了一股喜爱之情。如今的国家总理却为这个企业拍了桌子，表达的是一种焦虑，或许还有愤怒：一个企业竟亏损这么多，还胆敢虚报利润！

　　二〇〇〇年七月二十六日，朱镕基总理主持国务院办公会议，鉴于“中国重汽集团”的根基以及大本营一直在济南，“黄河”牌重型卡车是中国汽车工业的一个里程碑，它不仅是重卡业的一个标志，也是共和国成立以来一个标志性的文化符号。于是国务院办公会议决定将“中国重汽”下放给山东，进行重组，希望能绝地再生，重振雄风。

　　4

　　由中央审计署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联合组成了四百人的庞大审查团，声势赫赫地进驻中国重汽集团，一边检查审计，一边落实国务院关于重组中国重汽的方案。

　　这给整个集团乃至济南市带来一种强烈的震颤，当然也有恐慌和不安。且不说心里有鬼、手脚不干净将成为审查对象的人，即便是普通职工的前途也充满了变数，集团在陕西、重庆、湖北等西部地区的公司全部下放给地方，原有的十万职工至少要减掉三万，剩下的七万中还要有三分之二的人要下岗离职……

　　重组，是为了重生。

　　要重生就得先死过！而此时“重汽”，比死还难受。

　　一个极其沉静的夜晚，死寂般的黑暗掩住了惶遽和躁动。集团下面一个子公司沉寂多时的扩音器，突然响了，传出了一个年轻而激昂的声音，在东一句西一句地诵读《凤凰涅槃》：

　　古有神鸟，名曰凤凰。五百岁后，香木自焚，火中更生，永不再死。火光熊熊，香气蓬蓬，火便是你，火便是我。流不尽的眼泪，洗不尽的污浊，浇不熄的情焰，荡不去的羞辱。死了的光明会更生，死了的宇宙会更生，死了的凤凰会更生，我们也会更生，一切的一切都会更生……

　　中国重汽是凤凰吗？还是在寻找能够拯救“重汽”的凤凰？

　　中央四百人的调查团已经架起了大火，就是希望能找到在烈火中重生的凤凰。

　　或许整个山东省，也在寻找一只这样的凤凰。

　　中国的组织方式一直信奉这样一种原则：“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尽管我们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干部队伍，此时若想找出一个能救活“重汽”的人，似乎真比找到一个活了五百岁的凤凰还难。不是难在现实，而是难在人们心里：“重汽”真的能重生吗？有多少人真的相信凤凰涅槃的神话？

　　心里没有底是一回事，毫不含糊地执行国务院的决议又是另一回事。经过千挑万选，组织部门和省里的头头们绞尽脑汁，过了筛子过箩，最终选定了一个人。

　　确定了这个人以后，他们越想越觉得这个人最合适。

　　他叫马纯济，一个“纯粹的济南人”。当过工人，后上大学，学的专业是锻造。当过班组长、车间主任、厂长、党委书记、局长、区长，现在是济南市副市长兼经委主任，年仅四十七岁，前途无量。

　　此时他带着济南市十几家特大型企业的一把手刚出国三天，一个电话就被叫了回来，不是回济南，而是到北京，由国务院委派的负责人和山东省委的领导共同向他宣布了新的任命：济南市委副书记兼中国重汽集团党委书记。

　　“济南市委副书记”的头衔是提拔、是温暖、是支持，是给预留的一条后路。可消息传开，群众却在议论，市委副书记不过是个诱饵，是个名义，实际就是让他干“重汽”的事。

　　马纯济从没跟“重汽”搭过界，更没有把“重汽”遭审计要重组的事跟自己联系起来，而上边偏偏就选中他来收拾残局……为什么是他？始终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这时候人们最容易想到的一个词，就是“命运”。经典哲学家有一种说法：“运气——常常是所有伟大事物必不可少的标志。”

　　这里所说的运气，似乎专指重汽和山东省而言，不管将来如何，眼下终于有了个牵头的人，可以揽起“重汽”这一摊子惊动了中央的大麻烦！

　　对马纯济来说，恐怕恰恰相反。至少周围的同事和亲友没有人认为他碰到了好运，若说运气不济还差不多。他本来仕途顺畅，这回闹不好要断送大好前程。因此，除去上级领导和擅说官话的人，几乎听不到赞成和鼓励他去上任的声音。

　　而当事者马纯济，从接到任命的那一刻起，几乎就没怎么说话，既显不出有什么异样的兴奋，也不特别沮丧。对周围的一片反对声，也始终不吭不哈，不顺从，也不反驳。

　　世上有一种很难的智慧，叫沉默。对不能说的一切都保持沉默。

　　他对“重汽”一无所知，对未来心中没底，此时只要一张嘴，说出的必然是不该说的话。凡是不能说的，就坚决闭紧嘴巴。对于可以说的东西，也不必争一时的短长，早晚都能说清楚。于是关心他的人更着急了，纷纷猜测：他到底是什么态度呀？去还是不去？

　　马纯济不说，不等于心里不思索。任命已下，根本不存在去不去的问题，他不会因别人过去的失误和愚蠢，影响自己选择的勇气和决心。

　　去收拾“重汽”这个大烂摊子，焉知不是命运对自己的惠顾？人活几十年，能干成一两件事就是幸运。去“重汽”就称得上是这样的事，正是命运专为他安排的事，或许是对他的一种成全，也未可知。

　　值得背水一战，即便为此会丢掉一切既得的权利和安逸。他甚至有些急不可耐了。他很想做好准备再上任，可是不走进“重汽”，就无从准备，无法准备。

　　在一个普通工作日的早晨，他走向中国重型汽车集团。不巧的是正赶上下大雾，须臾便不见了城市，不辨天日，令人迷离，神思恍惚。

　　或许这场大雾正是冲着他来的，“前程原似雾，何必太分明？”

　　可等他来到“重汽”，想不“分明”都不行了。在浓雾中集结着一大片黑乎乎的硬块，挡住了大门，阻断了道路。他们都是“重汽”的职工，或坐或站，在大雾中如漆如铁。他们的静穆，比吵闹更可怕，也更具震慑力。

　　他们不想闹事，也没有闹事，只提出了一个最基本的要求，而这个要求恰恰是集团上下人人心知肚明，却又没人管或谁也解决不了的问题——请公司支付拖欠的工资，他们要吃饭。

　　马纯济曾动用全部想象力，揣度谁都曾经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的“重汽”，究竟困难到了什么程度？却还是没有料到自己上任第一天竟遭遇这种场面。说也奇怪，就在这一瞬间，他悬了许多天的心忽然落地了，种种的忐忑不安一扫而光。“重汽”都落到了这一步，任何顾虑和包袱都没有必要了，也不怕再丢什么，只有放胆一拼。

　　即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哀兵必胜！

　　马纯济高声招呼大家，别在这大露天里待着，快进屋，有没有大点的会议室？窗户门都打开，坐不下就站着，总比顶着大雾好啊。也好让我能看清大家的脸，大家也能看见我的模样，咱们才好谈事。他这一番话，立刻把现场那股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化解了，大家纷纷起身拥进办公楼。

　　有人向马纯济解释：听口气你就是新来的书记？大伙儿可不是冲着你来的，谁都知道你也够倒霉的，人家牵驴你来拔橛儿。

　　马纯济笑笑没有吭声，心想倒霉就倒霉呗，你们还不是更倒霉？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倒霉蛋真豁了命，往往要比受宠的人更有爆发力，能量也更大。

　　大会议室里安静下来，大家的目光像箭一样都射向马纯济，有愤怒，有哀怨，有绝望，也有恳求……他简短地介绍了几句自己，就切入正题：我不认为这是对我的下马威，而是在我来“重汽”的头一天给我上了一课。干企业就得动真格的，至少要挣出足够的真金白银养活自己的职工和家属。你们都是“重汽”的有功之人，即便说得难听点，没有功劳也是有苦劳的人，公司拖欠你们的工资就错了，害得你们想用这种方式拿到工资就更是错上加错。从今天起，“重汽”的事情由我负责，你们找我算找对人了。经过中央的核查审计，凡“重汽”以前欠下的账，我都认，都会归还。但今天我还两眼一抹黑，身无分文，请你们给我点时间，短了三个月，长了半年，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交代。在这期间，因为生病或其他特殊原因日子真过不下去的，公司得保证活命的钱，不能真让人吃不上饭。

　　有人冒叫一声：你不骗人？说话算数？

　　我和你们都到了这步田地，还用得着谁骗谁吗？骗你们还不如骗我自己，或干脆不来蹚这个浑水。马纯济在心里提醒自己，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实事求是地对待自己的历史和灵魂……

　　5

　　该看的看了，不想看的也看到了；想听的听到了，不想听的话也听到了；原本既不怵场又不糊涂的马纯济，此时脑子里却有点乱，像塞了一团乱麻。

　　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面前摊开一张白纸，把眼前碰到的所有难题都写下来，按轻重缓急排出顺序，把自己能想出来的解决办法也写出来，这些办法的可行性如何？有什么利弊？一条条地也全都写下来……

