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传记通常需“双向选择”，传主选择做传人，作家选择传主。居功至伟，被尊为国家路标和界碑的“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中国最早的女院士”何泽慧、“中国力学之父”钱伟长、“主持了十五次核试验”的邓稼先、“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等诸多科学巨匠的传记，竟都出自祁淑英先生之手。被这些影响了历史的天才人物选中的作家，该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先说她写的第一部“巨人传”：《钱学森》。最早选中她的并不是传主，而是国家。一九九三年底，中央发文号召全国向五个先进人物学习，其中有唯一的科学家钱学森。花山文艺出版社顺势邀请刚退休的老记者、老编辑祁淑英为其立传。而传主本人却不同意生前立传。本来是“双向选择”的事情，一方不配合，如何能“传”得成？恰恰是多年的记者生涯帮了她的忙。祁淑英在先生魏根发的陪同下，采用了“曲折迂回”、“扎根串联”的办法，先从自己认识的科学家入手，继而采访了何祚庥、于光远、傅承义、朱兆祥等科学界的名家，由他们引荐采访了钱学森的同学，走进了钱学森亲自创建的力学研究所，所里为祁淑英百折不挠的精神所感动，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而后他们开始占有各大图书馆和大机关资料室里与钱学森有关的资料……历时近两年，她成了“钱学森资料大全”。西安交通大学的钱学森图书馆得到消息后，专程赶到她家中把全部资料复印收藏。

　　《钱学森》于一九九七年九月出版。十月末钱学森夫人蒋英，约请祁淑英夫妇来家做客，很动情地对他们说：“我连夜读完了这本书，读着读着就哭了，读完书竟哭湿了两条毛巾。里面有好多细节我都忘记了，你们是怎样挖出来的呢？”当时钱学森健在，夫人的这番话可以理解为他们认可了出版社为他们选择的做传人。临别时祁淑英恳请夫人对书提些批评或建议，夫人说：“如果再修改，把学森晚年进行的复杂艰巨系统和大成智慧学的研究成果补充进去，就更完整了。”

　　于是《钱学森》一书有了后来的修订版，更名为《钱学森传》，获中国图书奖。祁淑英获“优秀传记文学作家奖”。因为书上只署着她的名字，而书稿的完成却是夫妻二人的“流水作业”，她写出一页，魏根发先生在后面连誊清带修改。魏先生是高级编辑，退休前为河北省广播电台文艺部主任，写一笔好字，无论毛笔、硬笔。二位可谓伉俪偕行、珠联璧合。受《钱学森传》成功的鼓舞，两人一鼓作气，用同样方法又完成了《邓稼先传》、《钱三强传》。

　　同样是被祁淑英的诚意和文字所感动，“几十年来从未接受过任何记者采访”的钱三强夫人、已九十六岁高龄的何泽慧老人，竟邀请她和先生在二〇〇七年中秋夜到家里品尝月饼。好情致，好氛围，亲切而温馨。老人娓娓话旧，深意款款，一切都水到渠成般地开始了《何泽慧传》的采写……就这样祁淑英好像总是能机缘巧合，一“传”引出下一“传”，写了一“传”又一“传”，用十五年的时间完成了六位科学大家的传记，堪称皇皇巨著。

　　在敏感多事、聚讼纷纭的现代社会，文字争端剧增，作家们谨小慎微地躲避着“真人真事”，害怕“触雷”。祁淑英却不躲不闪，直面最为敏感的高端功勋人物最真实的生活，却无一本传记引起过麻烦，反而连连获奖，好评如潮。这就是她做传的最大特点，对传主怀着一种真实自然的崇敬来做传。在这个流行“戏说”、以“雷人”为时尚的娱乐时代，她做的是“史传”，以史实为根据，为传主立正史，写出他们的生命史、事业史、家庭及情感史。她的文字敢于面对传主、面对社会、面对历史的考量。

　　也只有这样才能写出大科学家的“大”，以及他们“大”在哪里、为何能“大”。从大处着眼，从细处落笔，生动地还原每一个传主横空出世时的国际大背景。比如袁隆平“杂交水稻之父”的称号，是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印度农业部长斯瓦米纳森在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上喊出来的，并郑重地向各国专家介绍说：“袁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给世界带来福音。”其后袁隆平获国际“拯救饥饿奖”。美国前总统顾问帕尔伯格在颁奖会上对他“隆”起为世界顶端，表示了由衷的钦服和感谢：“袁的研究成果击退了饥饿的威胁，他正引导我们走向一个营养充足的世界。”

