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刚入夏，台湾作家联谊会的会长程国强先生为大陆作家访问团举行欢迎酒会。主人先致辞，几句热诚的友好的礼节性的又必不可少的开场白讲完了，话锋一转，今年是反法西斯胜利五十周年，再过几天就是“七七”事变纪念日，今晚我们要大唱抗战歌曲。

　　紧跟着一位小姐离座，大厅里立刻激荡起高亢、悲怆的“我的家在松花江上”的歌声。众人情绪为之一振，心底鼓动起一股诚恳的激情。相互间的隔膜、拘谨和生疏感渐渐消失了，找到了一种心契和神会。

　　大家都熟悉的抗战歌曲继续唱下去，大厅里的气氛变得热烈、火爆。共同的民族情感、共同的记忆，使大家亲近了。

　　按照老套路，这种欢迎宴会很可能会变成一种客客气气的应酬，从礼节上说大家不能不见面，同时每个人心里又都明白，见面后有许多话题要回避。不敏感、不用回避的话题只剩下一个：谈文学。在这种时候文学往往是做作的，莫非一见面就谈文学，一握手就抓创作，把艺术当下酒菜？使作家们处于一种卡夫卡所说的违反自然的状态，“像变了质的动物”。感谢那抗战歌声，使大家一下子有了生气，有了豪气，精神上也放松了——艺术原本就有一条经验，让人放松。

　　只有放松了，作家们的相聚才变得真诚而有意味。

　　在另一次酒会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司马中原端着酒杯站起来了，一身中式蓝布裤褂，一排紧密的疙瘩襻系得严严整整，精神矍烁：日本是什么东西我难道还不知道吗？分裂了还不是得认日本做干妈！李登辉如果把台湾大卸八块，我们不管就不是人……

　　西装挺括，风度优雅的萧飒接过话头，一个叫麦盘德的英国人，曾把西藏比喻成中国的后门，把台湾比喻成中国的前门。我们一个门都不能丢，更不能让它成了别人的门！

　　他们激昂充沛的民族意识，受到众人的抚掌赞赏，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有人这样挖苦也许是恭维艺术家：“他们经常是激烈的（偏激的）或具有破坏性的轻率的和急躁的。”我却以为，现在的有些艺术家正因为失去了这样的“激烈”，哪怕是“偏激”，而变得太过聪明、讲究实惠、工于心计、八面玲珑，表面上四平八稳谁也不得罪，暗地里拨弄是非、拉帮结伙。鲁迅不“激烈”吗？不“偏激”吗？然而那是多么冷静的“激烈”、多么深刻的“偏激”！

　　艺术不是公认被当做“医治精神疾病的药剂”吗？当今的艺术自身是不是得了萎缩病、软骨病？不能医治精神，反给人们添病。没有胆气，没有激情，没有义愤，没有热忱和力量，软骨人写软骨作品，不能让小人惧怕，或许艺术本身也变成了小人。难怪有人忧虑，文学正在变成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界。

　　司马中原和萧飒二位先生都是六十多岁的老者，平素心性平和，气度从容。但有爆发，有酒后，有兴之所至畅所欲言的时候，这才是真性情，才是真实的作家。

　　有时敢于大笑大骂、坦荡无私，反而体现了一种人格的成熟。当代文学不也正需要这种成熟的人格气韵吗？

　　大陆的作家访问团六月三十日中午到达香港，当晚参加了香港作家协会举办的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大型酒会。酒会历时近三小时，作家、诗人们轮流上台，读一首抗战的诗，唱一首抗战的歌。我所熟悉的著名的抗战诗和抗战歌都听到了，还有一些是不太熟悉的，一次真正的抗战文学的大餐。酒会自始至终，格调昂扬，壮怀激烈。文人们义张勇发，动情动容地喊出唱出了抗战文学的一种精神：反对侵略战争。这是一种精神反抗，是文学的崇高使命，也是文学的人性使命。

　　在座的有许多是五十岁以下的人，以现代人的视角和情感感受了五十年前的那场战争。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感受自然更强烈。既然精神还能碰出电光石火，该碰的时候为什么不碰？生命既然还有内在激情，该燃烧就燃烧。

　　我为作家们这份情怀所感动。我也欣赏别人的这份“感动”，珍惜自己的“感动”。中国文化里从来都不缺少民族意识和天下意识，虽然当今天下一切都是商品经济，但不等于一切都是做买卖，一切都可以用金钱意识来取代。

　　事实是金钱意识正日益被强化，它不仅意味着名利双收，还安全可靠。当代文化中的民族意识、天下意识正人为地被淡化，似乎这样就离“政治”远了，躲开了敏感的问题。于是，历史变成了一堆堆与国家、民族关系不大的香艳故事，现实变成了一出出为了金钱争斗不休的闹剧。

　　人为地躲避什么，是文学不成熟的表现。不能对生活变得“感”而不“动”，“感”而不会“动”，“感”而不敢“动，“感”而不愿“动”，甚至是不“感”不“动”。

　　然而当今的文化环境又极其圆熟地保护了这种不成熟，这就是文学精神的委顿和环境的疲软正好配套，互为因果。为港台作家的民族情怀所动，想记下一点感想，孰料愈扯愈言不及义，还是赶紧停住为妙。 蒋子龙文集.10，难得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