　　他用这种办法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将脑子里的一团乱麻理出头绪。从他走进“重汽”的那一刻起，从四面八方、各种角落，或明或暗的有数万双眼睛无时无刻不在盯着他，观察他的每一个动作，揣摩他每一个细微的表情变化，然后就不知会生出什么传言，传出多少闲话。所以，他必须先把自己的魂儿定住。

　　眼下最急迫的是稳住人心。当前职工的情绪一触即发，谣言满天飞，听风就是雨，惶惶不可终日。老处于这种状态，“重汽”就不可能走上正轨。

　　可怎么才能稳定人心？

　　——最现成的就是狠狠地处理一批人，敲山镇虎，有的人也确实够刀了，审计团掌握了大量的真凭实据……

　　但，此是下策。犯法的自当由法律部门去管，那不是我该想的事。处理一个会引起一片恐慌，人人自危。我最需要做的是留住人，留住“重汽”的人气，这才是最重要的。眼下不是要处理一大批人，而是要保护一大批人！

　　要留住人先得留住心。还有什么办法能稳定职工情绪呢？最稳妥有效的应该是恢复生产，一开工干活儿，企业就有生气，职工自然就会感到有了奔头。现在相当多的人是对“重汽”的生死心里没有底。企业大发展，困难再大也是小困难；企业小发展，困难再小也是大困难；企业不发展，才是最困难！

　　怎样才能让企业恢复生产，让职工感觉到“重汽”将要大发展呢？

　　——钱！

　　说来说去又绕回到钱上来了，没办法，任何一个好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三大要素：资金、人才、产品。

　　而资金排在头一位。资金链一断，企业就必然会陷于瘫痪，就如同“重汽”现在的样子。可到哪里去弄到钱呢？

　　在山东是不可能再借到能让“重汽”活过来的资金了，以前该借钱和不该借钱的地方全借过了，又都是光借不还。如今债主们都快急疯了，恨不得把“重汽”给拆巴了，能抢回多少是多少。谁还会、谁还敢，再向“重汽”解囊？

　　马纯济认定，有一个地方能贷到第一笔救活“重汽”的钱——北京。

　　“重汽是”“中国重汽”，别的单位可以不管，国家不能不管。你就是叫我去讨饭，不还得给个碗吗？怎么也得给根打狗的棍子吧？你不让我把企业救活，亏损的那百八十亿可就永远打水漂了，那也是国家的钱。你再贷给我点钱，我把“重汽”盘活，不仅把所有亏损都补回来，还可以再给你挣回双倍的乃至三倍、五倍的钱。

　　他走出办公室，恢复了标志性的从容和温和，找到财务部的负责人宋其东：我明天一早去北京，你给我准备四百块钱。

　　宋其东像突然牙痛，神色扭曲，一脸的不自然，眼睛躲避着马纯济的目光，嗫嚅道，马书记，真对不起，现在我手里连五十块钱的现金也拿不出来。

　　自以为在“重汽”无论再遇到什么事都不会吃惊的马纯济，却还是愣住了。堂堂十万职工的“重汽集团”，毕竟家大业大，纵使千难万难，就是砸锅卖铁也不至于难到连四百块钱的出差费也拿不出来啊？

　　但他转而一想，曾经家大业大过的“重汽”，资产总额一百三十七个亿，可现在负债一百六十八个亿，即使不再过日子，把锅都砸了，烂铁也得先归债主们。

　　马纯济突然笑了，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哈哈大笑。笑后他说，我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有想到来“重汽”工作还要自己带足出差费。好了，你甭管了，我自己解决。

　　回到办公室他就拨了一个电话：光西吗，我已经到“重汽”来了，独马单枪。你也来吧，这儿的财务穷到底儿也乱到家了。

　　电话那一头的“光西”，就是山东企业界著名的财务奇才王光西，有“活财神”的美誉。他倒也干脆，略一沉吟就答应了：好，你等着，半小时内我准到。

　　6

　　宋其东觉得无地自容。

　　其实这些天来他一直在为钱的事发愁，按理说新的一把手上任，无论如何他都该准备下一点钱，不然新书记来了怎么开展工作？但他没想到马纯济会来得这么快，还没容他主动去汇报，竟找上门来……

　　人家都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么大一个“重汽集团”，再怎么穷也不至于拿不出四百块钱的出差费呀？不要说别人不相信，就连他这个管钱人都觉得这不是真的，闹不好人家还误以为是他故意刁难，诚心让新来的书记难堪。

　　万般无奈，明知希望不大，他还是跑到跟“重汽”还不算闹得太僵的一家银行求救。没办法，这个时候还能拆兑到点钱的地方，就只有银行了。银行的员工看到他，如见灾星进门，或掉头装看不见，或看见了装不认识，搞得他十分没趣。这却怪不得人家，是“重汽”拖累了银行，欠人家的那几个亿若真的成了坏账死账，也会影响到银行员工的业绩。

　　宋其东找下边的人没有用，就直接去找行长。有人挡驾，说行长出去了。他说我等。挡驾者说，行长若在外边办完事不回来呢？宋其东只有苦笑，他进门之前先到后院，看见行长的车在，嘴上却说，行长总会有回来的时候，我就在这儿等着。

　　他傻傻地等了两个多小时，快下班的时候行长出来了：宋头啊，是给我还钱来了吧？这回可以把你的党票赎回去了！

　　宋其东还是只有苦笑。去年集团已经千疮百孔，快到年底时领导让他来银行弄点钱，好歹把年糊弄过去。他好话说尽，百般央求，见怎么都借不出钱，一时情急突发狠话，愿把自己的党票押在银行，如果不还款就等于丧失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按理说他今天真没有脸面再来见行长，可企业发展要紧，新书记的尊严和威信比自己的脸面更重要，他只有实话实说，我走投无路，不来求银行没有人能帮我。我是看新来的马书记行，说话办事都有点绝的，说不定真能让“重汽”起死回生。可他要进京，我这个财务部的头连他出差的钱都拿不出来！他进京干什么？还不是去找国家给“重汽”要钱、要政策吗？我实在是想不出别的招了，才来求您无论如何再帮我们一次。

　　一次？你摸摸胸口有多少次了？每次都说能还款，可老也不还。上次你真以为是把党票押在这儿就值那么多钱？告诉你吧，我是同情你这个人还不错，打交道这么多年没有多少坏毛病，眼看着你一个四十岁刚出头的人，只几年的工夫就弄成了一脑袋白头发，好像“重汽”这些年的难处，全顶在你脑袋上了。

　　宋其东满脸苦涩地胡噜胡噜自己的满头白发。他方腮阔嘴，本来有一张宽和而不失刚毅的脸，如今却显得全无锐气了。行长突然流露出一种同情和善意，上次我之所以还贷给你款，是因为你帮过我。

　　宋其东不解，随后晃晃脑袋，以为行长又在拿自己开玩笑。

　　行长却是认真的，你看，连你自己都忘了，你说过一句对我们很有用的话。当时我问你，“重汽”本来就那么乱，中央审计组来到后过了筛子过箩，你这个财务部的老人，怎么就没有一点事，我问你干财务的有什么诀窍能够洁身自好？你当时说，干财务的千万不能把钱当钱，要把钱当成产品，就跟车间工人天天接触汽车零件一样，就不会起贪心。谁会偷个汽车零件回家？我把你的话讲给我的员工听，银行的人天天跟票子打交道，经常有大把大把的票子从自己手上过，如果把这些票子看得跟自己钱包里的票子是一样的，时间一长不产生错觉才怪呢。一有错觉，就要真出错了！

　　宋其东一看机会来了，赶紧抓住：行长，既然您觉得我这个人还可以，就以我私人的名义求您再贷给一点，我以自己的全部人格担保……

　　唉呀，你这个人怎么这样？说你呼哧你就喘上了。这是两码事，你脑子里就光有你的单位，就不替我们想想？再说你的党票还在我这儿押着，拿什么保证你的人格？你们“重汽”还有格吗？一个小扒鸡店，你们都欠了人家六十万！你说说，扒鸡店里又不生产汽车零件，跟你们搞重型卡车的八竿子也打不着，怎么还会欠人家的钱呢？你的格儿在哪儿了？

　　那是过去的事了，那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您就好事做到底，再帮我们一下。

　　不行，你们已经重组，新领导已经到任，我可以暂时不逼账，想再要贷款没有门儿。

　　无论行长怎么数落，宋其东都老老实实地听着，不管多难听都认头，可就是不抬屁股，丝毫没有要离开银行的意思。行长的唾沫星子都快耗干了，心里转而开始佩服他，就因为有宋其东这样的人，“重汽”还真是有希望。一个企业不可以没有这样的人，勤谨可靠，忍辱负重，认准是自己的责任便死缠烂打，不折不挠。

　　这种人代表着企业品格中的忠诚和坚韧。

　　7

　　马纯济是从企业里干出来的，积多年管企业的经验，深知财务管理是一条独线，任何企业只要管好钱，就等于管好了一半。所以他上午到任，下午就急不可耐地打电话邀来王光西，这位“活财神”正是马纯济的老同学，也共过事。

　　更为重要的是，马纯济在前半生的学习和工作中，结交了几个人，他们形成了能干事的男人间的一种特殊默契。平时大家并不怎么亲密，一旦谁有困难发出召唤，被召唤的人不管位子多好、收入多高，立刻放弃，投奔过来共患难。