　　钱学森何以被人誉为“中国导弹之父”？他和晚一些的钱伟长同是世界航空航天领域的元老冯·卡门的学生和同事，曾参与设计了美国第一枚“下士”导弹，对“二战”的胜利做出过贡献。钱学森“用脑子记下了几个大箱子都装不下的资料和数据”，当时的美国海军次长金波尔有句名言：“钱学森无论到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的兵力！”但他还是把钱学森说“小”了。钱学森回国领导研制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和导弹，打破了国际上的核垄断和核讹诈，其作为和贡献才称得上是伟大和不朽。钱三强夫妇也如此，曾留学法国十一年，先是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得意门生，后成为他们的得力助手。他和夫人何泽慧博士共同发现并解释了铀的“三分裂”、“四分裂”现象，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妇”。一九四八年回国时，约里奥先生为表达对他们的支持与友谊，“将若干个保密的核数据和一包放射源赠送给了钱三强”。他们也为自己的国家购置了第一批核物理实验设备，参与领导和组织研制了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第一枚氢弹和第一枚战略导弹……这样的功勋、这样的人物，才配得起一个“大”字。

　　这些中国的科学奇才有个共同的特点：家学渊源，在国内受了良好的教育，出国则师从当时世界上的顶尖人物。从世界尖端回国后，为国际大势所逼，民族急需，举国重视，在他们所从事的领域帮助落后的祖国跟上世界尖端，成就大国地位。“伟大的代价是责任”，民族和国家的急需，会使人崇高。祁淑英借几部科学家的大传，勾勒出了能毁灭地球数十次的核威胁的由来：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六日，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就在同一天，美、英、苏三巨头聚在一起召开了著名的“波茨坦会议”，用丘吉尔的话说，“杜鲁门像换了一个人，告诉俄国人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操纵了整个会议。不可一世的斯大林竟都接受下来”。三个月后在五国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更加蛮横，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嘲讽他：“国务卿先生，你的口袋里是不是装来了一颗原子弹？”贝尔纳斯却有恃无恐：“如果你还继续延长时间不谈正事的话，我就从口袋里拿出个原子弹叫你尝尝！”人造的原子弹，主宰了人类的国际事务。当苏联也有了原子弹后就更牛了，赫鲁晓夫竟在联合国的讲坛上公然进行核恐吓：“我的核按钮在陪伴我讲演，我的氢弹、原子弹在为我伴奏。”

　　一九五三年，约里奥-居里夫妇托中国放射化学家杨承宗带口信：“你回国后告诉毛泽东，要反对原子弹你们自己必须拥有原子弹。”就在当年，一次毛泽东在向钱三强敬酒的时候下达了命令：“到时候了，我们也要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没有这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如古人所论，有非常之势，然后有非常之人；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当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周恩来发出的第一声感慨是：“现在是应该扫清一切自卑感的时候了。”原来在没有原子弹前，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一直不能真正挺直腰杆。陈毅元帅说得更痛快：“有你们这些科学家撑腰，我这个外交部长就好当了！”至今，这些科学巨匠们创造的业绩，不还在实实在在地支撑我们的大国地位吗？

　　不能不相信，伟大人物的产生是可遇不可求的，充满天启。那个时代需要巨人，就迎来并创造了自己的巨人。他们的精神却不只温暖和照耀了那一个时代。祁淑英对传记文学的贡献，就是写出了传主的文化史。“三钱”同为五代吴越王钱镠后裔，此一脉群星璀璨，还有钱玄同（钱三强之父）、钱穆、钱钟书等鸿儒硕学。钱学森远行前，其父塞给他一张纸条做礼物，上写：“人，生当有品，如哲、如仁、如义、如智、如忠、如悌、如孝！吾儿此次西行，非其夙志，当青青然而归，灿灿然而返。”这很像诸葛亮式的“锦囊妙计”，成为钱学森的座右铭。后来因为要坚决回国被关进美国监狱，在大牢中他朗声抗辩：“家父告诉我说，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美国人不解其意，他就可以从容地讲出自己的道理……

