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作家和企业家的关系异乎寻常地亲密起来。各地纷纷举办作家和企业家的见面会、联谊会、研究讨论会等等。作家喜欢接近和了解企业家，已经不单单是为了获取创作的素材，更多的是作家本人精神、感情和思想的需要。怀着尊重、钦佩、好奇，也许还有羡慕的感情，从企业家身上获得社会信息、生活信息以及当今世界上使作家感兴趣的各种各样的信息。毋庸置疑，企业家主宰或领导着当今物质生活的新潮流，作家想知道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今后还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如果感到眼花缭乱，无所适从的时候，想从企业家身上获得一种“坚强激素”。

　　我想企业家大概也怀着许多同样的感情来跟作家打交道的，我有不少朋友是企业家或者叫企业管理工作者。他们喜欢跟我交往，却不希望我去写他们；我也有自知之明，不到万不得已不会用笔去给他们帮倒忙。这就引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一个是搞物质产品的，一个是搞精神产品的，是什么力量把他们吸引到一块来的呢？

　　古人讲：“同气贤于同义，同义贤于同力，同力贤于同居，同居贤于同名。”对于国家兴衰的关心，对于民族的未来的责任感，对于现状的不满足，对于自己事业的进取心，是作家和企业家联谊会的精神纽带。作家和企业家结成“同气”般的友谊，是一件好事、乐事、幸事，让社会理想和各自的精神境界都以促进历史前进为目的。《徐官古今印史》是这样解释“气”字的——“气，小篆本作，气为火所化其出必炎。上故像炎上之形，凡求气者必于上，固借为求气字。”中国当代一位未来学家把同气者称为“追求高尚的升华的境界方面相同的人”。用这种解释比喻作家企业家联谊会，我想是不算过分的。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作家和企业家面临着一种共同的挑战。这挑战是什么？有人说是贫穷和经济落后，我们五十年代喊一穷二白，六十年代喊穷，七十年代更穷，到八十年代还是这么穷，而且讲起穷来脸不变色心不跳，顺口而出，名正言顺。有时甚至拿穷作为挡箭牌，当做一种推脱责任的遁词。近四十年摘不掉穷帽子，一个穷字喊了几十年，这件事本身还不够令人深思的吗？也有人说缺乏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北京一个有名的化工厂，二十年前完全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二十年过去了，还是老样子。这能怪设备吗？我们盲目引进，食而不化，上当受骗，被人卡脖子的事情难道发生得还算少吗？

　　我认为在各种各样的挑战之中，最紧要的是对人的挑战，对人的素质的挑战！没有具有现代化素质的人，实现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去年美国国会提出一个报告，呼吁美国是一个处于危机中的国家。其根据就是美国中学教育质量下降，十几年以后美国人的素质将会不适应美国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可见他们多么重视人的质量，老有人报忧，让大家保持清醒的头脑。日本人是善于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然后加以吸收消化，继而超过老师。但是，他们更重视人的现代化。日本战后连肚子都吃不饱，经济基础并不比我们好，却提出一个口号——是出口还是死亡！从全国各地集中了大批优秀人才，发展摩托车、照相机等，很快占领了国际市场。

　　匈牙利事件之后，卡达尔集中了全国的专家、学者，提出四个改革计划，交全国人民讨论。选中了一个计划，家喻户晓，进行“没有痛苦的改革”。也就是说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十几年来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效。新加坡一九六八年才开始搞，十来年时间成为东亚的四小龙之一。我们随便举出几个外国人统计的数字，看看人才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原子能发电为例，全世界有二十五个国家，一共建成了二百八十二座原子能电站，发电能力一亿七千四百万千瓦，约占世界总发电量的百分之九。这里面大概没有我们一座，连台湾都有四座核电站，印度靠引进也有一座核电站，其中第四座核电站是用他们自己的技术建造的。不要小瞧印度，它就是把我们当对手的。实事求是地讲，我们科学技术的发展很可能落后于它。我们的原子弹爆炸比它早十年，人造卫星也早上天十年，然而我们自己制造的原子能电站还在建设中，过几年后才能投入生产。要引进国外的核电站，也得引进三四批之后才能消化。印度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消化是很快的，这些年来它从发达国家引进了六千多项新技术。它比我们的科技人员多。目前世界上拥有科技人员人数美国第一，苏联第二，印度占第三位。