　　实际上马纯济放下电话没有一会儿，王光西就到了。两个人关门谈了一个多小时，然后王光西就来到财务部，调出“重汽”的所有账目便一头扎了进去。他读最枯燥的账本，就如同“武侠迷”读金庸，津津有味，重要的内容过目不忘。

　　王光西有两大特点，一是个头很大，却总是衣冠不整，穿着随意，再好的衣服一到他身上，就有点济公味儿，其言谈神情也容易给人以恍恍惚惚、神不守舍的感觉。据说这是为了掩饰他头脑的极度精明，用山东话说叫“装憨”。第二，他对数字格外敏感，重要的数据听一遍或看一遍就能记住。为了防备过于依赖记忆力误事，他身上永远都带着个小本子，凡是他认为有用的东西随时都记在小本子上。

　　他用了一夜的工夫，待天亮后走出财务部的时候，对“重汽”眼下的财务情况已经了然于胸。吃了点东西，找了个暖和地方睡了一觉，醒来后骑上一辆破自行车，下去挨个公司转。他要验证现实中的“重汽集团”，跟账面上的“重汽集团”是不是一致。

　　两天后马纯济从北京回来，在党委会上推举王光西担任主管财务的副总裁兼总会计师，从今后“重汽”所有开销，只有王光西一支笔签字有效。

　　王光西既不兴奋，也不谦让，他眼光散漫地做了个简短的表态。但说出的话却像刀子，一刀一刀将包裹着“重汽”的糙皮、厚皮和烂皮都剥了个精光，呈现出一个真实而条理分明的财务状态：现在压得我们喘不上气来的，是五大债务，其中有四项快闷成火药桶了，闹不好会爆炸。第一项债务，拖欠职工工资，最长的十四个月，除去销售公司，剩下的所有人多多少少都拖欠，一般欠一年左右，共四点四亿。第二项，欠养老社会基金和公基金，大体有十四个亿，这是非还不可的。第三项，欠高息集资款三点六亿，都是个人的钱，债主们正在闹事。第四项，欠职工药费一点七亿，有一部分火烧眉毛了，有的可以再缓一缓，我有细账。第五项，欠银行和财务公司从社会上借的款，共一百零四亿，这一项可以拖一拖。但也有人欠我们的钱，比如拿走了车没给钱，我大概拢了拢，不会少于一个亿。就是在我们集团内部也苦乐不均，销售公司吃肉，卡车公司能啃上骨头，而集团在上边却连肉味也闻不到！

　　第二天，他在办公楼最底层的把角上腾出一间屋子，里面放了一张一头沉的小桌子，桌上摆着个破算盘、一支笔、一个做样子的账本，外面挂上“总会计师办公室”的牌子。由于大家都知道“重汽”的开销完全取决于王光西的一支笔，所有债主就都奔他来了，只要他一露面，屁股后头就跟上一大帮人，他的办公室从早到晚关不上门……

　　但经过几天的围追堵截和死磨硬泡，债主们还见不到真格的，就按捺不住了，有人开始摔摔打打，见什么抢什么，更多的是堵着他的门口甩闲话：你没钱到这儿来干吗？你不是活财神嘛，现在不就你一个人掌握着“重汽”的财务大权嘛，你就说痛快话吧，欠我们的钱到底打算怎么办？

　　这些人平时听的见的传的多是集团里最消极的东西，他们除去发牢骚骂大街以外，还反映了许多问题，有道听途说的，也有真贴点谱的，对王光西的触动不小，凡有用的情况他都一一记在自己的小本子上。看看火候闷得差不多了，便很难得地睁大眼，挺直了腰：你们想听我说话了？

　　你说吧，可得说真话，不能拿虚的假的糊弄我们。

　　好，真话就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自古来天经地义的事，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国，还能改了这条规矩吗？但是我刚来，你们怎么也得给我点时间。不错，以前有人高抬我，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活财神”，这就说明我不是真财神，真财神一转念、一张嘴钱就来了，我得去活动，活动得好才有钱。你们天天围着我，不让我出去活动，不让我下班，我怎么想办法给你们弄钱去？再这样下去我被你们困成死财神了，看你们的账还找谁要去？还有人砸我算盘，摔我账本，抢招待所的米面，“重汽”现在叫人扒得光剩下裤头了，我不再叫王光西，从进“重汽”的那一天就成了王光腚！

　　本来激愤填膺的债主们哄一声全笑了：你说怎么办？我们不找你找谁去？

　　对，现在就只能摁着你这个坟头哭了……

　　你们找我没有错，我也没说不管哪。可实话说，还你们的钱从哪儿来？咱们的企业资不抵债，外边又欠了满屁股的债，再想还从外边借钱是难上加难，只有让企业开工，公司一有生机，我就可以弄来钱，花谁的钱都不如花自个的钱好使。现在我就跟你们交个实底，在“重汽”所有的债务中，欠自己职工的债排头一号，只要我弄到点钱就先还你们的账。你们天天缠着我也没有用，不如改为一个月来一趟，一个月我向你们汇报一次进度。我估计最长半年，就能开始还你们的钱，至少也会给你们一个还钱的进度表。我现在都是王光腚了，用不着瞒着掖着，跟你们没有一句虚的，你们要相信我，咱们就定这么个君子协定，欠你们的账包在我身上。你们要不信，就还这样耗着，耗来耗去谁吃亏，你们自己去想吧。

　　他用自己的智慧吸引了债主们的火力，而且他的“活财神”的名号也调动起债主们的希望，暂时稳住了骚动的局面，让集团的核心人物腾出手脚去谋划“重汽”的再生大计。

　　8

　　但凡能够成就一番伟业的人，不是他本人有三头六臂，而是他有一种气脉和磁场，能在自己身边聚集起精明强干的“四梁八柱”。

　　来“重汽”十七八天了，马纯济没有真正睡过一个踏实觉。不是全无时间，是睡不着，所以在感觉上就跟十几天没睡过觉一样。可他全无倦容，别人绝对看不到他打哈欠或闭眼打盹，相反倒总是一副睡眠充足、精神抖擞的样子。这或许是得益于他有一张微胖的团脸，肤色白皙，容易给人以富态的感觉。

　　其实他真正的危险，恐怕正是越焦虑越劳累会越胖。

　　他给自己下过一道指令，时时处处都要保持一种精神，不发脾气，不垂头丧气，不说大话也不说泄气话，无论碰到什么困难也不能从自己嘴里说出没办法、干不了的话。领导者的状态和自信非常重要，一把手状态不好，没有自信，企业就甭想干好。

　　由于集团的摊子太大，下面的情况太乱，每天都有新情况要汇总。而他眼前的工作方式就是回答问题和提出问题：解答下面给他提出来的各式各样的问题，然后再给下面出题。下面的人遇到难题必须向他要答案，也很愿意知道他又在给“重汽”出什么题？

　　所谓高层管理“高”在哪里？还不就是解决难题、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高一些。

　　一开始是出于情势所迫，每天晚上集团的几位领导都要碰个头，渐渐竟形成了一个惯例，集团的领导、各部门负责人以及下面子公司的一把手，每天晚上十点半开碰头会。这个会如果在十二点结束，还会有人觉得不过瘾，一般是在凌晨一两点钟散会，有几次竟开到天亮，散会后吃点东西直接又去上班了。这么辛苦的会，可大家都乐此不疲，原因是每次碰完头都会装了一脑子新东西，心里有了方向，身上有了劲儿。

　　马纯济还要三天两头往北京跑，凡是他要进京的日子，碰头会都会在凌晨两点前结束。因为他要在两点钟出发，赶在北京的机关一开门上班，他就进去了，唯有这个时候找人最容易，办事效率最高。他是宁早勿晚，有时到得太早就在机关大门外等着人家上班，也曾给人家的一般干部买过盒饭……

　　俗话说苍天不负苦心人，何况“重汽集团”上面顶着的“天”是国家和国家的银行，更不会见死不救。马纯济利用国家安置下岗职工的政策，从北京借到了五千万元。虽然这点钱对于负债累累的“重汽”来说，如同杯水车薪。但它至少是有了启动资金，只要让“重汽”的车轮滚动起来，下面的事情就好办了。

　　他带着这笔钱当天又赶回济南，这本来是自集团重组以来的头一件大喜事，完全可以张扬一番，用它救急，既是一桩功德，又可为“重汽”的新领导班子树立个好口碑。马纯济却不动声色，只在碰头会前把王光西找来了，将钱交给他。

　　王光西竖起大拇指，你真厉害，这就好办了！

　　马纯济嘱咐道，好办什么？传出去只会让债主们来抢破脑袋，什么事都干不了。你可别把它当芝麻盐撒了，暂时不要声张，我们先得用它开工生产。

　　放心吧，我明天就用它给你换一个整数回来。王光西冲着马纯济竖起一根食指，然后把左腋下的一大捆纸递过去，这是你要的名单，我估计至少还能再收回一个亿，你恢复生产的那些计划可以开始了……

