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淑英报告文学集》序

　　几年前的一个夏天，我们住在北戴河一座拥挤而又潮湿的楼里。每天晚上最精彩的、持续时间最长的节目——大家坐在外面聊天。不到十分困乏，谁也不愿进屋去碰那黏乎乎、湿漉漉的床褥。

　　就在这种“典型的环境”里，我认识了祁淑英同志。当时她是《河北日报》的记者，我读过她发表在报纸的重要版面上的长篇通讯，因此断定她可能属于报社的那种“大记者”。然而她给人的第一印象更像个教师。温厚庄重，含蓄随和，是一位头上已有些许灰发的老大姐。她缺少我从其他记者身上感受到的那种灵活洒脱的交际技巧、锋利的谈吐、敏锐的目光、良好的自我感觉……但她不缺少热情，肯于助人，待人诚恳。

　　当她知道我正酝酿写一部关于“工程师夫妇”的中篇小说时，便邀请我去石家庄采访一位女科学家。这位女科学家就是她的报告文学《科学梦》的主人公——邓先灿。她愿意把感动了自己的材料告诉别人，希望别人也受感动，再从另一个角度去表现。而且愿意别人写得更深刻、更好。我果然被感动了，不是为那些材料（老实说，每个人感受不同，一个人认为很好的材料，对另一个人却不一定有实际意义），而是为她这个人。坦荡，沉稳，一副可信赖的老大姐风度。现在同行自然不是“冤家”，可是同行似“亲家”的也不多。

　　我尊敬祁淑英同志，凡是她的作品几乎每篇都读。以后她当了《河北青年》的主编，我也成了这本杂志的读者，有幸在这上面又读了她几篇报告文学新作。下面记录的便是我在读祁淑英的作品时感受到的、想到的一些片断。

　　文学——是对人的认识，对命运的理解。

　　在磨难中穿行的雄才——陈成钧，一九五四年考进北大物理系，很快成了“高出一个数量级的高才生”，并渐渐和同班的另一个出萃的才女龙伟丽，建立了一种默默的、亲密的感情联系。再加上学物理的人生性不安分，刨根问底，寻求规律，结果在一九五七年的那场运动中被赶出学校，送进工厂“劳动改造”，而且牵连了无辜的龙伟丽。五年后，陈成钧摘掉“帽子”，和龙伟丽先后重回北大读书，他的学习成绩仍旧惊人的优异。然而，在生活里，超群出众的能力往往是同时代人最不能饶恕的罪过。毕业时，他的同班同学全部被分配到科研单位和高等学校任教或做研究工作，独他被发配唐山，名义是当中学教员，实际是一个到处打零杂的临时工。

　　打零杂他也不安分，毛遂自荐到钢厂帮助研究转炉炼钢的遥控技术，遭到嘲讽和拒绝。自己花钱、亲自动手制作电子测试仪器。以后又发明制成了YSD—308型、YSD—306型、12PSD—55型喷油泵试验台，一九七八年获全国科技大会发明奖。真是“心欲奋飞，身不由己”。

　　一九七九年，他考取了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一年后，在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博士资格考试中，他名列第一，而且考分超过第二名分数的百分之二十，打破了该校物理系历届博士资格的考试纪录。

　　祁淑英的《雄才在磨难中穿行》，就是这样一曲朴实无华的关于人生的颂歌。动人的歌往往是朴素的，华丽会显得不够真诚，啰唆会令人厌倦。

　　命运并没有厚待陈成钧。相反，他的一生倒像个猴子在山道上打跟斗，上上下下，几次三番苦折腾，最终他还是他。进校就是优秀生——赶出校门五年，回来还是优秀；打到基层十五年，回来更优秀！天才从来不抱怨碰不上好机会，对于生活中的强者，不幸未尝不是一所最好的大学，可以说“多难而兴才”。不经受任何痛苦就得到的欢乐，是任何生命都可以享有的。而经过几度痛苦的格斗，征服种种大的苦难，最后获得的胜利的欢乐、巨大的欢乐，才独为“雄才”所享有。

　　祁淑英没有刻意讲究构思和剪裁，没有给人物加上炫目的修饰，没有长篇的心理剖析，没有滔滔不绝的雄辩，没有旁征博引古今中外哲人的警言妙句……她按照生活的真实面貌，让文字在纸面上自然流动。唯其自然，才更感人；由于单纯，才更深刻。这是雨果说的那种“深刻的单纯”，是“艺术所认识到的唯一的一种单纯”。因为报告文学必须具备严肃的报告性，即真实性，又要有生动强烈的文学性。二者相辅相成，不能顾此失彼。

　　形成这种严肃朴实的风格，也许同祁淑英同志多年的记者生涯不无关系。但她在写作中偶尔露出几句新闻腔、消息语言，有时难免不让人觉得格格不入。比如，文中从未提过陈成钧申请入党的事，当他要登机赴美了，面对来送别的妻子的泪眼，突然感慨地说：“我最大的憾事是没能在出国前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真是突如其来。当然，在她的作品中像这样的“新闻式升华”还是很少的。

