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有一次长途飞行，须选择一本书带上，这本书要好读、耐读。不好读在飞行中会读不下去，而飞行中没有一本书为伴是很难熬的。这本书还要经得住读，在空中要飞行好几个小时，再加上在机场等候的时间，那可是没有准头的，不能误带了那种三下五除二就能看完的书。我掂量再三，选择了董鼎山的《纽约客书林漫步》。

　　登机后我端起了这本六百多页的书，沉甸甸的，端久了可别得肩周炎哪！但刚读了十来页便被提起了兴趣。作者文笔清峻，谈人论书说事，自由徜徉，有闲适之趣，咏叹讽颂却又不乏振奇拔俗之力。比如对美国大牌剧作家阿瑟·米勒的为人及为文的剖析，就直率而精到，令我深以为然。在一九八二年的洛杉矶中美作家会议上，我认识了米勒并相处了一周的时间，正如董先生所说，此人“武断自大”，去了一趟中国，回来后就到处讲演，在他的口吻中“显然不知欧阳予倩、田汉、洪深是何许人也，更不要提应云卫、陈白尘、石挥……把中国近几十年来的话剧发展完全撇开，在他去北京导演了《推销员之死》之前，似乎没有现代戏剧可言”。令我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个傲慢自负的人，竟然也拿跟玛丽莲·梦露的关系来炫耀。他在自传里写道：“梦露的肉体成为真理的一道白光。”有一次他跟梦露一起外出，看见对面有一男子，“一面呆视地打量她，一面在裤间手淫”。世间居然还有用这样的故事来夸赞自己妻子的。董先生批道：“米勒对美妇独占而爱妒的复杂情绪显然大大地扩充了他的想象力。”

　　但是，董先生又很欣赏米勒在创作《推销员之死》以前的那种酝酿阶段的感觉，“如果我尚没有主题，我却已有一种不能形容的新形式的感觉。这个新剧本将是无限地紧缩的，又是无限地广阔而从容的；故事将是又奇特又平凡；它将是一个从未在任何舞台上出现过的戏剧。我一想到它就感到性欲冲动，就感到我对妻子的爱，而且不可思议的，同时感到对所有女子的爱。我开始觉得，真正的艺术必定乃是一阵爱欲的充溢”。每个作家的创作感觉都不同，但米勒在写出佳作前的这种“性欲冲动”和“爱所有女人”的感觉无疑值得重视。这一段话仿佛打开了一扇门，让我对许多美国文学作品有了新的理解。

　　我原以为中国文坛就够热闹的了，岂料西方文坛更邪乎：“埃德蒙·威尔逊勾引女性，殴打妻子；诺曼·梅勒酗酒，刀刺发妻；杜鲁门·卡波蒂是个爱好虚荣、喜向高级社交界拍马屁的同性恋者；约翰·契佛是个有外遇（男女兼收并蓄）的不忠的丈夫；萨特是个喜欢糟蹋女学生（由他的情妇西蒙·波伏娃拉皮条）；所有这些人物的缺点似又比不上菲利浦·罗斯对女人的刻薄残忍……”美国文人间的诟骂也追求“刺刀见红”或“一剑封喉”。如享有国际声名的尤西·柯辛斯基，批评菲利浦·罗斯为“肠道秘结”，骂杜鲁门·卡波蒂是个“暗剑伤人的同性恋者”，嘲笑约瑟夫·海勒“只打响一炮”，甚至挖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太超现实，充满迷信意识”。中国文坛未必就没有这样的看法，却没有人敢说出来。柯辛斯基的女友斯泰伯，又说他“是位色欲骑士，把我当作他智力方面的洛丽塔”。看看，美国文坛就是有这么多奇人、怪人、浪人、痴人，写出了那么多惊世之作和令人不无失望之作，在生活中还演绎出了无数惊世骇俗的故事，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

　　人生华妙，色彩纷披，董鼎山浸淫沉潜，胸次包罗，出入文坛，融通中西，清谈娓娓，隽语泱泱，意到笔随，不拘一格，信息量很大，诙谐中又见谨严，客观而又平和地还给中国读者一个真实可信的丰富多彩的美国文坛。在此之前，就像敬畏美国经济的强大一样中国文坛也多多少少的神化了美国文坛。因为他们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多，他们总是得风气之先，引导文法实验、站在世界文学的潮头之上。特别是好莱坞电影的狂轰滥炸，塑造了无数美式英雄，同时也把美国文学发送到世界高空。就像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之前崇敬苏俄文学一样，中国的许多作家开始言必称美国，常把福克纳、海明威挂在嘴边了。

　　但又不能不承认这是一部分寸得当、机智融圆的书。它涉及了当今美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坛上的诸多恩怨是非、悬案谜团，甚至是“花边和幕后新闻”，文坛原本就十分地敏感和脆弱，董先生又偏偏往上面投放显影液、胡椒粉和辣子面儿，却不必担心会引起诉讼之类的事端。可见作者笔端的功夫是何等老辣，当然也跟美国文坛的承受力较强有关。

　　董鼎山用两三千字，最多不过四五千字的篇幅就能清畅条达，论理透彻地介绍一个作家的一生及其著述，这就叫遐搜博采，厚积薄发。中国文坛上也应该有一个这样的人物，不是刻板的专门评论家，也不是专职小说家，却踏踏实实地读书，做评论家和小说家都没有做的事情，公允而智慧地评书、论人、说事，浑然融为一体，包孕文坛万汇，留下一段段文坛史话，岂不也是一桩美事？

　　2007年7月 蒋子龙文集.13，评与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