　　9

　　这天晚上的碰头会一开场，大家就感到气氛不一样，跟着马纯济一同进来的还有四个外人，两位穿着检察院的制服，另两位穿着公安局的制服。

　　马纯济倒还是那副笑模悠悠的样子开口了：我来“重汽”十好几天了，有人反映我太软了，一个坏人也没有处理，用的也还都是老人。我不是搞运动来的，我的责任是恢复“重汽”的活力，使其再辉煌起来，处理坏人是法律部门的事情。企业是理性的，企业越大，越需要更大的理性，好企业的优势就在于理性。而只要企业有问题，也可以说就是一把手的问题。人们都喜欢说，人无完人，可当个企业的一把手，还真不能出问题。大失误不行，小失误也不行。一个企业的好坏在班子，一个班子的好坏看班长。每个一把手，当然包括我在内，你就得把自己公司的问题当成你自己的问题。大家一定会奇怪，今天我们集团内部的碰头会怎么来了检察院和公安局的同志，我把这四位同志先介绍一下，让你们认识他们，说不定以后还会打交道……

　　他依次介绍完客人，然后把王光西给他打印的那一大卷子纸，在中间的大桌子上摊开，足有三米多长。他话锋一转：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是集团下属企业的名单，有子公司，子公司下面又有孙公司，子子孙孙三百多个。而每个公司差不多都有自己的小金库，不要以为这是什么秘密，党委接到很多举报，小金库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天知地知，尽人皆知。以前的“重汽集团”之所以有今天的惨败，就在于集而不团！小金库违背了国家财务纪律，因此党委决定，从现在起各单位的小金库一律上缴集团财务部，五天内不缴的，以后就由检察院找你了。

　　会议室里极其安静，四位执法人员目光平和地打量着参加会的人。凡有小金库的人，都有点坐不住了……

　　马纯济继续说，通过集团重组，大家都应该强烈地感受到“重汽”是一个整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哪个下属单位想一枝独秀都是不可能的，大树一倒，根一断，所有枝叶都不能不枯萎。因此党委决定从现在起，“重汽”的所有资金由集团统一管理，统收、统支、统贷、统还，所有开销由集团总会计师一支笔审批……

　　一向不急不躁、线条绵软的马纯济，突然现出强势和铁腕的一面。所有参加会的人都对他有了新的认识，这一手可太厉害了！

　　10

　　王光西选了个大债主——中新银行，“重汽”欠他们二十五个亿。电话打过去，信贷科长提前站在大门口迎候，让银行的职员们好不诧异，不知这个穿着随便得还像没睡醒的大个子是什么重要人物？

　　信贷科长直接把他让进贵宾室，先为他沏上茶，然后喊出行长，冲王光西打个招呼就要离开。王光西却留下了他：怎么我一来你就走，躲我？

　　信贷科长赔笑：哪能呢，您是大名鼎鼎的活财神，是我们银行界的贵人，特别是您现在掌握着“重汽”的财权，以后“重汽”欠我们的贷款就得指望您了。

　　那就坐下咱们一块谈谈这事。

　　有行长就行了，行长怎么吩咐我就怎么干。

　　话是这么说，办跟办可不一样，你拖上几天再办或干脆拖着不办，不还得再罚我往这儿跑吗？忘了过年的时候我送给你们的对联了，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工商银行，支持我们工作的坚强后盾是信贷科长！现在咱们三头对面，行长一点头你就办了，我顶多耽误你们一刻钟。

　　行长冲信贷科长打个手势：你坐下好好听听，长长见识，我做梦都没想到“重汽集团”能这么快就能还上咱们的贷款，王总果然是活财神！行长先装傻堵上王光西想借钱的嘴。

　　真正的财神爷是你们，我们不过是为你们打工。听行长的口气是不指望我们还账，这二十五个亿你们真的不打算要了？

　　别，我可没那么说。实话说吧王总，这笔贷款收不回来，我这个行长恐怕也当到头了，而且受牵累的还有别人。真要有那一天，你们“重汽”可在我们行缺大德了！

　　这个我知道，你们放心，欠你们的钱一定会还的。马纯济从未坑过人，我也没坑过人，你们不信吗？

　　我们信，可你们的工厂到现在还没动静，各银行也不会再贷给你们钱，你拿什么还我的账呢？

　　你说到点上了，这样耗下去是死棋一盘，你的贷款也肯定会黄。可我们不想守着死棋，国家也不答应，一定会让“重汽”活过来，现在是万事俱备，就差一笔启动资金……

　　行长陡然变色，我知道你的来意了，王总你饶了我吧，“重汽”欠我们那么多，一点不还，还想再从我这里贷钱，打死我也不敢。

　　贵宾室里的气氛僵住了。王光西把眼光转向信贷科长，科长也赶紧移开自己的眼睛，起身为他的茶杯里加水。

　　王光西有意让这种该死的僵局持续下去，看看行长有些忍耐不住，准备起身送客了，他才开口：行长别把话说得那么死，咱们也别光想着那二十五亿，活活地被它憋死。那都是老账，我再说一遍，只要马纯济掌管“重汽”，我当总会计，这账一定会还。咱们现在换个思路，重新开始一个项目的合作，比如以前银行支持企业和国家重点项目，有个“押一借二”的办法，我在你这儿押上一块钱，你可以借给我两块，眼下咱们还能不能使用这个办法？

　　行啊，没问题。行长答应得很干脆，因为他知道“重汽”眼下拿不出钱来。

　　王光西又叮问一句：你肯定？

　　当然，这种事能开玩笑吗？

　　好，一言为定，等我们一缓上劲来就先归还你们的贷款。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五千万的银行本票，递到行长面前，这个押在你这儿，你说话算数借给我一个亿。

　　行长吃一惊，这么快？怎么可能啊？你们是怎么从北京弄到这笔钱的？

　　行长啊行长，你是管钱的，可不能掉在钱眼里光看到钱。这说明国务院对“重汽”的信心和支持，别忘了，“重汽集团”的前边还打着“中国”的旗号，国家重组它就是要扶持它重生。我也说实话，我拿着这五千万到哪个银行都能借到一个亿，但你们是“重汽”的大债主，以前老“重汽”拖累了你们，让新“重汽”还你们这个情。

　　好，我定了。行长把本票交给信贷科长，嘱咐说：给王总办吧。

　　11

　　马纯济之所以喜欢不断地给下边出题，是想借这种方式打开局面。

　　他刚到任，不可能对“重汽”如此复杂的情况，在短时间里就能掌握透彻。下面对他的信任也还没有建立起来，出题比下任务好。

　　考对方也是考自己。

　　可下面的人宁愿理解成是对他们能力的一种测试，谁愿意让新来的一把手觉得自己不称职？如果你一次答不好，两次答不好，到第三次你自己就不好意思再占着茅坑不拉屎了。更何况通过重组，许多人心里都憋着一股劲，不愿意“重汽”完蛋，更不想自己被淘汰，所以都不遗余力地要答好马纯济出的卷子。

　　负责生产的常务副总经理王浩涛，本来就是个拼命三郎式的人物，在马纯济上任第三天给他出了一道题：能不能尽快地拿出个方案，根据当前重卡市场上流行的车型，改造“重汽”的老产品。记住，不是另起炉灶设计新车型，而是在老产品的基础上改头换面或脱胎换骨，跟上市场流行，满足市场需求。

　　没问题，市场的情况都在我肚子里装着哪！王浩涛最讨厌说不行。

　　马纯济真想再问他一句：既然市场在你肚子里装着，为什么还生产那么多卖不出去的车？但他终于忍住没有问出这可能会让王浩涛感到难堪的话，只是阐明了自己的市场观，一共三句话：

　　先有市场，后有企业。

　　只有市场，才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但市场风云多变，唯善谋者得之。

　　王浩涛为难地说，要开工生产总得有点启动资金，可我们眼下恰恰缺钱哪，买材料、修设备……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

　　马纯济说，启动资金的事我负责，你只管出方案。

　　其实那个时候他对能不能搞到钱心里也没有底，如今他上任还不到二十天，王光西用“押一借二”的办法从银行搞到一个亿，收缴下面的小金库又得到了一亿二，启动生产、逐渐恢复一个大型企业正常的经营秩序，已经没有问题了。

　　王浩涛和卡车公司的总工程师严文俊，半个多月来几乎就没怎么离开过办公室，太累了就趴在桌子上打个盹儿。他们好几次都想喘口大气，却就是不敢松这口大气，自己知道只要一松气人就拾不起个来了，必须一鼓作气把方案拿下来。

　　眼看就大功告成了，王浩涛凌晨一点多钟从总部开完碰头会回到办公室，却看见严文俊又打上地摊了，把图纸资料摊了一地，神色甚是焦急。他以为出了什么大的漏洞，经打问才知道原委：刚才严文俊发现老产品的改造方案中有个技术环节不牢靠，需要做些修正，可就是找不到一个必需的数据资料。

　　王浩涛提醒他，这个问题以前我们也讨论过，在生产“黄河8×8”的时候……

　　哦……对啦！严文俊恍然大悟，起身回自己的办公室去拿资料。

　　他的办公室和王浩涛的办公室隔着一道玻璃墙，由于他脑子全在那个技术细节上，把玻璃墙当成了门。又因心急，动作过于猛烈，竟一头将玻璃墙撞碎了还全然不觉，他没有丝毫停顿地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翻找到那份资料，转身再次从破碎的玻璃墙洞里走过来，直奔铺在地上的产品改造方案。

