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看重《晶报》发给我的“最佳专栏作家奖”。

　　其理由有二：一、眼下正是“专栏时代”，此奖可谓“生逢其时”。手机、电脑已成为每一个人的“专栏”，而纸质传媒更是无报（也包括许多刊物）无专栏。这首先是报刊生存的需要，专栏体现了报刊的一种文化形态，协调着媒体与生活、与人生、与艺术的关系，关乎着报刊的品质，甚至会成为报刊的面孔。

　　比如“五四”时期，鲁迅等文学大师的专栏文章不仅是“投枪和匕首”，同时也促进和繁荣了新文化运动。许多报刊因某些专栏办得好，而声名大噪。专栏文章甚至成了一个报刊的标志。眼下之所以说是“专栏时代”，是根据专栏这种形式特别适宜当下的社会现实。

　　专栏文章在广义上属于散文的一种，类似随笔、札记，篇幅可长可短，立意可庄可谐，题材无所不包，天地君亲师，神仙老虎狗……笔随心，心随笔，信笔写来，随心流淌，感觉应笔而生。完全自然，完全诚实，表现出一种与现实生活相契合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

　　现代人心散，神散，情散，事散，而专栏文章的题材虽散，却要提供真情，提供一点思想、一点智慧，乃至一点事实。这正适应了现代人的生活节奏，最为灵活便捷地反映了现代人掩藏在散漫外表下的紧张、浮躁和不信任情绪。所以，一个作家倘若写不好专栏文章，便很难跟这个社会交流，也很难说他是关注现实的。

　　二、我以为能写好专栏文章是一个作家成熟或正在走向成熟的标志。专栏不仅需要“专”，还要“杂”，所以邓拓以“杂家”自称。“杂”其实就是“博”，写得好的专栏还要“精”和“深”，只要看看那些专栏大家的文章，就知道写好专栏是多么的不容易了。邓拓就以一个专栏《燕山夜话》立世，乃至不朽。鲁迅终其一生也主要是在经营杂文……

　　我当年只读到中专毕业，先当工人再当兵，后来迷上了写小说，竟滥竽充数地当起作家来了……可想而知有着怎样严重的“先天不足”。

　　我于一九九二年初，开始为报纸写专栏。当时是受《文汇报》一位朋友的鼓动，他说一周一篇，一两千字即可，对你这个写惯长篇和中篇小说的人来说不是很容易吗？而且不会影响你继续写小说。哪知专栏开场之后就收不住了，上海的朋友逼稿有方，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用电脑写作，他催稿不打电话，都是在下班的时候发个加急电报。从上海到天津，加急电报需要六个小时，送达给我时正好是半夜。我住在大理道一个大杂院里，深更半夜摩托车嘟嘟嘟地开进院子时格外刺耳，邮递员再高叫一声：“蒋子龙电报！”差不多就将全院子的人都惊醒了，极大限度地调动了邻居们的想象力：半夜来电报肯定是发生了什么火上房的事……没有人会往好处想。这一招太损了，半夜被闹腾过两回之后就再不敢等他来电报了，都是提前把稿子寄去。

　　促使我写专栏“一发而不可收”的另一个原因，是读者对这些短文章的反应很强烈。《光明日报》一著名记者，将我的《小人效应》一文自己复印了几十份散发给他的朋友。《寻找悍妇》一文收到近百封来信，其中还有几位女士附有她们的简历和玉照，希望我能将她们介绍给文中讲述的那位单身副教授……等等如此这般，我写“专栏”就欲罢不能了，一下子就写了十多年。

　　这些年来为写好专栏不能不大量读书，查阅无计其数的资料，绝不敢以想象代替事实和论据。久而久之，自忖对自身的“先天不足”有了一些弥补。

　　作为收获，专栏写作甚至代表了我近年来的主要写作兴趣和写作状态。十几年下来，除去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人气》《空洞》和《农民帝国》之外，其余的数十本书，都是收集专栏文章编汇而成的散文、随笔集子。最近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世间闲话》，就是以发在《晶报》上的专栏文章为主编辑而成。

　　但我也很清楚，自己的文章离心目中真正的“专栏”，还欠着火候。于是便更加感谢《晶报》的鼓励。

　　2008年末 蒋子龙文集.13，评与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