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跟文学都有联系，文明人类的生活是离不开文学的。但我是由于文学给自己带来了灾难，赌着一口气开始注意文学的。一九五七年我正上初中，我很崇敬的一位老师突然被打成了“右派”，她的一条罪状是向学生灌输丁玲的“一本书主义”。私下里同学们议论这件事，我也讲：丁玲的“一本书主义”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曹雪芹不就是写了一本《红楼梦》吗？中国有成千上万的作家，要是每个作家能写出一本像《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那样的好书，也很了不起了。当时，有两个同学跑到团总支告了我一状。团总支召开团员大会把我批了一通。那两个同学批得最狠，而且大加发挥，说我想当作家，还想写一本书，成名成家。

　　跟着把我的班主席的职务也撤掉了，调到另一个班只挂个团分支委员的名。从此我的一言一行都受到那些好学生的监视。我到图书馆借了本书，第二天团总支的老师就知道了，那个告状的同学在会上批我：“蒋子龙专看巴金的《家》，他还说很欣赏。”当时，真把我气坏了。我还没有走上社会，却已经感到了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做人的艰难。其实，当时我的志愿是想当一个机器匠。我是靠哥哥的工资上学的，生活很困难，要不是他的阻拦，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就去工厂当学徒了。我上初中时作文是很一般的，十几门功课大都是五分，唯有作文，多数是四分，得五分的时候很少。由于他们会上会下，造了我很多谣言，讽刺挖苦，说我没有镜子也应该撒泡尿照照自己的模样，还想当作家？语文老师也说，如果我们班里能出三十个作家的话（班里共四十五名学生），也轮不上蒋子龙。在那段时间里，我差点没被气疯，得了肺结核，吐了血。但我瞒住了家里，没吃一片药，没吃一口营养饭。拼命看小说，一没有人就写稿子，甚至有时在上自习课的时候，也以写作业为幌子，偷偷在练习本上写小说。他们把我骂得一钱不值，我本来就没想当作家，现在却非当不可了。就是成不了“家”，哪怕发表一篇作品，也气气那些人！我写了不少稿子，在寄走时都注明：要用就用，不用千万别退稿。我怕透露风声，又被人抓住辫子。所有寄走的稿子都石沉大海，一篇也没登出来。我明白了，自己的确不是当作家的材料，丁玲的“一本书主义”真对，写一篇都这么难，何况写一本书呢！但是，我和文学却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初中毕业后进工厂当学徒，如愿以偿。我天生是个当工人的材料，对技术有特殊的感情，学徒还没出师就当了组长，肺病也不治自好。但是，要不叫我看小说也是不行的。我的一个师傅说我将来一定是个好手艺人，能当个大工匠。但是对文学的兴趣很可能要拉我的后腿，闹不好会鸡飞蛋打。当时我没听他的话，我不想给自己的将来算命。但是到以后想起来，师傅的话非常有道理，很有远见。要搞文学，哪怕是个业余文学爱好者，也要付出一定代价。而我认为，这些代价，这些生活上的种种磨难，对像我这样一个缺乏才气的，脑子比较笨而又想搞写作的人来说，似乎是不可少的。我所以能够写出点东西（且不管这些东西能不能进文学的大雅之堂），完全是靠生活的推动。我下的是笨功夫，用的是笨办法。高超的技巧，我至今也没学会几手。这是我致命的弱点，我现在正努力克服它。当然，一生都很顺顺当当的风流才子，也是有的。那是另一种作家类型，跟我无关，不敢妄谈。

　　一九六〇年，我从工厂参军来到部队，当的又是技术兵，技术性很强，知道的事情也比较多。我是个班长，业务压力很大，没有时间看小说了。资料室里只有技术书，没有文学书籍，实在把我憋坏了。有一次晚上看完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回到作业室，我忍不住在技术笔记的封底上写了几句感想，被副大队长看见，叫我站起来挨了好一顿训。我的班在考核时从理论到实践，人人都是五分，满堂红。还出了一个标兵。政办室（政治工作办公室）叫我写一个材料，没想到几天后这个材料在报纸上登出来了。政治干事叫我写这个材料的时候，并没有提是给报社写稿。我真是大喜过望，觉得发表作品一点也不难，这不是不知不觉就登出来了吗？

　　这虽然是一篇小小的通讯，根本算不上文学作品，但对我一生和文学发生关系，却起了重要作用。什么当特级技术能手呀，什么服役期满后升军官呀，对我都没有吸引力，唯一吸引我的就是稿纸和笔。不热爱文学的人很难设想他会成为作家。只有情不自禁地想去从事文学创作活动，才能迈开脚步，很可能这种情不自禁也是自不量力的。但是，“热爱是最好的老师”。爱好，并不等于擅长，而擅长必定是先有爱好。当时部队上是很严的，一个星期只有星期六晚上的时间可以由自己支配，星期天白天要帮厨，学雷锋做好事，晚上就归队开生活会。我平时不仅把自己的业务工作做好，而且把班里的工作抓得很紧，不让别人说闲话，也不让任何人看出来我有“不务正业”的打算。每到星期六的晚上，躲到宣传队放乐器的小屋里，一干就到夜里两三点钟，甚至干个通宵。有时写着写着就困了，写不下去了，很想扔下笔回宿舍去睡觉。但立刻意识到，这是惰性在作怪。我又重新拿起笔，坚决写到原计划写到的那个地方再休息。哪怕找不到好情节、好的句子，用最一般的情节、最一般的话也写到那个地方。这就锻炼了毅力，逐渐克服了写作上的惰性。虽然这个时期我写的东西仍然废品多成品少，但是搞创作所必不可少的那些精神素质，如：韧劲、无休止地吃苦耐劳的精神、顽强的意志等等，我都多少具备了一点。还应该特别提一提的是，当时我们大队有个写诗的同志，年纪和我差不多，当时已经能够到处发表作品。我从他身上学到了不少宝贵的东西，学他平时怎样接人待事，怎样观察生活，怎样提炼素材。每到星期六的晚上，只要他的屋里亮着灯，我就决不休息。

　　一九六四年我的散文登上了《光明日报》。一九六五年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搞业余创作的这条路，我是注定要走下去了。如果文学真有个大门的话，那么立志是迈进这个大门的左脚，信心是迈进这个大门的右脚。一般说来，只有首先相信自己会写出东西，才有可能真的写出东西。创作只有通过进取的精神状态才能取得成功。而提高自信心，就能变得更富有创造性。这也顾虑，那也担心，灰心气馁，自暴自弃的人，是绝对不会有什么创造的。

　　搞创作应该学竹笋破土而出，硬往上挤。当然不是削尖脑袋硬往作家的行列里挤。而是拿出自己的作品，用自己的色彩、感情、风格，在文学的大森林里冒出芽，长出一枝。一个生命，它诞生了，就有诞生的原因和存在的道理。不怕人嘲笑，首先自己不嘲笑自己。一个有志于文学创作的人，尤其应该从自己的眼前，顽强地踩出一条道路；认真地观察、熟悉自己所处的现实环境，挖掘、提炼；喊出自己的声音，有真情实感才会有真文章。基于以上这些，我才有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的那些作品。那些作品不是什么成功之作，但却是我走向文学道路的深深脚印……

　　1981年3月 蒋子龙文集.14，人生笔记