　　被这一幕惊呆的王浩涛，看见他满头满脸都是血，赶紧拨打“120急救中心”的电话，然后从严文俊手里抢过图纸说：这个问题我来解决，你先去医院看伤。

　　12

　　在藏龙卧虎的中国重汽集团里，还有个不能不提的人物——王文宇。

　　其父王玉瓒乃张学良的警卫营营长，是打响西安事变第一枪的人，带兵“捉蒋”之后东躲西藏了许多年。以至于让另外一个人误以为他早已被秘密处决，在新中国成立后便放心大胆地冒领了“捉蒋”的功劳。直到当年跟周恩来一道处理西安事变的叶剑英发现当事人不对，亲自给辽宁省委书记黄学东写信，查找王玉瓒下落，并称其“爱国，正义，有功”。王玉瓒于是才得以重见天日。其子王文宇也才有机会考上大连工学院机械系，毕业后被分配到西部“大三线”，进山、钻洞地干了不少年。

　　当时毛主席曾说过，大三线建设不好他就睡不好觉。以后他老人家睡好觉了，可从内地调往大三线里的人又睡不好了……王文宇命运的改变也像他的父亲一样是在西安。一九九〇年他出任陕西汽车齿轮厂厂长，此是中国重汽集团的下属厂，五年后调到集团任副总经理，主管销售。

　　其人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在性格上也秉承了乃父一些老军人的习性，不会打扑克、不会打麻将、不会下象棋、不抽烟、平时也不喝酒，全部爱好就是本职工作。马纯济在上任之初，同样也给这个“卖车大王”出了一道题：

　　销售公司有一千六百人，每年只能卖出去四五千辆车，最多也没有超过一万辆。你想过没有，如果我们每年生产四五万辆，乃至十万、二十万辆车的时候，你怎么办？难道要组建一个几万人的销售大军？

　　王文宇一愣，看着眼前这位白面细目的一把手，心想“重汽”什么时候能造出那么多车啊？但他能看那么远，敢想那么远，说不定真是“重汽”的福星，手握起死回生之术？

　　马纯济见他不吭声就继续提问：不说世界，只说中国，目前的公路总里程是多少？

　　一百五十多万公里。

　　卡车的销售总量是多少？

　　一百多万量。

　　马纯济轻叹一声：太惨了，我们还占不到市场份额的百分之一。可我们是重卡业的龙头老大，理应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除去产品自身的原因，我们在销售上也有很大的局限，你卖车这么多年，对市场很熟悉，对全国各地各种卖车的人也很熟悉，想请你做个调查研究。第一，目前我们只顾适应市场，老跟在市场后面跑，却越跑就越跟不上，能不能改为经营市场、引领市场，我动，就是潮流在动；我在，就是潮流在。第二，怎么经营市场？建立销售网络，由我们自己卖车变为网络销售。网络包括哪些内容？经销商、改装厂、维修站、售后服务站以及4S店，这个你最清楚了，包括整车销售、零配件供应、售后服务、信息反馈。第三，你那一块的主要工作，是将卖车变成为网络服务，你觉得怎么样？

　　王文宇腾一下站了起来：好，“重汽”有救了！你要我什么时候交卷？

　　一个月。因为一个月后我们就将陆续有三到五千辆新卡车下线，你在销售过程中逐渐实现前面我说的三个转变。

　　啊？车哪？现在还没一点动静，一个月就能造出过去一年的产量？刚被激励起来的王文宇，忽然又有点泄气，觉得这个马书记深不可测，竟辨不出他是在变魔术，还是在开玩笑？

　　马纯济果真笑了，放心吧，我们就是造卡车的，到时候一定有你卖的车，就怕你卖不过来。

　　13

　　又是一个碰头会上，马纯济的目光似乎格外锐利，扫视着疲惫的同事们，有人从进屋一落座就闭上了眼，抓紧时间打个盹儿。

　　他尽量把声音压低、放轻，想让那些困得实在熬不住的人继续睡，讨论一旦涉及谁负责的问题，谁自然就会醒来：我知道，天天夜里碰头把大家都累坏了，可眼下是非常时期，每天都有新情况需要商量，一时半会儿这个碰头会还取消不了……

　　不管他声音放得多轻，只要他一张嘴说话，所有到会的人立马都精神起来。好嘛，漏掉这个会上的内容，就少知道许多重要信息，无法了解“重汽”眼前的整体情况，明天该怎么干心里也没有数。

　　马纯济的声音继续像大明湖的泉水一样，缓缓地向外流淌：已经有人总结我的工作路数就是爱出题。我的责任就是发现问题，提出一个问题，带出一种理念，提供一种思考方式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发现问题，才能激发创意。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调查研究，从明天开始，重组后的“重汽”要恢复生产，进入一个大企业正常的运营状态。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可大家的眼光提出了一个相同的问题：恢复生产？干什么？

　　马纯济斩钉截铁：拆车！

　　拆车？拆什么车啊？

　　马纯济苦笑：真是奇怪呀，在党家庄占地五百公顷的超大型停车场上，放着五千辆“重汽”自己生产的车。我来“重汽”后第一次下去就看到它了，可这么长时间从没有人跟我提到过它，不管我们亏损的数字多么吓人，欠了别人多少债，以及逼债的闹出多少事，大家似乎都对那五千辆重型卡车视而不见，没有人意识到它的存在，那可是一笔巨大的资金呀！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那些车已经报了产值，属于过去，与现在的“重汽”无关了。

　　立刻有人说，那车可不能拆，那是好车呀，一拆准有人骂我们是败家子！

　　放在那儿任凭风吹雨淋、太阳暴晒，让它锈坏了烂掉了，就不是败家子吗？我烦恶那个大停车场，我们不去开创市场，却建个大停车场，好像我们的车造出来不是为了到公路上跑，而是为了停在自己的院子里。它是一种羞辱，一个失败的见证，见证了以前“闭门造车”的恶果！我的想法是不光拆车，将来还要拆那个停车场，那么好的地方，市区边上，九顶山下，位置好，风景好，名字也好，党的家，党的庄子，如果开发好了价值连城。

　　马纯济还很少这么慷慨陈词，赢得了很多人的响应。

　　也有人问，把那些车都拆了怎么办？

　　浩涛和卡车公司的严工搞出了几套方案，拆下的零部件进行清洗检测，不合格的重新打磨加工，凡合格的按方案中的设计组装成新的车型，这是目前市场上正流行的车型，文宇已经发下大话，装出多少他负责卖多少。现在大家就来讨论这件事。

　　一开工就要用钱哪……

　　王光西答话：钱我筹了一点，保证恢复生产没问题，谁用多少报计划吧。

　　14

　　“重汽”一恢复生产，氛围大变，连厂区的味道都不一样了。

　　好看的场面也多起来。

　　在总装配线上，一个叫和光的小伙子，发疯般地不知连轴干了几个昼夜，当他亲手装配的第三百辆车下线的时候，他突然坐在地上哇哇大哭起来。

　　班长问他怎么了，他说太累了。班长朝他屁股踢了一脚，你个熊包，累了就歇一会儿，要不躺下睡一觉，哪有一个大老爷们儿累了哭的？活像个老娘们儿！

　　班长正数落着却发现和光打起了呼噜……

　　15

　　这些天，无论马纯济走到哪里，已经领到工资的职工们看到他总爱问同一句话：马书记，下月还能如数领到工资吗？

　　他也以相同的话回答：放心吧，既然是月工资，从今后就会按月发。

　　有兴高采烈说些感谢话的，也有不少人嘴上不说什么，可那眼神分明告诉马纯济，并未将担心全放进肚子里。

　　马纯济感慨万千，“重汽”的职工是世界上最好的职工，明明是他们应该到月就拿的工资，你拖了很长时间才给人家，人家还会感谢你。只有把企业搞好，才是对职工最大的关心。

　　一批好事的债主们，拿到钱之后在王光西的办公室门上贴了一份更名告示：“鉴于王光腚说话算数，认真还债，经债主委员会研究决定，自即日起，准其改回老名字王光西，也可重新使用老外号活财神。特此公告。”

　　16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十六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来山东考察国有企业的发展态势，在一个跟企业家的座谈会结束之后，把马纯济叫到眼前问道：据说你们“重汽”亏损八十多个亿，可是真的？

　　朱总理态度温和，但口风凌厉。

　　马纯济非常紧张，来不及多想便据实而答：不是真的，比这个数大得多，经中央审计署核查确定之后是一百零四亿。

　　朱总理似乎有些意外：一提到亏损别人都往少里说，你怎么往多里说？

　　马纯济的汗下来了：不说实话不行啊，今天跟您再不说实话，还要等到什么时候说呢？不过请总理放心，自我接手后，“重汽”的事情就都由我负责，包括债务，我们不会再这么亏损下去，所有欠债也都会归还的。

　　朱镕基总理以特有的锐利眼光看着他，半天没有再吭声，似乎是在考量眼前这个临危受命的马纯济……忽然，朱总理起身离座，对马纯济说：谢谢你能跟我说实话，这让我对你的承诺也有了信心。来，我们合影留念。