　　当祁淑英的笔对准了她家乡河北的人情风物，就显得更柔美、舒展、细腻和自由了。

　　河北姑娘曹慧英，几乎称得上是位家喻户晓的排坛宿将。报告文学作家，一般是喜欢表现成功者的。祁淑英也写了不少成功者，邓先灿、陈成钧、曹慧英、耿丽娟、裴艳玲等都是成功者。她的笔触却从不停留在表面的事业的成功上，更不对成功做夸大的渲染。而且常常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成功的后面艰巨漫长的人生道路。成功者也是普通人，她把普通人的灵魂写得朴素而又真实。

　　《妈妈，五丫对您说……》从这题目看，不就是一场母女间的夜话吗？的确是这样，如话家常，娓娓道来，自然和谐。不故作精深，也不流于溢美。

　　想想吧，曹慧英是中国女排的老队长，她在球队里有这样一种分量：每当赛场上出现了不利于中国队的局面时，只要她这个一号队员一出场，“全队的精神就为之一振，就有了主心骨，逆境很快被扭转，胜利就有了把握”。即使她成了替补队员以后，在世界杯排球大赛中，中苏交战的第二局，苏联队以九比〇领先，教练让曹慧英出场，一气追成九平，最后反败为胜。她果然有回天之力，能一举扭转战局。这简直是位传奇人物，像神话里的故事。

　　祁淑英的笔却能化神奇为真实。读者看完“五丫”对她妈妈说的一席话，就会觉得这一切都是应该发生的，必然会发生的，毫不足怪的。而且读完《妈妈，五丫对您说……》给人印象最深的，还不是曹慧英的辉煌战绩，不是她在世界赛场上拿回来的一个又一个的大奖杯，而是她这个性格内向的农村姑娘本身。她从小少言寡语，却又格外好动，接受的家教是：“人要勤，嘴要稳，心中装着别人，本本分分做人。”受了委屈偷着哭，刚到球队时受到城市姑娘的歧视，不声不响闷头练。不出风头，不多说多道，但是充满自信，果断，敢拼命，肯吃苦，有强烈的团结协作的意识。小拇指在练球时致残失灵，不能向无名指并拢，比赛时就用胶布把它和无名指粘在一块，等于用九个手指打球。比赛中左脚摔伤，朝前的脚尖变成朝后了，她也只是笑笑……因此，她才成了球队的灵魂。

　　读祁淑英的报告文学时，我脑际里时常泛起这样的念头：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也许感情比思想更为可靠。她喜欢从正面看生活，把握生活的微笑，提炼出自己的印象，形成自己的创作个性。用美和诚实的文学色彩，表现人的美和诚实，帮助人们加深对自己的理解，提高对自己的信心。这在当今社会上是很需要的一种精神营养品。真切入微，至情动人，充分展现人的精神的美、对生活的爱，可以转化为一种持久的力量。这力量不论是对每一个人，还是对于整个民族，都是十分珍贵的。

　　祁淑英的作品里体现了一种近似母性的慈爱、宽容和博大。作者好像太善良了，心里仿佛只有爱。她从生活中感受到的也是善和美，善于找出人们心灵里的光明，以善良的美的精神鼓舞人们生活的勇气，使善良的人变得坚强。

　　激起人更多遐想和同情的，常常不是成功了的陈成钧，而是善良无辜的龙伟丽。她与陈成钧共过苦，命运却没有让他们同甘。

　　美丽而又纯洁的苏州姑娘李天俐（见《啊，心的选择》），凭着一种美好高尚的感情，只身北上，嫁给了退伍的特等残废军人廖贻训，度过了平凡而又坎坷的一生。当代人该怎样看待这样的人生的选择？不管人们是否理解这位南国佳丽，读完这篇报告文学，心里却很难保持平静。尽管在结尾时作者想把生活的悲剧写出喜剧味道来，结果是其悲更甚，其苦更烈。

　　“碧荷出水多洁净，红莲迎风香气凝。”哪吒“壮殉”之后，在太乙真人的召唤下，战胜魔鬼，莲花为体，脱颖而出，这是“美的化身，冰清玉洁的灵魂”；那太乙真人就是善良的人民……祁淑英的确是用自己的全部热情，讴歌善良的普通人，把善良当作一种最美的神明来颂扬。

　　高尔基这样写过：“人民是聪明、灵妙、善良的化身，本质几乎是和神一样的、同一品质的，器量一开始就是最美好的、正直的、伟大的。”李天俐是如此。曹慧英的父母和裴艳玲的父母也是如此。祁淑英笔下的许多默默无闻的普通的群众，都是“善良的化身”。她在作品里喜欢以善动人。裴艳玲曾先后从三个女性身上得到了母爱，生母自不必说。生母死后父亲又找了位唱戏的演员做妻子，他们在社会上“流浪卖艺、赶场唱戏”，是命运的玩偶。不搭成一个戏班子不行。继母爱裴艳玲如己出，精心为她编织了一条“保护她终生平安的丝”。更动人的是继母被贫病交迫，临死时，拉住丈夫的手说：“我死后，你再也不要找同行做妻子，要娶一位善良的农村女人，好好照顾孩子，咱的孩子太可爱，也太可……怜了！”（《她是哪吒，她是沉香啊！》）

