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乘车”——如果你运气好，坐出租车也可搬回一台彩电、冰箱或别的什么东西。车费公家报销，奖品归自己，天下就是有这样的美事。

　　“有奖观影”——如果你运气好，看一场电影，既可娱乐自己，又能发一笔财，白得个千八百元。

　　如果你运气好，头一台国产××牌空调器，可获特等奖四万元，运气稍差一点可获幸运奖日本东芝牌空调器一台（卖中国货要靠日本货吊胃口，谁还会相信他的××牌空调器呢？不相信他的产品没关系，只要你相信能中奖就行，一样会买他的货）。你运气再差一点也没有关系，他在幸运奖后面还设了十四个等级的奖，从四千元到四百元不等。好馋人！好像人人都有份儿。

　　如果你运气好，买张新年贺卡可得到一套房子，买辆轻骑可得到一辆轿车。

　　你到大街上转转，到商店里看看，还有什么东西不搞有奖销售呢？满眼都是有奖！有奖！有奖！“有奖大酬宾”，“有奖大展销”，“有奖大出血”，“又得奖券又九折，谁来我店谁幸运”！

　　如果你运气好，转这一圈就会发大财，乐死，累死。

　　可惜，如果只是如果，最虚妄靠不住。对买者是如此，对卖者也是如此。“血”不可能真的“大出”，倘是搞“假出血”，一次两次也许对商店的效益不无刺激作用，长此以往还有何商业信誉可言？更要命的是毒化了中国人的消费心理……

　　它培养投机性，变正常的消费为撞大运。谁也不可能不买东西，使正常的生活变成了一场又一场的赌博。

　　我甚至相信，在当今这种繁复多变的生活节奏下，什么事情都可能成为一阵风，一刮而过，“各领风骚三五月”。唯独“麻将风”，已刮了数年，仍盛刮不衰，直刮得“祖国山河一片麻”。这可能就跟当前这种赌博式的消费方式有关。

　　清初诗人吴伟业曾著《绥寇纪略》，讲明代曾风行一种马吊牌，士大夫们无日无夜地打马吊，荒误正业，明室正是亡于马吊。此话也许有失偏颇，但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因赌博误事误国的激愤。

　　马吊就是麻将的前身。胡适称它是继鸦片、八股、小脚之后的“第四害”。若举国狂打麻将，对一个民族来说是危险。他曾作《麻将考》，初次留学异国，发现麻将已传到国外，成为西洋社会里时髦的游戏，“谁也没有想到东方文明征服西洋的先锋队却是那一百三十六个麻将军！”可是，当一九二七年他重游各国时，却发现麻将在西洋已成“架上古玩”，很少有人问津了。因此他发出感慨：但凡“勤劳奋斗”的民族是决不会被麻将军征服的，麻将只能是爱闲、爱荡、不珍惜光阴的民族的“专利品”。所以，“麻将军”只好仍旧回到故土。

　　有奖销售亦如此。有个别商店偶尔为之并无不可，也许倒真有一种刺激性、新鲜感。现在大家一窝蜂地都搞这一套，有奖销售的广告充斥电视、报刊和大街小巷的各种广告牌，到处都有“有奖”的叫卖声。小到小孩子买张贺卡，买个玩具，看场电影，大到兜售奖券的汽车招摇过市，车上摆着彩电、冰箱等耀眼的诱饵，奖券现买现兑，比打麻将还痛快。人们像看一台好戏一样，争先恐后，把汽车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然而幸运者极少（也许就没有），人们偏偏都想当那个幸运者，转眼间兜里的钱变成了奖券，不中奖的奖券等于废纸，人们恨恨地撕碎它，随手一丢。汽车周围像春节期间农村的鞭炮市场，花花绿绿的纸屑积有半尺深。碰运气碰了一鼻子灰的人们，目光暗淡，却心又不甘，眼睛里偶尔还闪烁出贪婪、愤怒的光斑。

　　我们没有摩纳哥、拉斯维加斯、澳门那种集中的金碧辉煌的赌宫。但这种“麻雀战”、“地道战”、“各自为战”更厉害！

　　有人负责为商人们发放营业执照，至于商人们用什么方式推销自己的货物，只要不犯法，就没人管了。倘是“官商”，自由度就更大。但，商业有其自身的规律，商人也有大小之分。靠一些“贼点子”，玩花活，强刺激，小打小闹，只顾眼前不管长远，也许可以发财，可以“扭亏为盈”，却不会成大气候。

　　真正成大功者，参与创造商品时代并在商品时代占有一席地位者，必然兼顾商业道德和社会道德。既顾及眼前，又有远虑深谋，引导社会消费，培养人们的消费品格。而不是相反，为赚钱腐蚀人们的心理。

　　一位美国作家这样评论可口可乐公司：“可口可乐和自由女神同样象征着美国。”可口可乐创造了一种文化，并把这种可口可乐文化带给了美国人，带给了世界。

　　所以商业的成功首先取决于产品的成功。产品的成功说到底又是一种观念的成功、文化的成功。中国商界应该把工夫下在产品上和观念及文化上。用培养顾客的赌博心理来刺激销售，从长远来看是饮鸩止渴。 蒋子龙文集.10，难得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