　　此时，马纯济已浑身透湿。

　　17

　　本来只有三十多岁的蔡东，戴着一副与他的性格十分相配的深框眼镜，益发显得持重内敛。大半天来他就这么趴在图板上埋头工作，陆陆续续会有人进来向他请示或询问技术上的问题，他也多半只是动动身子，并不抬头。既然听声音就知道对方是谁，便省却了再交流目光。该他签字的签字，该他解答的解答，话语极其简练，能用一句话说清楚的绝不说两句。

　　马纯济坐在他斜对面，静静地观察了很久，在心里揣摩着眼前这个人，不论现在拥有多好的位子、多么地被看重，他心里都不是很快乐……越观察马纯济的把握就越大，估计十之八九自己今天不会白来这一趟。

　　蔡东一直没有抬头，却不等于没有看到屋里还坐着个人，这个人半天来既不靠前，也不说话，他所为何来呢？蔡东竟然也好奇地扬起脸来，见墙角的椅子上坐着个陌生人：您？

　　来者起身，含笑走到他近前：你好，老蔡！

　　蔡东心头一振。他习惯了人们称他“蔡总”、“蔡工”，看对方的年纪要比自己大得多，这一声“老蔡”，有尊敬，有客气，又有种伙伴般的随意。不禁问道：您是？

　　我是马纯济。

　　哦，马书记！蔡东肃然起身，伸出手去：您怎么到这儿来了？

　　能这么熟悉而顺口地喊出了“马书记”，就说明他一直在关注着“重汽”。马纯济看着他的眼睛，轻轻地吐出两个字：圆梦。

　　圆梦？蔡东大惑不解，眼睛也一直没有回避传奇般成了“中国重汽”的新当家人。

　　不错，我原本没有梦，到了“重汽”之后才有了一个汽车梦。我还知道，你心里也有一个汽车梦，所以找你来帮着我圆梦，圆我的梦，圆“重汽”的梦，也圆你自己的梦。

　　蔡东震惊，感动和欣慰多于意外。他是学汽车制造的，一九八三年来到“重汽”后成了汽车迷，有了汽车梦……可现实却使他离自己的梦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

　　直至两年前在“重汽”江河日下、濒临绝境时，他被这家大公司挖出来做了副总工程师。几个月前听到“重汽”重组的消息，心里还隐隐地有些痛，也有一种莫名的失落。

　　马纯济的突然造访，让他兴奋，心里涌动起希望。他请马纯济重新落座，亲自给沏上茶，像是很随意地问道：不知马书记的汽车梦里是怎样一番景象？

　　好，马纯济从心里佩服蔡东的精细和严谨，这才是他要找的总工。你既然想请人家回“重汽”，人家当然也要考考你这个一把手是什么成色？他喝了口水，缓缓说道，你这是考我，我在你这个汽车权威面前谈汽车，岂不是班门弄斧？但你既然问到了，不妨跟你交换一下想法。“中国重汽”是中国重型汽车工业的发源地，理应是重型汽车制造业的脊梁，创造出中国汽车工业的史诗……可它眼下的状态不能算是正常的。但我对“重汽”的未来有信心，我的信心来自对国家的信心。国家一定会崛起，这是毋庸置疑的，对吧？国家要崛起，经济必须崛起，经济要崛起，制造业必须崛起。而汽车工业，特别是重型卡车业的发达兴盛，将提升整个中国制造业的品质。因为汽车制造是一种综合性强、关联度高的产业，涉及计算机技术、信息化技术、钢铁、橡胶、塑料、玻璃、纺织等行业，还对石油炼制、电子、金融、道路交通以及市政管理等，都有重要的互动和影响。你想想，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重汽”只要有得当的人和得当的管理，还愁不能重振雄风吗？现在人们习惯谈机遇，何为机遇？机遇对于能够认识到它并能抓住它的人才是机遇。认识不到或认识到了没有抓住，就不是机遇。不知你是怎么看的，我觉得“重汽”的机遇来了，想请你一起来抓住它。

　　您想怎么抓呢？

　　如今的重卡市场上群雄角逐，想要赢得竞争必须形成两种优势，一是思想，也就软实力，要棋高一招。二是硬实力，产品领先，技术领先，质量领先，服务领先，主流产品做强，产品领域拓宽，拉开了与竞争对手的差距，还愁不能立于不败之地？

　　蔡东被感染、被打动，心想“重汽”可能真的等来了最适合它的领导者。马纯济的到来显然使一盘散沙的“重汽”重新凝聚起来，并有了自己的灵魂。他又问：您怎么会想到了我？

　　马纯济笑了，这还不明白吗？谁缺什么就会天天想什么，到处打听什么，我想到了你是因为“重汽”正需要你！现在“重汽”已上轨道，重生的大戏已开场，班子也配得差不多了，就差一个管技术的主角，所以来想请你出场。

　　蔡东嗫嚅，这是吃回头草，多少有些心理障碍。

　　马纯济摇头，大事面前不可书生意气，何况对你来说不存在吃回头草的问题，你根本就没有掉头而去。这两年来你敢说从心里真正放下“重汽”了吗？

　　蔡东眼潮，想不到马纯济会这么了解他。他就需要这个台阶：您想让我做什么？

　　我跟党委一班人都通过气了，将推荐你担任“重汽”的总工程师兼副总经理。我希望你快点到任，越快越好，有两项工作在等着你，已经迫在眉睫。一是设计新产品，一个生命力强盛的企业必须要有自己过硬的产品，和打得响的品牌。第二是跟瑞典的沃尔沃集团合资，要引进就选择世界上最好的。沃尔沃是欧洲最大的重型卡车制造商，拥有最著名的重卡品牌。我们引进一个产品就是请来一位世界级的老师。在全球化的今天，企业不走向国际将无法腾飞。

　　蔡东站起身：我今天交代一下工作，明天一早到“重汽”报到。

　　18

　　获得重生的“中国重汽”，此时既不缺方向感，又有了可信赖的领袖，剩下的就是“干”了。也唯有通过“干”，才能验证和体现前面的所有努力，以及企业的全部管理理念。

　　装配车间四百五十米的生产线上，有上百个工人在三十三个工作岗位上，每六分钟就下线一辆重型卡车，红的黄的蓝的绿的……不同品种、不同型号、不同配置，几乎没有重样的。他们同时可以装配二十七种车型。

　　这就是“重汽”的新章程：

　　零库存——再不需要党家庄那个巨大的停车场了。

　　先卖车，后造车——即没有订金不造车。面向市场，按订单生产。只要市场需要，就是一天换五十个车型，也必须满足客户的需求。

　　还有一条，不见货款不发车……

　　凡此种种，在国内重型卡车业当是首创，在世界上也不多见。

　　很快，民间就有了顺口溜，表达了一种欣喜之情：“远看像进口货，近看是中国车；打开车门往里瞧，竟然还是咱黄河！”

　　黄河12×12、黄河14×14、黄河少帅、黄河王子……被称为“中国重型汽车的神来之笔”。

　　紧跟着又开发出“飞龙”系列，先后推出一百多种车型。以“重汽”产品为标志的中国重型卡车，开始向人性化、舒适化发展。

　　从此，“中国重汽”走上了“生产一代、储备一代、开发一代”的良性运营秩序，源源不断地推出新产品，总能给市场和消费者以鼓舞，有更好的和更适合的新车造出来，等待你去拥有、去感受。

　　在这种大背景下，合资也见效果。被命名为“斯太尔王”的重型卡车横空出世，并随之开发出“HOWO”等七种“斯太尔王”系列，在中国重卡市场上一枝独秀，引领潮流。

　　人心大振，“重汽”一鼓作气又推出“豪沃”等新车，简直令人目不暇接……

　　有人打问：“豪沃”是什么意思？

　　工人解释说：这还不懂？“豪沃”就是豪华沃尔沃，“斯太尔王”就是世界王牌重卡系列里的王中之王！

　　19

　　同年的春节前，一月八日上午十点钟，山东胶州市湖州路小区的大门前，在一阵鞭炮声中迎来一队披红挂彩的“豪沃”重型卡车，共有十一辆，排成长长的一大溜。前面几辆塞满了小区里的通道，后面还七八辆阻断了小区外面的大街，一下子吸引了一大片人围着看热闹。

　　这竟是个迎亲的车队。

　　别人迎亲都时兴用小轿车，这位别出心裁的新郎是开重卡发财的个体运输户，灵机一动也就招呼了几个小哥们儿，开来一队新买的“豪沃”卡车，车前面系着红气球，一条条红丝带在车顶迎风飘舞，喜气洋洋地来迎接住在这个小区里的新娘郭姗姗。

　　20

　　或许有人不解，明明是中国车，为什么要起个洋名字？

　　在合资企业里，用谁的技术生产的车，就像谁生的孩子随谁的姓一样，自然而又合乎情理。其实，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名牌本就没有国界。

　　奔驰汽车并不只在德国生产，巴西、中国等世界各地也都在生产奔驰。

　　中国人喝的美国名牌产品可口可乐，就是在中国生产的。

　　瑞典的汽车名牌沃尔沃（Volvo）也不是来自瑞典语，而是取自拉丁字母，其意为“我滚——”。这个“滚”可不是“我滚蛋”，可以理解为“我滚动无前”！

　　行笔至此，也不妨回顾一下中国的“卡车史”。

　　一九二九年，张学良在沈阳迫击炮厂筹办汽车工厂，投资八十万大洋，两年制成“民生牌”载重一点八吨的货车。该车发动机、电气设备及后桥为外购，其余部件自制，可以说是国内正式生产的第一辆汽车。正准备陆续投产，“九一八事变”爆发，工厂被日军强占。

