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自行车和驾驶汽车的感觉，应该是天差地别的。只有傻子才会问：汽车快，还是自行车快？可当年我从家里（位于天津市西头的黄河道西端）骑自行车到上班的工厂（位于天津市北郊的北仓），一个小时零一刻钟，轻轻松松。二〇〇九年我乘专派的汽车去老工厂，也是从跟黄河道交叉的红旗路出发，距离相差没几步，却走了一个半小时，你说哪个快？

　　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期，物质极端匮乏，上班的时候听到谁说哪儿在卸菠菜，或哪儿来了咸带鱼，下班后便骑车直奔那些地方，比如东北角副食店、大沽路菜市场、南开掩骨会副食店……把当时全市最大的几家副食店都逛一遍，然后再回家。那时候骑着自行车反而觉得天津市很小，在全市兜一圈儿跟闹着玩儿似的。现在坐着汽车反而觉得城市大得邪乎，再兜那么一圈连想想都发怵。

　　汽车的本质有魔性，在夜静更深、路旷人稀的时候，它的优势才会显现出来。而自行车的本质是快乐，健康自然，自由自在，自得其乐。但眼下还能享受这种自行车快乐的人，多在六十岁以上和六岁以下。六岁以下的孩子刚开始学骑车，兴趣正浓。六十岁以上的人心态容易平和，对自行车往往怀有很深的感情，大半生许多美好的记忆都跟自行车有关。

　　一九六一年秋天，我在部队的顶头上司张中尉，要到天津相亲，提出如果我能陪他来就给我几天探亲假。这种能成人之美的好事乐事，我怎会拒绝？回到天津的当天，用我哥的车子练习了一晚上，第二天哥哥又给张中尉借了一辆车，我仗着身高腿长，晃晃悠悠地带着他顺利完成了相亲任务。其实在那个年代，我自己生活中的一些关键时刻，也都倚仗自行车。

　　两个孩子就都是我用自行车给颠下来的，也是用自行车驮回家的。为什么要这么说呢？老大出生前，妻子没有经验，当有感觉时似乎已经很紧急了，我用自行车驮着妻子由黄河道直奔市里的医院，已是晚上九点多钟，当时路灯昏暗，有些地段还没有路灯，我心急火燎将车蹬得飞快，好不容易赶到南开医院，医生照例刚要做产前检查，却连忙大呼小叫起来：“快进产房，孩子都快出来了！”

　　三天后妻子抱着儿子坐在后座架上，自行车优哉游哉地把已经变成三口的一家人载回家。生女儿时也是如法炮制。所以我一直钟情有大梁的二八型男车，一家四口赶上节假日集体出行，比如去公园、看电影等，自行车就是我们家的“专车”。儿子坐在前边的大梁上，妻子抱着女儿坐在后面，孩子们或一路高歌，或说说笑笑，也很开心。

　　以后写作成个事了，约稿的很多，把全部业余时间都搭上还不够，可每天却要在上下班的路上浪费两个多小时……不知不觉就养成一个习惯，一骑上自行车，两只脚一转，我的脑子就跟着转，想昨天晚上写的稿子，或构思新作品，且常有好点子和好句子冒出来。我创作呈“喷发”期的那个阶段，有许多作品都是在自行车上构思出来的。这个“骑车构思”的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

　　一九七九年夏天，由于发在《人民文学》上的《乔厂长上任记》又引起轩然大波，天天处于批判之中，我身心俱疲，创作也处于停顿状态。有一天我骑着自行车瞎转悠，看到海河里有游泳的，便穿着裤子跳了下去。游了一个多小时上来，无比痛快，像从里到外都被清洗了一样，清清爽爽。从那天起我就天天骑着车去游泳，天冷以后随着泳友进了室内游泳馆，一游就是三十多年，直“痛快”到今天。应该说我有今天的精神和健康，也拜自行车和那一池子水所赐。

　　我的标杆是跟我一起“下水”的老泳友林开明，他今年已经八十六岁了，每天早晨还骑着自行车去游泳。他之所以一直坚持骑车和游泳，也相信是得益于骑车和游泳。二〇〇九年的冬天雪比较多，雪后的早晨我骑车去游泳馆被摔了两回，于是进馆后请教老林：“您摔跤了没有？”他说没有。我竖起大拇指：“还是您厉害！”

　　我告诉他我每次雪后骑车总要挨摔，主要是偷懒，看到危险的路段也不想下车。

　　他说：“雪后摔跤是年轻的表现，我前些年雪后骑车也摔跤，摔了没关系，爬起来再骑，不怕摔说明还禁得住摔，摔得起。现在可不敢摔了，一看到前面路不好，就乖乖地下来推着走。雪地推车也是一种本事，是很好的锻炼。”

　　真是妙论。我也对他说：“能骑车就不老，您雪后还能来游泳，还能在雪地推车，就更是老当益壮的表现！”

　　自行车，才是中国人人都能坐得起的“专车”。

　　2011年1月 蒋子龙文集.14，人生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