　　那么，当代企业家或作家应该具备哪些素质呢？现代人的特点是什么呢？

　　首先我认为作家和企业家都需要灵感。作家需要灵感自不必说，企业家是务实的，难道也需要灵感吗？是的，没有灵感就没有创造。既然科学家也需要灵感，物理学家杨振宁自称在刷牙的时候灵感容易袭来。那么企业家为什么要拒绝灵感的帮忙呢？日本一个搞印刷的小工厂主，在美国同一个人走路时脚上踢了一个东西，人家告诉他这是一个小集成电路板。他当时灵机一动：这个东西如果用印刷的办法生产一定会快得多。结果他回去以后就组织人发明了集成电路用的引线架，用印刷的方法生产。过去生产一个引线架要两分钟，现在一分钟生产五十几个，他占领了世界七十多个国家的市场，连美国生产集成电路都用他的引线架。这就是企业家的创见，它借助于灵感。类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一个有灵感有创见的企业家同一个呆板迟钝的企业家其成效是有天壤之别的。

　　企业家的灵感和作家的灵感一样，来自永不满足的追求、昼思夜想的勤奋、对社会生活（国内外市场）透彻的了解和紧密的联系。广阔的知识面和信息网、精通本专业和远见卓识的头脑等等。不动脑筋，坐在房子里静等灵感的来临，岂不如同守株待兔？

　　现代人的第二个特点，对人本身的能力或者说对自身的能力比较有信心。现代社会的人比较富于理想和进取心，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他们相信人能逐步控制大自然，而不是做大自然的奴隶。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他们敢于对政府、对上级、对权威、对生活提出自己的看法。关心人类社会问题，喜欢发表自己的见解，甚至关心与自己并无直接关系，乃至距离自己比较遥远的事情。诸如印度毒气泄漏事故、美国大选、两伊战争、菲律宾反对党议员阿基诺和印度总理英·甘地被暗杀等等。现代化国家的公众对这些事情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传统社会的国家，公众对事不关己的事情很少关心，更难发表什么见解。在传统国家是不会为抗议核试验、建立核基地或为保卫鲸鱼而去游行示威、静坐绝食，以至冒被逮捕的危险。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进行过一次有趣的调查，他们向众多的被调查者提出一个问题：“假如你是这个国家的总理，你如何采取措施解决这个国家当前存在的问题？”结果发现，发达国家和受教育比较多的人都愿意对这个问题谈自己的看法，而且长篇大论，各抒己见。可那些欠发达国家，人们则认为我这一辈子也当不上总理，操那份闲心干什么？根本不回答或持慎重态度。

　　我在《自然辩证法通讯》上看到一篇文章，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八〇年，中国学生在美国获得物理学博士的有一千七百三十二人，其中如李政道、杨振宁、吴健雄、丁肇中等已为全世界仰慕。这种高水平的广泛性的成功，和国内的物理学界的情况形成一个对比。它证明华裔美籍物理学家群体出现并获得巨大成功，与他们接受了美国的文化价值有关——鼓励竞争；自尊自信是成功的起点；尊重每个人的“隐私权”，减少了人们在无聊的斗争中被伤害的可能性；对于“官”的价值观念和中国大不相同，较少等级观念，并不把官看得特别尊贵和显要，当然，它也不是多数人追求的目标。

　　这难道不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吗？

　　第三，现代人喜欢探索，乐于接受新事物，思想上倾向于不断革新、比较开放，喜欢标新立异。愿意接受新的文化，喜欢使用新的商品，努力追求新的生活方式。与传统社会的人形成鲜明的对比。受传统文化影响根深蒂固的人，则把标新立异视为不正常的举动，对任何新的事物的出现抱一种观望、警惕的态度，看它能不能为社会所接受，然后再决定自己的态度。

　　而现代企业家如果持这种观望彷徨的态度，将一事无成。他们认为人应该发奋成就自己的事业，工作就是挑战，就是创造。当然，出色的成绩会带来报酬。这报酬不一定单是金钱、地位，还有荣誉、社会声望和个人心理上的满足。

　　第四，办事讲究效率，注重计划。现代社会充满激烈的竞争，任何人要想在竞争中保持有利的地位，尤其是一个企业家，要想使自己的企业不被挤垮，而且不断发展壮大，关键的因素就是效率。通过提高效率而获得经济效益。在国外，企业稍有疏忽就会被淘汰，因而凡事都追求高效率。而科学的预测和准确的计划，则是达到最高效率和最佳效果的保证。现代化社会的人比传统社会的人更懂得要达到预期的目的，不能靠别人的恩赐，不能碰运气，也不能单凭苦干。要在科学的指引下制订一个合乎实际的、切实可行的计划，然后按计划进行活动。

