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行”这个词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有点变味了，一提起它就让人敏感，神经兮兮。从前一说到游行，那可是让人立刻就想到解放军进城、开国大典……恢宏，壮观，热烈，振奋，荣耀……

　　1959年10月1日，天津市要在海河东侧的中心广场举行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游行。市里提前好几个月就下通知，有头有脸的大单位为了能够争取到参加游行的资格，抢破了脑袋。我们厂是全市重型机械行业的老大，最后争取到出一辆彩车参加游行，彩车上要载着我们厂最拿手的产品，除司机以外还可以再跟一个人。于是，在我们厂内又展开了激烈竞争，各车间都希望拿自己的产品去参加游行……

　　那时我刚从技校毕业不久，学的是热处理，分配到水压车间，业余爱好是写小说。但对什么是小说却又搞不太清楚，唯一的特点是胆子大，敢写。当时全国重工业的热点是造万吨轮和大型内燃机车，无论是巨轮或内燃机车，其心脏是发动机，发动机的脊梁是一根大型的六拐曲轴。锻造这种曲轴的任务就交给了我们车间，在当时这可是尖端产品，几次试锻都没有成功……

　　产品的实验失败却给了我写作的“灵感”，便根据曲轴试锻的情况写了一篇自认为是小说的东西。由于不懂投稿的规矩，没有寄给文艺部，信封上只写了《天津日报》。到9月下旬的一天，市委机关报居然在头版头条把我的小说当通讯给登了出来，那是我的名字第一次印成铅字，却着实地把我给害惨了。稿子里提到的厂名、车间名以及曲轴的名称都是真的，而车间主任、工程师、厂长的名字都是虚构的，我在小说里还“颠倒黑白”地大写特写曲轴试锻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功……

　　可想而知，这篇东西在工厂引起大哗，友好一点的说我“真能写”，刻薄一点的说我是“吃铁丝尿笊篱——瞎编”！我□等着领导找我谈话呢，岂料厂长冯文彬，竟将错就错地决定到国庆节的时候让我跟着彩车去参加游行，彩车上就要放六拐曲轴，如果实验还不成功，宁可放弃参加游行的机会。

　　这下更惹得全厂的人都在骂我了，外车间的人出于妒忌大说怪话：光是在厂里低头干活没有用，要想出头还得会到报纸上乱吹。本车间的人也怪我瞎吹招祸，到国庆那一天若拿不出曲轴怎么办？这时候有厂部的人告诉我，那篇稿子的发表并不像我想象得那么简单。我可以乱投稿，报纸却不会乱发表。报社将稿子打出清样后寄给工厂审核，是冯厂长签了同意并让办公室盖上工厂的大印。

　　冯文彬毕竟是参加过长征的人物，指挥攻坚战确有一套，离国庆节还有三天的时候，他来到我们车间的两千五百吨水压机跟前，搬了把椅子一坐。很快，厂部分管生产的副厂长、生产科长、设备科长、总工程师……凡跟曲轴有关的各路人马都跑到现场来了，曲轴试锻真是要风得风，要雨有雨。在此后的三天三夜里，冯厂长一步也没有离开过水压机，他说话不多，就在那儿稳稳地坐着，我没见他吃过东西，更没见他打过哈欠，老是那么精气神十足，其他人却忙得脚丫子朝天。到10月1日的凌晨两点多种，六拐曲轴锻造成功，放凉以后吊上彩车，用铁丝固定好，参加试锻的全体人员站在车间大门口送我护着曲轴出发。

　　一个刚进厂不久的年轻人享此殊荣，可算出足了风头。我坐在驾驶楼子里兴奋异常，是第一次尝受虚构带来的荣誉，可谓因祸得福……我们赶到游行的集合地点才刚刚五点钟，司机叫郭启厚，人称“郭傻子”，其实他能说会道，比谁都精。他说我编瞎话露了脸，应该请客给他买早点。我心里高兴，还答应中午回厂后送给他一个高温车间的保健菜条。我下车按郭傻子的要求给他买了两个馒头一包炒花生仁，给自己买了四两大饼夹炸糕。回到车上香香甜甜地吞下去之后，眼皮可就睁不开了，我告诉郭傻子，游行开始的时候喊醒我，脑袋舒舒服服地往后一靠就没有意识了……

　　到我被喊醒的时候，已经是中午回到厂子里了。我想郭傻子如果不是惦记着我答应给他一个高温菜条，说不定他还不会喊醒我。这时候轮上我犯傻了，用当时的话说，能参加国庆游行是极大的荣誉，押彩车的任务本应该是厂级干部的事，顶不济也得是车间主任去，歪打正着地轮上了我，全厂职工都盯着哪，我却既没“游”也没“行”，整整睡了一上午，什么都没看到。自己遗憾不用说，怎么跟厂部和车间交代？

　　心里恼怒就怪罪郭傻子，他说：我喊你了，喊不醒你能怪谁？不信我有证据，每喊你一次就用钢笔在你脸上画一道……他把我拉到镜子跟前一照，左脸颊上果然被画了好几条蓝道道儿。我仍旧埋怨他：这怎么向厂部汇报呢？郭傻子幸灾乐祸地说，你不是能胡编吗？

　　被他这一骂我又有了灵感，你把游行的全过程跟我说一遍，否则我就不给你买菜。

　　最后我还是如实向厂部汇报了游行睡觉的事，冯厂长哈哈大笑，一摆手给了我三天假。到底是大人物，处理问题的方式就是不一般。

　　1999年10月1日 蒋子龙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