　　一九三六年，上海筹建了汽车工业公司，与德国奔驰合作，购买其图纸、设备，并聘请他们的技术人员，先由德国运散件来上海装配，然后再逐步生产零部件直到整车。确定商标为圆环内一个中字，名“中圆牌”，计划生产货车和公共汽车两种车型。不想爆发了“八一三”沪战，工厂被迫停产。

　　同年，一批制造业的仁人志士心有不甘，又准备在昆明筹建全国最大的中央机器厂，其中包括汽车制造厂，生产美国设计、试制的“资源牌”货车，计划月产百辆以上。不久爆发抗日战争，工厂落入日军之手。

　　又是日本……说起中国汽车工业的命运，实在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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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应该再罗列出另外一个时间进程表。

　　二〇〇一年——“重汽”出产的十五吨以上的重型卡车，占了中国市场百分之四十二的份额，二十吨以上的占了百分之八十。在中国的公路上，数“重汽”生产的重型卡车个头最大，数量最多。

　　这一年“重汽”销售收入六十二亿，开始扭亏持平。

　　当时经济界乃至整个社会，流传着一个著名的观点：“扭亏为赢，就是英雄！”

　　二〇〇二年——马纯济提出：“扭亏持平”是低水平，“重汽”的发展要的是高水平。

　　何谓高水平？怎样才能高水平？他要求一是管理要上水平，二是人员要上水平。管理的水平高低，需要考核才见分晓。没有考核的管理就是无效管理。

　　——考核像电，通到哪里，哪里亮。

　　而人员的水平高低，要看成效。让合适的人才找到合适的岗位，合适的岗位用合适的人才。人人都是人才，岗位最能培养人才。

　　世界上没有干不成的事，只有干不成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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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沃尔沃的技术价值，可以通过他们获取的一项项专利计算出来。

　　中国重汽集团也应该以自己的专利，培育企业核心技术，提高企业竞争力。

　　这一年，“重汽”集团从国家知识产权局，获得一百二十六项专利，平均三天获得一项专利。转过年来，获得一百八十多项，平均两天取得一项专利。

　　以后逐年递增……

　　“重汽”还明文规定，谁的发明创造，就以谁的名字命名，包括工人。

　　电焊工崔广辉解决了补焊的难题，使模具的寿命延长三倍。他发明的焊接法就被命名为“崔广辉操作法”。

　　“王九时操作法”是改进了大型橡胶波纹套的加工方法，每年可创造效益一百多万元。

　　这一年的四月，“重汽”的D12大马力发动机投入生产，填补了中国重型汽车发动机达到欧Ⅲ排放标准的空白。实现销售收入一百一十亿，上缴利税五亿。

　　至此，“重汽”人可以长出一口气了。

　　23

　　二〇〇二年一月十八日，是新的中国重汽集团成立一周年。于是有相当多人，酝酿着要开一个隆重的庆功大会，好好地放松一下，笑一笑，热闹热闹。

　　这个建议最后竟真的提到了马纯济的面前。

　　马纯济却甚不以为然，未加思索就嘲笑道：好了伤疤忘了痛，甚至伤疤还未好就把痛给忘了。你们说有什么功可庆？瑞典只有九百万人口，还不及我们一个山东省的一小半，却在文化上有个引领世界的诺贝尔奖，出了个世界级的大明星嘉宝，还培育出了沃尔沃、萨博汽车、爱立信通讯和伊莱克斯电器等国际知名品牌，成为世界上拥有跨国公司最多的国家。还有奥地利，世人尽知是世界音乐之邦，也能生产国际一流的载重车、越野车、牵引车和装甲运输车，出口到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工业强国德国就更不用提了，经济以重工业为主，汽车工业居首位，光是奔驰公司的年销售额就达到二千多亿美元。我们“重汽”的车还没有走向国外，就在国内卖那一二百亿，还值得一提？

　　兜头一盆冷水，把下边人都浇哑巴了。

　　有人很想辩白，你为什么非跟世界上的老大比，若是跟国内比，跟“重汽”的过去比，我们的功劳可就大了！但最终却没有人再吭声。

　　马纯济能如此想，应该是“重汽”的幸运。一把手的胸襟有多大，企业就能做多大。

　　马纯济略一思忖，忽然转换口气改造了下边人的建议：开个会也好，但与庆功无关，叫招商会，或者商务大会，将国内外的客户请来。我们现在有条件与国际接轨了，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处处有危机，世界上不可能再有太平天子。“中国重汽”要想强大，必须走向世界，要走向世界必须实施四个步骤，低成本、区域化、技术领先和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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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〇三年——“重汽”实现销售收入一百五十亿，每周都会有一两款新车型完成设计，开始接受“个性车”的订单。

　　二〇〇四年——这一年值得认真提一笔。“重汽”销售整车四万五千辆，收入三百亿，利税十七亿。另外，第一次出口整车近千辆，收入外汇一千二百七十万美元。

　　中国重汽集团的生产能力进入世界重卡业前十名。

　　当年的九月，在汉诺威国际商用汽车展上，十几位世界顶级重型卡车公司的总裁例行聚会，有位老总坐在马纯济对面发酸腔：“马先生，这次展会我们大家还能济济一堂，不知下一次展会时，我们中的哪一位就会被你给挤出局了。”

　　马纯济接口道：“我不想将在座的任何一位挤出去，只想给自己争取一块生存空间。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重卡市场，相当于日本和东南亚诸国的总和。我们拥有这么大的市场，而作为东道主倘若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岂不是很不公平吗？”

　　马纯济的话说过没多久，沃尔沃公司的十二名高级主管专程来“重汽”参观学习，这个举动对于欧洲重型卡车业的老大来说是不多见的。倘若他们没有感受到某种震动，甚至是压力，是不会花钱这么做的。他们都是世界重卡业的行家高手，上上下下仔细看完“重汽”的工厂之后，一定要请马纯济给讲一课，并再三追问：“你是怎么做到的？你的主要经验是什么？”

　　马纯济能对这些外国管理专家说什么呢？

　　世界王牌重卡企业来向他们学管理，这说明“重汽”的管理与世界上的哪一家大汽车企业相比也不差了，甚至强过他们。比如，“重汽”拥有全世界最完美的营销体系，销售、服务、配件、改装四项合一，及时而又可靠。在全世界有九百三十五家销售网点，每年都要派自己的技术人员，到国外去培训被“重汽”招聘的那些外国销售人员……

　　正如回到“重汽”一年后就被提拔为集团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的蔡东所言：刚引进斯太尔项目的时候，我们和国际重卡业的差距是天上地下，几年干下来，现在也不能说就没有差别，但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优势，完全可以平等地跟他们对话了。

　　马纯济考虑再三，对外国同行只能实话实说：“中国有句老话，叫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你们是我师傅，我是先把师傅领进门，然后自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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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马纯济获得了为世界重卡业巨头讲课的资格时，“中国重汽”的内部却产生了严重的不安，乃至整个集团又笼罩在一种忧虑之中。

　　这一年，中央出台了一个文件，明令禁止政府官员在企业兼职。

　　而马纯济就是地道的官员，他的第一个头衔是“济南市委副书记”。想要继续当这个在中国官场上已经不算小的官，就得离开“重汽”；若想留在“重汽”，就必须辞掉济南市委副书记的官职，不仅仅是断了自己的“后路”，甚至是失掉了大好的“前程”。

　　理论界把当前中国的社会现实分为三大块：官场（政治）、市场（经济）和情场（文化），而官场是强势。如果要别人替马纯济做出一个明智而又稳妥的选择，恐怕多是建议他去做市委副书记，在中国的传统智慧中这叫“见好就收”。当初他临危受命，随后就真的创造了奇迹，重写了“中国重汽”的历史。此时若选择离开企业重回官场，是一种凯旋，不仅上下都能理解，将来也必定会更受重用，在官场上会一路高歌前进。

　　如果选择留下，就放弃了安全牢靠的仕途，今后的命运将充满变数和风险。更重要的是，按目前的官场和市场习俗，当他失去了市委副书记的头衔后，会不会给他在“重汽”的工作增加难度？

　　如此这般，几乎每个“重汽”的员工都在设身处地地反复掂算着这个大难题，越掂算就越觉得不妙。曾经被惊吓过的“重汽”职工，不得不往更坏里想，现在刚刚上了轨道的“重汽”，如果没有马纯济会怎么样？

　　那就更难说了。因为一个企业的一把手太重要了，他必须有思路、有办法。别人可以没招了，就都去找他。但他不能没招，必须得给出办法。企业可以陷于困境，一把手则必须给企业找到一条走出困境的路。