　　作为一个现代化企业的管理者，应特别重视搞规划。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一个企业，必须研究长远发展规划是什么。美国贝尔电话公司的经理，主要任务就是研究新产品，研究用什么产品来代替正在市场上行销的产品；搞企业发展规划，做发展工作，研究发展工作。有许多科学的企业管理方法是在美国出现的，现在日本赶上来了，甚至有些美国的企业管理还不如日本。原因何在呢？一、没有处理好近期成效和长远发展的关系；二、只注重追求生产利润，忽视了企业发展；三、奖励政策偏重于考虑职务和资历，而没有注重个人的实际贡献。

　　制订计划似乎应该考虑到以下因素：

　　1．如何保证企业的发展，怎样为社会做出新的贡献？

　　2．研究企业如何适应环境的变化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例如：市场的变化、用户的要求、有没有代用品、技术方面有哪些进步、社会对企业发展有哪些影响等等。

　　3．还要研究竞争对手的生产能力、服务质量、支撑能力、资金周转率、销售情况等等。

　　4．要考虑到影响本单位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例如各种资源情况、能吸引多少投资、能够得到多少贷款、市场容量有多大等等。

　　5．企业发展的远景目标：五年、十年后能达到什么水平？

　　6．为实现企业发展的总目标还要有一套指标体系以及采取的策略。可能会碰到什么机会，遇到什么问题，如果市场减少了怎么办？企业内部有什么措施？

　　7．资源情况，从哪里得到资源？分析自己能够控制的资源、企业可分配的资源和贷款以及劳动力增长的情况。

　　8．要有对风险的估计和应变的对策。

　　9．财务预测。发达国家的企业所有计划都要归结到财务上面。企业发展目标既要有财政做保证，还要有财政收入的目标。

　　10．研究市场的需要量，进行市场预测。

　　11．对企业进行不断的技术改造。

　　总之，善于定法、定规范、定制度，似乎已成为现代化企业家的基本功。

　　第五，现代企业家的特点是时间观念强，一切活动都愿意按时间表行事。因为时间日益成为决定事业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

　　现代人还喜欢追求知识。不要说企业家，就是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普通人也需不断地追求新的科学技术知识才能适应社会不断发展的要求。因为现代新的技术、新的产业的发展，不像以前那样只是单一的技术、单一的产业。比如十八世纪，世界上出现纺织机，后来又出现蒸汽机，以后又出现电力，再后出现了核能。这些先后出现的新技术，虽然也带动了其他技术的发展和其他产业的发展，而它们出现时多是单一的。而现在则不一样了，新技术、新产业是一群一群出现的，采取群体的形式，一下子出现了许多新技术、新产业。所以被称为新的技术群、产业群。尽管如此，在这一群中间也有带头的技术和产业。这就是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包括电子技术、电子计算机、微电子、光纤通讯、激光以及整个信息系统。西德巴特尔研究所，从二百五十项技术中检验出十项在不远的将来起关键作用的技术：机器人、传感技术、复合材料、表面技术、新式循环方法、遗传工程、生物物质技术、远距离通信、新式的储能技术、微处理机。而且断言开发和采用这些关键技术，对中小企业、贸易和社会服务部门尤为重要。

　　在新的技术群和产业群里有一个重要特征——以技术和知识的密集形态出现，而且也是资金密集，投资集中。所以这种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是非常快的。以往每一种重要的新技术的出现，都是要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现在一个新技术接着一个新技术出现，时间大大缩短了。一九四二年第一个原子反应堆出现，一九四六年电子计算机出现，只间隔四年。一九四七年半导体晶体管出现，一九五七年人造地球卫星上天，一九五九年集成电路出现，一九六〇年新的光源激光诞生，一九七三年实现了遗传基因的剪接和重组。就集成电路来说，集成度每年增加一倍，成本每年降低一半。过去买一个三极管要十美元，到一九八〇年降到一美分，只是原来的千分之一。原材料、设备、工艺，每三年更新换代一次。电子计算机从诞生到现在已是第五代了，每六年电子计算机运转的速度提高十倍，存储量增加二十倍，价格是原来的四十分之一。同样一个产品都在日新月异地发展，更不用说要增加新品种了。