　　难怪裴艳玲在《宝莲灯》中饰沉香，劈山救母后，每当她喊出一声“母亲”时，总是声泪俱下，感情炽烈。后来，一位不到二十岁的妇联主任李敬花，出于对八岁的裴艳玲的可怜，忍着全家人和同族人的反对与蔑视，嫁给了穷得一无所有、比她大六岁的裴园，使裴艳玲第三次又获得了母爱。

　　仿佛好人都叫祁淑英的人物遇上了！

　　在当今世界上不是有人一边赞颂美德，一边依旧奉行邪恶或默认邪恶吗？善良尤其可贵，因为报告文学是真实的报告，对读者有很强大的说服力，更应该表现善良的人民和人民的善良。

　　善良是最高的荣誉。

　　善良是永远属于每个人自己的荣誉。

　　当然，还应该揭示鞭打邪恶，让人感到善良有永久的力量，善良不是可欺的。祁淑英的这本报告文学集，是善良人唱一支善良的歌。

　　她采访曹慧英，曹慧英跟她彻夜深谈，不是求她写出去，而是渴望把自己的心里话全向这位倒出来。她采访裴艳玲，人家哭，她也掉泪，两人边哭边诉，三个通宵。真是泪的交流，心灵的融洽。当时祁淑英曾写信给我：“你也应该来听一听，可以写一部很好的长篇小说。”可见她写出来的连她采访到的二分之一都没有。她写了谁，谁就成了她的朋友，她也成了对方的朋友。

　　祁淑英是靠感情、靠心灵去寻找和认识自己要写的人物。在写作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取决于作者的热情和感觉，作者的人格往往比她的才能更能使被采访者掏出心来。真挚的同情心，饱满的责任感，使她的心好像是“爱的银铃”，唱出淳朴、诚挚的歌，感动书中的人物和善良的读者。

　　“我们身上都有某种电力和磁力，像磁石一样，在接触到同气质或不同气质的对象时，就发生一种吸引力或抗拒力。”——歌德的这段话谈的也是作家的气质和人格。

　　祁淑英作品的格调正是从善良的一面观察和表现生活，她不愿或不屑从其他角度看人。因此她写得单纯，有事实，有感情，且少有多余的东西。文字健康、妥帖、简洁，这些特征是一目了然的。善的文学，给人以美、力量和信心，当今的世界尤其需要温暖和善良。

　　据说有许多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都因为写的是真人真事，曾在当事人所在的单位惹起过“对号入座”、妒忌、上告等或大或小的风波。还没有听说过祁淑英的报告文学作品引起过类似的麻烦，其作品不论影响大小，能否给主人公帮上什么大忙，至少没有帮倒忙。这无疑是一件好事，是值得庆幸的。

　　可是，“天苍苍，地茫茫。人世间依旧是昏昏沉沉。美好和丑恶，幸福和痛苦，善良和残暴奇怪地扭结在一起”。生活告诉祁淑英的怎么可能光是“善”呢？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从祁淑英的作品中发现一些不满足的地方。李天俐生命里真正的痛苦和欢乐到底是什么？作者想通过表现她的人生道路给人以什么启示？邓先灿克服的难道仅仅是技术上的一道道难关？耿丽娟母亲的经历和性格对她的成长有什么影响？作者称裴艳玲是“哪吒”、是“沉香”，可是却回避表现生活中的龙王、龙子、李靖、二郎神、吠天犬以及一切妖魔鬼怪。这不能不影响了祁淑英报告文学的深刻性。她的报告文学中的真实性、新闻性无可挑剔了，尚有待加强的是文学的典型性和社会性。“辣笔著文章”，回避矛盾，不向生活的底层、人生的真谛掘进，就不可能达到应有的深度和广度。

　　我是河北人，我爱家乡，爱家乡的人，爱读反映家乡生活的各种文学作品。所以我不怕暴露自己的浅薄，写下了作为一个读者的感想。一本书印出来，任何一个人都有资格做它的读者，任何一个读者都有权对它做出自己的评价。只有广大的读者群才是“文学的最高法庭、最高裁判”。

　　作为家乡的读者，我有一种偏爱：过去，洁净清甜的运河水养育了许多“慷慨悲歌之士”；今天，在河北这块土地上劳动的人们中，不乏雄才，那些值得大书特书的普通的善良的群众就更多。我们有更大的兴趣等待着祁淑英新的报告文学作品问世。

　　1983年9月21日 蒋子龙文集.13，评与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