　　钱伟长保存的《钱氏家训》中也有类似的内容：“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持躬不可不谨严，临财不可不廉洁；处事不可不决断，存心不可不宽厚。”邓稼先出身世代书香门第，其六世祖邓六如被人推为“清朝第一人”，其父邓以蜇是现代著名的美学家和美术史家，终生从事文化教育事业，对邓稼先自小进行了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培养了他忠正纯良的品格。为了造出原子弹，他没有讲出任何理由就失踪般地离开了百般恩爱的妻子和一双年幼的儿女，隐身大漠二十八年，再见到亲人时已经因核辐射患上绝症。古人云：临大险而不惧，圣人之勇。邓稼先率领的原子团队，被称做“满门忠孝！”人们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现代词汇来称颂他们。没有单纯、善良和忠诚，就不会产生伟大。“满门忠孝”是一种真正的伟大，这种伟大不是让别人感到渺小，而是让所有人都成就伟大。当核试验成功起爆的那一瞬间，随着大地沉闷地抖动，邓稼先绷紧的身躯却晕倒了，然而他生命的金字塔，却高耸入云！

　　由此可见，文化培养巨人，只有重视文化才能产生巨人。这些科学巨匠生命饱满，人格健朗，就像爱因斯坦评价居里夫人一样：“第一流的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与成就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也往往取决于品格的程度。而且他们的品格将偕同他们的成就一起流传于后人。”或许正是得益于此，祁淑英立传的这些科学家们，都拥有美满的家庭和婚姻生活。而婚姻，“是所有文化的起源，也是顶峰”。

　　一代才女何泽慧，终生都牢记还在当姑娘时外婆对她的嘱咐：“作为一个女人，这一生之中要守住一个人，守住一个家。”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她是第一，钱三强是第二。然而在事业上要自己发现自己，在婚姻中要被对方发现。美满的婚姻就是被爱情圣洁化，被生活牢固化。培根有妙论：“一切真正伟大的人物，没有一个是因爱情而发狂的人。”爱就是确信，美满的婚姻就是以整个人生为目标，让婚姻成为两个人一生的凯旋门。

　　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是毕业于巴黎大学，师从居里夫人研究放射性物理学，回国后却成为著名政治家的许德珩的长女。他们的结合简直是“一桩美丽的故事”……在邓稼先“失踪”前，他每天晚上都骑着自行车到公共汽车站接下班的妻子，风雨无阻。他的解释是：“伴侣者，伴旅也！人生旅途上相依相伴。这是一种特殊的缘分，就应好生珍惜，细心维系。”后来有了一对可爱的儿女，每天对着他不知要喊多少声“好爸爸”、“好好爸爸”。他曾对友人说：“二人相爱无以言叙，可叙之爱是有限度的。”美满的婚姻就是“经常恋爱，而恋人不变”。他用自己的婚姻证明，爱是一种旅程，一种行动，一种聚合力，一种创造力。

　　蒋英是民国时期军事学巨擘蒋百里的千金，以一首钢琴曲为钱学森送行，可谓一曲“订终身”。爱是选择，不仅是选择对方，也是选择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钱伟长与夫人孔祥瑛则在战乱年代经历了生死恋情，让一生的相濡以沫有了一个传奇般的壮丽开篇，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袁隆平的父亲是国民党高官，母亲乃大家闺秀，精通英语，可想而知在他的前半生经历了多少坎坷，受到了多大的屈辱！夫人邓哲是始终陪伴在他身边的“贤哲”，处于低谷时劝慰他：“自古来只要真的怀才，就不会不遇；有搞杂交水稻的抱负，就一定能搞成。”袁隆平功高盖世时，夫人更显“贤内助”本色，不然像他这样一个多才多艺、内心豪华的人，怎么还能过着“老农一样的俭朴生活”？百万奖金分文不取，全部用来奖励青年科学家。难怪周围的人称颂他们是“天下最投缘的结合”！

　　祁淑英的笔墨是“从感情上认识伟大的人”，使传记充满情致和色彩。这是因为她自己就婚姻美满。她信仰文字，而丈夫是她终身的粉丝、助手、合作者，很多时候还是她的主心骨。美满人写美满人，收获美满。这些传记作品让她的写作生涯变得丰赡厚重、多姿多彩。

　　2012年5月 蒋子龙文集.12，人物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