　　况且新技术、新产业的出现也引起了一系列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诸如在美国就出现了所谓“夕阳工业”和“朝阳工业”。由于技术密集的产业多了，为它服务的产业多了，社会结构就必然会相应地发生变化。知识越来越成为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信息技术大大提高了人类思维劳动的效率，导致劳动方式的巨大变化。可想而知，一个现代企业没有相应的科学知识，思想陈旧，信息不通，怎么能适应自己的工作！本来在中国混日子是很容易的，甚至目前对很多人来说仍能混下去。然而对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来说，混日子的机会越来越少，必须尽快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

　　第六，企业家要善于选好人、用好人。在选人、用人的问题上，我们倒可以借鉴许多前人的好经验。比如刘邦自知用兵不如韩信，行政才干不如萧何，他的长处是能使用好这两个人。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林肯任命格兰特为指挥官，有人告状说，格兰特这个人当指挥官不行，他嗜酒如命。林肯回答说：“谢谢你！我过去不知道这件事，如果我早知道这件事，我会抬几坛好酒与他痛饮一番。”结果格兰特打了胜仗，为美国的南北统一立下了大功。

　　我们不仅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经验，还要考虑继承和发扬自己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比如现在日本研究《孙子兵法》就很盛行，有个大公司把《孙子兵法》当做训练干部的必读教材。据说日本从七十年代开始，除了研究《孙子兵法》，还研究《三国演义》。从八十年代开始有一部分日本管理学家在研究《老子》，主要是研究老子对人的认识。我们有些古人有很好的智慧，他们的某些思想很重要。也就是说我们古代有些东西是很有战略思想的。如都江堰就体现了中国古代系统思想的智慧。都江堰到现在已经有两千年了，这个水利工程仍然有生命力。它的设计有系统思想，飞沙堰是清沙，青鱼嘴搞排灌，筑一道堤分成内外江……所以有的史书认为自岷江有了都江堰之后四川才不年年闹灾荒，成了天府之国。而我们现在建的一些水库、水坝却不成功，如三门峡水库，是苏联用五十年代的技术帮助修建的，它的清沙、清淤问题就没过关。

　　日本和美国虽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但管理方法大不相同。《大英百科全书》的副主编弗朗克·吉布尼认为日本是“孔夫子式的资本主义”。日本人遵循的是孔子人际关系的五条原则：“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注意保持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发展个性。而美国则是“基督教式的资本主义”，注重个性解放，喜欢急功近利，把老人推给社会。美国一万人当中有二十个律师、四十个会计师。日本一万人中只有一个律师、三个会计师。美国什么事情都是法庭上见，日本则比较注意相互间的调解。美国是我今天用你就雇你，明天不用就辞退。而日本许多是终身雇用，把工人看成企业的一个成员。美国是把企业办成一个经济过程的器官，而日本则倾向于把企业办成一个村庄、一个家庭——有个一二百人的小厂，厂长把每一个工人的年龄、家庭、爱好等情况都储存到计算机里，哪一个工人过生日，他前一天就知道了，想办法给他们送礼、送东西，给他们祝寿。

　　总之，我们引进和学习别人的经验，一定要考虑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切忌一哄而起，一哄而乱，一哄而散。日本《朝日新闻》一个记者，在《神秘莫测的国度》一文中，形容中国人“说话慢吞吞，走路迈方步，做事从来不着急。但是一想到将来，就好像一个晚上要变个样”。这话很尖刻，也许还有失偏颇，我们却不能不深思：为什么会给人家这样一个印象？有人大胆地提出三句话：“要改造中国，必须改造中国人；要改造中国人，必须改造中国人的思想方式；要改造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必须更新中国的意识形态。”我想对这些问题讨论一下，活跃一下大家的思想，不无益处。

　　我讲了一些现代人的特点，无非是主张作家和企业家应该成为现代人。至少敢于面对现代人，了解现代人，知道他们的需要，否则就无法为他们服务。倘若一个企业家不适应现代社会，不能为现代人服务，他的企业能获得成功吗？

　　我讲这些真有点班门弄斧。跟企业家谈企业管理，谈企业家面临的种种新挑战，实在是太幼稚，甚至有好为人师之嫌。其实我这里引用的材料有不少是从专家那里趸来的，我喜欢跟他们交谈，听他们讲课，看他们的著作和一些根据他们的即兴讲话而整理成的材料。今天被李敦伟同志的盛情逼得无奈，只好东拼西凑，现趸现卖。有讲错的或引错的地方由我个人负责，并欢迎企业家批评，与那些给我许多教益的专家无关。在这里我只能感激他们。我对企业管理有浓厚的兴趣，愿意当企业家的学生。 蒋子龙文集.10，难得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