　　——眼下“重汽”似乎就陷入一种精神上的困境，且看马纯济这个一把手怎么带领“重汽”走出困境？

　　一把手就是企业的胆、企业的天。

　　天无绝人之路。在一个小型的干部碰头会上，讨论完正事以后，马纯济轻描淡写地说“再啰嗦几句”：最近听说有不少人突然对中央文件格外感兴趣，还捎带着议论我的去留问题，替我出了不少主意。我谢谢大家的好意。但我已经跟组织部表过态了，哪儿也不去，就在“重汽”干到退休了。因为我对“重汽”有信心，留下来跟大伙儿继续做咱们的汽车梦。

　　在场的干部们突然起立，不同寻常地鼓起掌来。

　　这样的话只要他随便对任何一个人讲了，很快就能在整个“重汽”传开。第二天，整个“重汽”都安定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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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汽”的年收入还在不断增加，其数字的变化像变魔术一样令人称奇。

　　这一连串的数字变化，对中国的企业管理乃至经济学界，都有着怎样的警醒和启示意义？抑或是理论价值？

　　其一，生存就有危险，不发展就被兼并。失误就是自取灭亡。现在干企业，不允许有失误，大失误不行，小失误也不行。

　　其二，豁上身家性命能打造出一个成功的品牌，就算是幸运。

　　再用品牌体现企业精神。

　　其三，中国重汽集团再也失误不起了，企业和员工已经彻底丧失过尊严。败军之师更要言勇，才有今天的成就。他们的每一项决策，都是先由领导发现问题，或群众提出意见，交到干部层讨论，然后是领导层形成决定。在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发现不当之处，及时更正、补充。故多年无失误。

　　其四，大企业的从生到死，或从死到生，在数字魔方的背后是一种文化现象。

　　以前的漏洞有多大，也说明管理上的失误有多大；以前管理上的失误有多大，也说明管理上的潜力有多大。

　　马纯济也有他的说法：中国的企业管理不严密，空间都非常大，大起大落或大落大起，都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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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中国重汽集团承办的国际商务大会，吸引了二千余名中外代表，大家都想认识一下参与创造了“重汽神话”的老总蔡东，请他讲话。

　　蔡东平时做人很低调，他的全部激情似乎都用在造汽车上了。但盛情难却，好在一谈起汽车，他也不愁没话可说：大家还记得改革开放之初，有一个很霸道的汽车广告，几乎家喻户晓，叫“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就有丰田车”。中国公路上行驶的水泥搅拌车清一色都是日本产品。而且他们还小心眼儿，占着中国的道，赚着中国人的钱，还老想卡着你，让你永远落后于他，听命于他。终于，“重汽”完全具备了制造水泥搅拌车的技术实力，不干是不干，要干就大干。我们几乎又打了一个八年抗战，终于把日本搅拌车挤出了中国。他们主要是输在了文化上。现在是我们在主导自己的市场，任何别的车，包括国际知名品牌，都无法跟我们竞争。

　　大厅里一片掌声。蔡东的“八年抗战挤走日本车”一说，很给在场的人提气。有人不解，这个一向说话处事极其低调的人，今天怎么突然发狠放出了高腔？

　　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蔡东实际上还留了很大的余地。

　　二〇〇五年，“中国重汽”的产品除去满足中国市场需求之外，还出口苏丹数百辆重型卡车，其中包括水泥搅拌车。

　　二〇〇六年出口伊朗一万辆。

　　二〇〇七年出口俄罗斯六千辆。

　　蔡东领导的技术团队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为泰国政府设计出令他们满意的环卫车。

　　二〇〇八年初，当智利的公路上出现了中国重汽集团生产的重型卡车时，惹得看新鲜的圣地亚哥人一阵阵大呼小叫：“中国人来了，中国汽车来了！”

　　28

　　无论是金融界、经济界，还是企业界，没有人不相信这句话：“当今世界，是资本的江湖。”

　　所以，一个企业的价值，以及考核其干得成功与否，在于它能否上市，在哪儿上市。

　　企业的投资价值，取决于企业的价值。总说没有利益只有责任的话是愚蠢的，最好不说。

　　中国重汽集团于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在香港成功上市，吸纳资金九十亿港元。

　　二〇〇九年七月，拥有二百五十年历史、世界重卡前三强之一的德国曼公司（MAN），以五点六亿欧元（约合人民币五十三点九亿元）购买“中国重汽”百分之二十五的股权，成为“中国重汽”的战略股东，双方签署了长期合作协议。

　　如此，“中国重汽”的地位和分量，便与它的名字十分契合了。

　　29

　　代替无法分身的马纯济和蔡东，在香港领导和组织上市工作的是韦志海。

　　——重汽又冒出一员大将，此何许人也？

　　马纯济的“老副手”。

　　出国访问马是团长，他是副团长，马中途受命回国，他便接替马当了团长。马在担任济南市经委主任的时候，他是副主任，后来马来“重汽”，他又接替马当了经委主任。

　　韦志海本来在官场也有一个不错的前程，组织部已经征求过他的意见，有意让他去领导一个重要部门。偏偏此时接到了马纯济的召唤。企业界谁不知道上市太难了，大陆的企业到香港上市，就更是难上加难。不难马纯济能想到他吗？

　　他二话不说就赶来了。

　　有人问他：给官不当，你给马纯济当副手有瘾哪？

　　他同样以玩笑化解：还真叫你说对了，凡老马没当过一把手的地方我不敢去，只有当他的副手心里才最踏实。

　　韦志海精明干练，口才极佳，是“重汽”的“外交家”、“谈判代表”。二〇〇九年初，他奉命到北京参加一个投标会。

　　共和国六十年大庆，北京要举行大阅兵，自然需要一批重型卡车。国内来了十几位汽车厂商的代表，个个意气张扬，信心十足，似乎志在必得。

　　韦志海坐在后面像个局外人，饶有兴趣地看着别人发言。直到所有人都讲完了，大家的目光才开始转向“重汽”的代表，等着他表态。他轻轻一笑，神色谦恭，语气刚硬：能中标参加国庆六十周年的大阅兵，是极大的荣誉，是重要的机会，但更是责任，一个中国企业的责任，一个中国公民的责任。所以我要当仁不让了，我不说别人的车不行，就说只有我的车行。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汽车的魂儿是芯片，目前在中国只有我们的车，用的是自己的芯片，别的条件先不说，仅仅从安全可靠这一点考虑，谁能跟我们比？从一九六〇年朱老总为我们生产的第一辆重型卡车命名为“黄河”，“重汽”的产品就有了浓重的军工色彩，国庆三十五周年时邓小平同志阅兵，用的就是我们的车。为国庆六十周年阅兵提供用车，我们同样是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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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〇九年早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后的第二天上午，国家主席胡锦涛来到山东代表团参加讨论，山东的代表们站在门口迎接。

　　胡主席一眼看见马纯济，便走过去低声问道：听说你现在是世界第一了？

　　马纯济一惊，急忙解释：仅仅是产销量排第一，去年整车销售十一点二万辆，收入五百二十亿，出口整车一点八万辆，创汇五点七亿美元，今年的前两个月也都是第一。这并不说明我们最强，是世界经济下滑，把我们给突出来了。在重卡的质量和技术水平上，我们跟世界第一还是有些差距的。

　　胡主席频频点头，流露出一种欣赏：你这话是实事求是的。

　　一个月后，胡主席又特意到中国重汽集团视察……

　　31

　　在中国，一个企业能做到像“重汽”这样，一个企业家能做到像马纯济这样，应该说是很风光了。马纯济似乎仍没有时间彻底放松精神，好好地高兴一番、庆祝一番，随即就投入跟德国曼公司紧锣密鼓的合作谈判之中，并最终取得圆满成果。

　　很显然，这是“重汽”成全了曼公司对中国市场的渴求，但“重汽”也需要这种合作。不是因为钱，而是看中了曼公司在全球最好的两项技术：设计技术和发动机技术。

　　或许马纯济希望在今后的某一天，能理直气壮地告诉国家主席，“中国重汽”无论是重卡的产销量，还是制造技术和质量，都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

　　所以，马纯济经常挂在嘴边的是：“我们现在全部任务就是两句话，一句是为了可持续性发展；第二句是为了企业的长治久安。”

　　这两句话听上去很普通，更像套话。这也正体现了马纯济的精到和智慧。他结合企业实际，经过深思熟虑形成的思想认识，一定要用安全稳妥的“中央通行语言”表达出来。然后不断地重复，让部下慢慢地从这些类似的套话中咂摸出不同寻常的深意。

　　比如，怎样理解他说的“可持续性发展”呢？中国真正的百年企业很少，百年大企业就更是凤毛麟角。为什么？这取决于文化，特别是制度文化和经济文化。企业发展有自己的轨迹，只有按轨迹运行，才能形成深厚的企业文化，再由企业文化促进和保障企业的长期稳定和发展……

　　他是有原则，且以原则为大的人。将执政党和国营的优势发挥到极致，然后再将市场的优势也发挥到极致。

　　正因为此，才会有人说他跟总经理蔡东是“绝配”。其实他跟王光西、王文宇、韦志海等等不也都是“绝配”吗？

　　正因为他有原则，下边的人跟着他才有安全感，所以在他的身边高手云集。

　　也正因为此，才有今天“重汽”和所有“重汽”人的成功。企业家的命运不是孤立的，一定要在时代的背景下发光。

　　一个人在一个时代中迸发出光芒，其实就是这个时代的光芒。

　　2009年冬 蒋子龙文集.12，人物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