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总是快乐的。在路上观看沿途的风景，或想到下一个景观，总会令人激动和向往。但是，行进中也需要停留，难免要回头张望已经走过的路。这是一种习惯，有欣慰，有满足，有启迪，也会有遗憾……

　　站在两个世纪交替的边缘回顾二十世纪，眼有点晕，头皮发奓，腹部一阵紧缩，类似一种饥饿的感觉——好了，就从饥饿感谈起。

　　到二十世纪的下半叶，人类文明已经发展到上天（人造飞船“可上九天揽月”）入地（北约的导弹在科索沃可穿透八米厚的钢筋水泥），几乎是无所不能的地步了。但是，联合国的最新报告却称“全世界仍有十亿人，也就是全球近五分之一的人生活在严重的饥饿状态之中，其中有一亿人濒临饿死的边缘，每年都有五十多万人死于饥饿”。

　　难怪罗马教皇保罗二世，在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痛心疾首地说，饥饿成了地球的幽灵是对全人类的蔑视，也是对现代文明的蔑视！

　　饥饿，日甚一日地威胁着我们这个苦乐不均、四分五裂的世界，饱的过饱，饿的越来越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非洲一场饥荒饿死一百万灾民。到九十年代初，又一场大旱肆虐非洲二十余国，使六千万人受到饥饿的折磨……于是，越是贫穷饥饿的地区，祸乱越多。祸乱一多，政变就多，国家的领导人像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政变一多，战争也多，而且常常是家贼引来外乱……

　　二十世纪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以及历史进程的改变，皆因老百姓吃不上饭，肚子饥饿！

　　我们不妨先翻一下中国近代史：

　　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陕西大旱，“饿殍遍野，千里之内人烟渺无”；

　　一九三一年，湘、鄂等八省水灾，饥民上亿；

　　一九三三年，黄河决口，饥民三百六十四万；

　　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在全国一千零一个县中，死于饥饿者至少在两千万人以上；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春，因连续干旱，河南大部分地区“出现了地狱般的惨象，漯河至周家口大道两侧的麦田中，每隔八步、十步，即有饿殍尸数具，被野狗争食……”（引自《中国人还会不会饿肚子》）

　　就这样，以反饥饿为导火线，爆发了一起又一起的农民运动和“抢米风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农民革命，不也是从打土豪分田地为发端吗？打土豪是为了能够分到田地，分到田地能够种粮食，吃饱肚子……这就是最基本的动力。当年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就不无偏激地说：“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失败，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没有给人民以足够的东西吃。”

　　饥饿人间，逃避饥饿就成了一种动力。一九五五年我考到天津上中学，原以为在大城市里肚子不会吃亏，岂料粮食限量供应，从农村来的学生饭量大，且无处去摘枣摸瓜以补充肚里的亏空，那是一种丝丝缕缕、绵绵不绝的腐蚀性饥饿。记得真正吃饱过只有一次，那天我去食堂晚了，剩下的几个窝头都是碎的，便跟炊事员矫情，既然你把它弄碎了就应该多给。也是炊事员急于要下班，就把自己的那一份也给了我……可惜这种便宜事不能经常遇到。

　　当时曾给自己的肚子许愿，参加工作以后就不再让它受委屈。一九六〇年我去太原重型机械厂实习，全国已经开始度荒，买六两蒸米饭，里面有一半是红薯或土豆，吃进肚里不顶时候，很快就又饿了。因太重厂在郊区，周围有白萝卜地，上夜班的时候几个同学就轮流去偷白萝卜充饥。岂料白萝卜是越吃越饿。

　　按理说，当了兵，保家卫国总应该能吃饱肚子了吧？同年的秋天我穿上了海军军服，在新兵训练基地照样也挨饿。当盛着热腾腾米饭的大笸箩一抬上来，战士们便一哄而上。他们第一碗盛平碗，三下五除二就扒拉到肚子里，再去盛第二碗。这第二碗，就像砸夯一样，摁了又摁，压了又压，直把碗装得成了坟头，然后慢慢地享受，因为没有再盛第三碗的机会了。每顿饭就是这一笸箩，够不够都是它。我是班长，不能抢饭，每次只能吃上一碗。有一天实在是饿得不想作假了，当教导员询问谁还没有吃饱的时候就举起了手，至今我还记得教导员当时看我的眼神，像枪口一样，恨不得一下就把我给毙了，且充满蔑视和厌恶。

　　这种时隐时现时强时弱的饥饿感一直追随我到七十年代末，后来我出版了一本小说集叫《饥饿综合征》。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写了中国人的大饥饿：吃人！冰心则写道：“饥饿的确比死还要难受，比受了任何巨大深刻的痛苦还要苦。当你听到肠子饿得咕咕叫时，好像有一条巨蛇要从你的腹内咬破了皮肉钻出来一般；有时你饿得头昏眼花，坐起来又倒下去了，想要走路，一双腿是酸软的，拖也拖不动。”

　　经典作家们总结出文学永恒的三大主题是：战争、生死和爱情。而中国新时期文学最充满魅惑力的主题之一却是饥饿：右派分子的饥饿、困难时期的饥饿、下乡知青的饥饿、牛棚的饥饿、农民的饥饿……张贤亮最好的作品就是写饥饿的感觉。其实，把饥饿作为重要主题的不只是中国当代文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索尔仁尼琴，其成名作《古拉格群岛》就是写饥饿的经典之作。 蒋子龙文集.10，难得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